西洋血泪 ——谨以此文献给“一战”殉难华工

摘要：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在满清甫亡、民国肇立、军阀割据、外寇侵扰、新政不稳的动荡时期。久贫积弱的中国毫无国际地位可言。发生在遥远欧洲的这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世界霸权的非正义战争，本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然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下，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段祺瑞秉承日本旨意，于1917年12月，决定对德宣战并密令沿海各省招募华工直接参加战争，致使战争祸及中国同胞，给国家和民众造成深重灾难。作者在深入民间采访的基础上，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揭开了被历史尘埃湮灭近百年的那段血泪历史。 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在满清甫亡、民国肇立、军阀割据、外寇侵扰、新政不稳的动荡时期。久贫积弱的中国毫无国际地位可言。发生在遥远欧洲的这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世界霸权的非正义战争，本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然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下，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段祺瑞秉承日本旨意，于1917年12月，决定对德宣战并密令沿海各省招募华工直接参加战争，致使战争祸及中国同胞，给国家和民众造成深重灾难。
　　 当时，周村地区为英美教会范围，他们直接插手中国外交事务，大量招募华工运往西欧战场。周村成为“一战”的重灾区。这段历史湮没了近百年，参战的当事人已逝世，但战争造成的灾难阴影仍然笼罩在他们子孙的心头。
　　 近年来，笔者在业余时间对周村地区华工参加“一战”情况，作了调查了解，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激发人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不忘国耻，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正义感情，撰写此文。
　　 【招募华工】
　　 使中国决定参战的直接原因是德、日利益在山东省的冲突。日本为了借机扩充势力，把德国势力赶走，独霸山东，就怂恿亲日的段祺瑞对德宣战。1917年1月13日，北京政府密函山东、河北等省办理俄、法两国派员来华招募华工事宜。随即，2月5日北京政府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参加欧战问题。虽然遭到了当时的总统黎元洪的强烈反对，引发府院之争，但未能阻挡中国参战。3月9日，孙中山先生致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仍扭转不了段祺瑞一意孤行。
　　 招募华工的密令传到山东，山东当局把招工的重点放在青岛、泰安、周村等沿海、沿铁路线地区。这些地区都有英美教会势力，他们直接插手招工事务。周村的基督教牧师潘亨利总负责周村地区招募华工。“周村地区”的概念，经调查，不仅局限于现在周村区的地域，我们在以周村为中心的30公里的半径内，走访了上百个村子，几乎村村都有华工参战，老百姓俗称“下西洋”。可涉及现在邹平、桓台、章丘、淄川、张店、博山、临淄等区、县。现在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津津乐道地讲出一段他们村某老人“下西洋”的奇闻轶事。从走访到的村子情况推测，以周村为中心2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村庄都可能有华工参加欧战，村庄数能达到500个以上，人员不下2000口，大村多达十人，小村至少一人。如据彭阳乡彭家村84岁的孙义文口述，他们村当时只有千余人，却有亓振雷、王承太、彭思玉等五人下西洋；南闫镇谢家村有李景珍等14人。当时英国人是为法国招的华工，为了“协约国”的共同利益，潘亨利牧师很卖力气。当时通讯工具不方便，信息渠道少，他们除了大集上亲自出动宣传外，还利用行政手段，教友关系，广泛发动，达到家喻户晓，据说不亚于1950年代“抗美援朝”征招志愿军的力度。调查发现，应征参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贫苦农民，他们无地或少地，以扛长工打短工为生，挣扎在死亡线上。谁都知道上战场面临的是死亡，或伤残，但为生活所迫，还是有众多的人冒险应征。据说待遇优厚，在周村火车站设报名处，只要报上名签字画押编人名册，就能当场领到120块银元，名曰安家费。并发一个小本子，以后由家属每月到周村火车站领十块银元，本人在外管吃管穿，每月发相当十二块大洋的津贴。贫穷人家几辈子也积攒不上百十块银元，哪见过这种诱惑，为了全家人的生存，只好忍分离之痛，失子之悲送亲人上战火纷飞生死未卜的战场。只十余天时间，潘亨利就募工2000余人。
