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和浩然，他们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

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8月24日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魏巍去世后的几天里，网上出现了许多否定魏巍文学成就的言论，其中不乏一些年轻的学者和作家，有的一并连浩然也连带上，他们基于巍巍、浩然作品里蕴涵的政治性和时代烙印，以及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全盘否定魏巍、浩然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甚至不承认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这种偏激的观点，实在有些狂妄和无知。
　　 什么是真正的作家，什么是人民的作家，笔者认为要具备以下三点：
　　 首先，作家必须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融于时代的大潮中。作家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的兴衰利弊，反映人民的心声，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魏巍、浩然的作品，如《东方》、《艳阳天》，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的政治性和局限性，但都是作家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呕心力作，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他们都是为人民大众立传。相比于当前那些花前月下、营营苟苟、荒诞废颓，却以人性、民主为幌子的小资作品和异类文风，魏巍、浩然的作品显得尤其厚重并令人深思。
　　 其次，作家必须说真话，写自己真实的感受，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这一点，正是决定魏巍、浩然他们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有良心的人民作家的关键。众所周知，中国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特别是“文革”十年，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一个高度闭关自守、思想禁锢的时代。红色年代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毛主席的话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人民为自己的领袖，为历经万难得以解放的祖国而欢欣鼓舞，充满斗志。这种近乎愚昧的忠诚和执着，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理解和体会到的。魏巍、浩然他们身处那个红色时代的海洋，作为人民的一员，同样会充满“革命的激情”。而他们是作家，于是他们就用笔来抒发心胸，来讴歌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讴歌那个时代的红色潮流和在红色潮流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正如陆天明在他的博客里所写：“魏巍在功成名就后，居然还能埋下头，用二十年的时间（1958—1978年）来写他的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这在中国文坛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在这二十年里，魏巍成了部长，当了高官，却仍然坚持着写作，即使他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尽的冲击和无穷折磨，他仍继续坚持写这部巨著……他是真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啊，他是真想通过自己的创作，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军队，自己所依赖的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啊……”而浩然，更是将自己扎根在山东昌乐农村里的所见、所感、所思、所盼倾注于《艳阳天》一书中，我们从小说中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政治色彩里，已然看到的是可信可爱的农民形象和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风云滚流的画面，感受到的是一种坚强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
　　 虽然现在看来，他们的作品，特别是浩然的作品有着不可抹去的政治色彩和局限性，但那是时代造成的，不是魏巍、浩然的错。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那就是他们写的都是最普通的人民大众，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最真实的思想，而不是某些人冠以的“阿谀奉承”之作。
　　 再次，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有精神有灵魂的作品就是成功的作品。不管魏巍、浩然的作品有着怎样的局限性，但我们现在再读他们的小说，无论是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东方》，还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客观上都会让我们，特别是让80后的年轻人对作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感受到了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挚热情怀和坚定信仰，因为他们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也许正是他们的作品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痕，才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具有历史感，而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他们作品里彰显的历史感会更加厚重，更加耐人品读。
　　 我们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因为否定那段历史，就连真实记录那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和作者一概否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任何文学作品，在历经一定的时间后再看，都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也逃脱不了这一点，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的思想在不断求索中更加成熟。我们难道会因此而否定四大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吗？会因此而否定曹雪芹、施耐庵们的文学成就吗？当然不能。
　　 魏巍和浩然，他们把自己置于时代的浪尖上，用自己挚诚的心怀和全部的精力，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部记录时代风云，反映人民大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家除了路遥，在当今缺乏信仰与灵魂的文坛还有几人？他们，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敬重和怀念吗？
　　 （写于2008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