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村史话

【西方宗教组织的进入对周村商埠文化的影响】
　　 周村的西方宗教组织主要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自19世纪下半叶进入周村地区。1876年天主教首先在周村城南韩家窝村传播，韩家窝村原有七户农民信奉“一炷香”道会门，受临淄天主教徒刘玉秀影响而集体改信天主教。随着1904年胶济铁路的开通和周村开埠，天主教势力从邹平，济南，桓台，张店等地纷纷进入周村，在周村购地修建教堂发展教徒。1920年，建立周村教区，成为鲁中地区天主教会的领导中心。
　　 1886年，基督教传教士蔚蓝光从邹平来到周村首次传播基督教。
　　 外国宗教势力在周村传播的初期，均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尤其是“义和团”运动期间。韩家窝韩姓村民为维护本族祖茔风水，曾与教徒打过13年官司，以至最后发生血案。但是后来随着教会采取的“救灾赈粮”、“救死扶伤”、“传播文明”、“兴办学校”等手段，逐渐赢得了民心，信众迅猛增长，到1930年代各教会教徒发展到数千人，遍布周村城乡，涉及各行各业。
　　 西教的传播，对周村民众的社会生活、文化教育和行为习惯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兴办学校。
　　 1928年，天主教张店宗座监牧区监牧杨光被在周村购置了宝丰公司，加以扩建，建立教会学校培德女子中学。1936年，将女子培德中学改为男女兼收的培德中学，面向社会招生。1906年，基督教在邹平建立“光被学堂”，1916年迁来周村，演变为后来的淄博六中。
　　 兴办医院及慈善机构。
　　 早在传教初期，教会就利用义诊舍药等手段为普通民众诊病看病，借以发展教徒。随着势力的扩大，他们开始兴办正规医院。1928年杨光被写信给美国修女总会院要求在周村开设“圣心诊所”和修女总会院周村分院，要求被美国修女总会院批准。遂于1935年在中和街兴建三层大楼一座来建立“圣心诊疗所”。1908年秋，基督教会在周村东门外购得土地一处，建成正规化医院一处定名“复育医院”，1915年，基督教把在邹平的教会医院“施医医院”迁来周村，与周村的“复育医院”合并，规模更加壮大。1948年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成立周村区人民医院。同时，教会还建立了“孤儿院”、“育婴堂”、“难民救济所”、“贫儿托养所”等社会性慈善机构。
　　 普及科学常识。
　　 教会很注重科学常识的普及与宣传。基督教在周村传教初期就在长行街南头购得民房一处，建立起自然博物馆和图书报纸阅览室。博物馆内陈列小火车模型、望远镜、地球仪、动物标本等供人参观。图书阅览室则免费供人随便阅览。同时，他们最早把机械化交通工具带进周村。1920年代，教会给每个神甫配备了小轿车和摩托车或机动脚踏车，并有一辆四轮卡车专门采购生活物品。这是周村人见到的最早的机械化交通、运输工具，在山东是最早的城市之一。
　　 创办青年会。
　　 周村基督教青年会是1914年由英籍牧师高膺福等创建。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针对青年开展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性组织，直属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领导，开办费由总会拨款九千元赞助。周村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在礼拜堂东厢房，设有查经房、音乐班、体育班、科学讲座等。一方面传播基督教义，一方面普及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一时会员达到一千余人。
　　 西方宗教势力的进入，在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融合和地区科学文化现代文明的普及，直接影响了周村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
　　
　　 【近代以来外国经济势力的进入对周村商业之影响】
　　 外国经济势力的进入集中为周村开埠以后。1904年，周村被清政府批准自开商埠，同时胶济铁路修通运行，电信业迅速发展，使周村迅速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国内外贸易网。在新兴的贸易往来中，对周村商品经济辐射力最强的为济南和青岛。济南地处胶济和津浦两大铁路交汇处，山东各地货物都以此为转运枢纽，成为全省性的贸易中心市场。而周村离济南只有两个多小时的火车里程。济南的繁盛，必然对周村发生巨大影响。
　　 同时，胶济铁路的修通，使原来是闭塞的渔港码头的青岛，迅速成为山东乃至华北地区的商业中心和物产贸易出入港。青岛港的崛起，给周村的交通运输带来一次大的变化，过去需要从烟台，羊角沟通过小清河水路转运周村的货物，可以直接从青岛由火车运往周村了，省却了费时费工不安全等好多麻烦。