　　 一九一七年阴历二月初，周村地区华工2000千人，在周村火车站集结乘火车去青岛转舰船赴法。他们当时是怀着“此次一去不复返”的心态离家的。全家老幼相扶相搀，抱头痛哭送亲人上火车，火车站广场，哭声震天动地。东塘坞村王方忠的妻子踮着小脚、抱着孩子，一路大哭送别丈夫，目随着火车走出老远。
　　 【艰难旅途】
　　 周村华工在青岛港分乘英、法军舰，每舰三百至六百余人，编队出发。按军队编制编队管理，每舰为一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每中队分三小队。在每个人的手腕子上焊上一只铁镯子，铁镯子上编有号码，此后，只喊号，不叫名。从华工中挑选精明干练之人任队长。他们航行的路线是经香港、西贡、新加坡、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南非好望角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历时75天，航程三万多华里。
　　 华工在途中受尽煎熬，病死很多。他们绝大多数自小务农，未出过远门，更谈不上乘船航行，多数人晕船，吃不下饭，更为折磨人的是海上单调乏味的环境和离乡思亲之苦，几乎每个人都生病。有的得了传染病，得了传染病的重病号被隔离在船尾，一旦死去就被扔下大海，有的还未死去也被扔入海里；更为残酷的是航队时时受到德军潜艇的袭击。有一艘运送华工英舰被德军地击沉，500多名华工遇难。我华工中途遇难、病死者多达十分之一以上。李大钊在《布尔会维克的胜利》一文中说：“华工中途遇难死于潜艇袭击，有案可查者三千多人。”能安全到达目的地，又顺利返回祖国与亲人团聚者，实属万幸。
　　 【战场遭遇】
　　 中国劳工被运到欧洲战场，大多数被派到法国，也有去英国、意大利的。如从张店招募的一批500余人就被送到意大利种田。周村地区的大队到了法国。华工的主要任务是辅助正面战场承担运粮草、运弹药、抬伤员、埋死尸、挖战壕、修工事等任务。又苦又累，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周村地区华工到达法国时，正是凡尔登战役的关键时期。凡尔登是法国东北部的城市和要塞。从1916年2月起，德军发动进攻，英、法军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一年半，我华工到达时，正是战争僵持阶段，华工的参战给英、法军以巨大激励和支援。1917年9月中旬凡尔登战役结束，以同盟国阵线崩溃而告终。是“一战”中的决定性战役。参战双方死伤30余万人，华工参战仅两月，死伤百人之多。
　　 这场战役的酷烈程度是空前的。“一战”是人类战争史上从冷兵器转向火药武器的关键时期，大量的新式武器制造出来用于战争。如飞机、坦克、地雷、大口径远射程大炮都是第一次使用。参战华工领队李景珍曾向其子孙讲述战争场面，说飞机飞得很低，投下一片炸弹，不慌不忙地飞走。华工刚去时，没见过飞机，飞机来了并不十分害怕，也不会躲闲，结果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炸伤很多人。炮弹在空中纷飞，铁轨被炸得扭成麻花状，火花一片。有天晚上，德军的炮弹落到我华工睡觉的帐蓬炸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谢家村的刘勾子鱼（绰号），另一个是黄甲渡口的梁三瞎子（绰号）。还有十余人被炮弹掀起的土浪埋住，幸被战友们扒出来，才未被憋死。
　　 华工在外国军人眼中是下等人，人格得不到尊重。到了国外，外国人又在他们左前臂上刺上蓝色印记，编上号码。干最苦最危险的活，吃最差的饭食。英、法军缴获了大量德军武器，交给华工看守、擦拭。华工彭思玉生前常向村里人讲，那大炮支起来比屋脊还高，炮筒子粗得像小瓮，擦炮时用绳子拴住一个人的腰，两个人从炮口送进去，抱着一床被子在炮筒里面擦。
　　 法国的冬天奇冷，华工的冬衣得不到及时供应，他们从死尸身上抽下裹尸毛毯披在向丰御寒。食物无保障，有时到农田里拣拾蚕豆充饥，有时喝弹坑中的水，喝干后竟有一具尸体。有的被冻伤，落下终身残疾。凡尔登战役结束后，大批华工被驱赶去打扫战场，有的抬死尸埋死尸；有的填平炮弹坑，拆除工事。有的一人拖块大磁铁，来回拖拉，清扫炸弹碎屑，一天能装几汽车。清扫战场中，有不少华工被地雷炸死、炸伤。
　　 第二年春天，战役间隙，大批华工被分到几个省份帮法国人做工、种地。法国成年男子被征兵参战，农田少人耕种。法国已经使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华工们第一次见到机器种地，很新奇。一些大胆机灵的学会了操作机器，帮了法国农民的大忙，受到了他们的赞扬，盛情款待华工，召开了各种联谊晚会。这期间，一些法国女人对有的华工产生了爱慕之情，暗中相好同居。个别华工在回国时已经与法国妇女生了小孩，乐不思蜀，定居异域。如邹平西董台头村的张鹏远，与一法国姑娘结婚生子，不愿回家，取得了在法国的居留权，在1970年代曾寄回法郎给兄长。
　　 1918年上半年，法国战事趋缓，大批华工又被分别派往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参战，担负了繁重的战争后勤任务，作出了巨大牺牲。在欧洲的五个国家都有专门埋藏华工的公墓，达十余处。周村南郊大庄村的陈成修患重病，红十字会医务人员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用刀在其背上划上了个“十”字，挤放出血，竟奇迹般的生还，十字形刀痕伴其终生。
　　 【胜利返乡】
　　 1918年11月11日，“一战”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经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胜利而告结束，中国成为72个协约国之一。国内各高等学府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蔡元培演说《劳工神圣》，对德国战败而欢欣鼓舞，称这次战争的胜利为“公理的胜利”。北京政府派出外交总长为首的代表团赴法出席“巴黎和会”，广州军政府也派王正延出席。“巴黎和会”实际上由英、法操纵一切，他们无视中国劳动对欧战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协约国”的应有地拉没有得到尊重。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只允许中国派两位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在会上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主张，强烈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和“二十一条”，收回山东被日本夺去的一切权利，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及胶济铁路直接归还中国。这一正义要求竟遭到英、法、日等国的拒绝。然而腐败无能的北洋军政府，竟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集会游行遭到镇压，激起全国公愤，引起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工人罢工。旅法华工集会，通电支持学生运动。6月10日北洋军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的职务。6月28日指示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是为“五?四”运动。
　　 7月7日，旅法中华工团在马赛成立。参战华工选代表参加旅法工团，周村地区有三人参加。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广大华工争取维护在欧正当利益不受损害，并参加了法国战后重建。这一时期，“巴黎和会”后华工的地位较前上升，待遇提高。英、法政府对化工在欧战中的表现和贡献给予肯定和表彰。对部分表现突出的华工授予了乔治五世“骑士勋章”。周村的李景珍后人现在仍保存一枚。勋章为铜质、圆形，直径35毫米，正面为英王乔治五世侧面头像，反面为一骑士骑一匹扬蹄昂首的战马，标有“一战”时间“1914—1918”。因有的华工没有文化，不知道这枚勋章的重要性和价值，被外国人以很少的钱买了去，带回国地很少，现存世者十分罕见。
　　 自1919年3月份开始，中国参战华工陆续分批回国，共分20批，至年底结束。回国时由于不用躲避德军的袭击，通过苏伊士运河航行，日期缩短了一倍多，只用36天就到达上海港。但在海上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表现的则更加强烈。有的华工患了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疾患，嫌怀表走得慢，气得扔到海里。
　　 华工们回国后用卖身钱购置了几亩地，维持生计，但没有藉此发家致富者，该穷的还是穷。周村南郊安家村安奎章用一块金怀表换了三亩菜田。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娶妻生子而断后。但他们的传奇经历在周村地区广为流传。法国于1998年在巴黎为死难华工建纪念碑，以永久纪念为法国人民作出牺牲的中国劳工。北京电影制片厂亦拍成电影《我的一九一九》，去年7月又拍成电视剧。作为华工家乡的人民，更应该记住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和这些理应受到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