　　 所以，开埠后的周村不但国内贸易激增，国外贸易也随之大增。当时上海的外国洋行三井、怡和、协隆、元芳等都把贸易做到周村。他们把周村的丝绸产品输出到欧美、日本等国家，而把火柴、棉纱、棉布、石油、海产品以及肥皂、毛巾、钟表、玻璃镜子等日用杂货输入。火柴全部由日本输入，棉纱大部由日本输入，市布主要由美国及英国制品。“前年（光绪31年）输入周村的棉布棉纱，以价格计，约有二百万两之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这些商品有的在周村本地市场出售，有的转往山东省内外各地。比如洋布和煤油，从上海运来后，再转输河北等地。“1907年，英美石油公司在青岛建立储油站，随后，又在周村等地建立新的储油站，大量向内地城镇倾销煤油。”（侯颖方、刘学照：《周村开埠后商品经济发展概述》）
　　 洋货的倾销，自然造成了大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失业破产，但是因为周村是自主开埠，而非条约开埠，主要目的是招徕和有系统地管理外商，在自动开埠界内，只准各国洋商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没有任何特权，一切事物管理权均属中国。所以清政府自开商埠举措，对推动周村向现代化迈进，其意义是积极的，其作用是重大的。
　　 首先，外国经济势力的进入，加快了剿丝和丝织业的机械化进程。比如裕厚堂引进法国先进的剿丝机，用大型蒸汽锅炉蒸蚕茧，全厂职工达到一百二三十人，产品全部销往上海。同丰、新记、恒兴大、元丰、慎记等都是先后于民国初年创办的机械化剿丝企业。“同丰厂并附有电灯厂，唯该镇风俗俭朴，所装灯数尤不甚多。现在各厂所用工人，悉为男工。各厂之工价章程，系按月给价。每月每人五六百元，伙食由厂供给。各丝厂之监督工人方法，皆用工头制，每一工作处所，皆有工头，一人指挥督率，各工人每日工作时间约十一小时，所用机械，悉美国蒸汽机。”（张其昀：《山东志》）。这时，不但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机器，近代工厂管理制度也已经初步建立。
　　 再是，一战后随着国际格局改变，日本成为侵华主角，为了赚取更大利益，大力扶持引进丝织品的代替品——纺织品制造工艺，拓展了纺织业的规模和市场。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数千年来负有丝织盛名之周村，畅销土丝之集中市场，而今一变为麻织品之周村，为山东行销日本人造丝之冠军。”（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9》）。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周村手工业、工业生产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深刻影响。
　　 其次，外国经济势力的进入，使周村产生了制帽业、火柴业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开埠后，周村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促使周村很多拥有商业资本的商人，从单纯的商品交换，转变为发料加工，并以此来控制手工业者和家庭劳动，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盛行。最为突出的是制帽业和火柴业。“周村帽庄所制之帽，以泰西段瓜皮帽，黑瓜皮帽为多。各帽庄之制瓜皮帽皆须用分工法，剪料，制纸坯，烫平，装配整理等事，须有男工，缝缀之事，皆须女工。”“周村镇之妇女，凡中小级之户无不做工，但该镇风俗，少年妇女皆不出门，无论何种工事，皆须在家工作，亦或全家同任一种公式，故每庄所需女工虽多三四十人，并不在庄内。”（张其昀：《山东志》）。火柴业的情况类似。例如成立于1922年的位于周村东门外的齐鲁火柴厂，是鲁中地区规模最大的火柴厂，投资总额60万元。“该厂之糊盒工事，亦系女工，将盒料发给乡间，女子在家工作，闻各糊盒女工之住所多距厂十里至二十余里。”（张其昀：《山东志》）。从制帽业和火柴业这些次要的手工业可以看出当时家庭劳动已经非常普遍，这时的家庭手工业劳动的性质已不同于农耕劳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完全受雇于商人，并受商人制约和监督。他们出卖的不是生产品，而是劳动力。工资成为维系商业资本家和家庭劳动者关系的锁链。另外，外国经济势力的进入，也影响了传统榨油业和传统手工织带业向机械化发展。促使一些旧式的手工业采用新技术，新机器提高生产效率，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外国经济势力的进入还促进了周村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丝绸交易和金融贸易。
　　 如以瑞蚨祥、瑞林祥为核心的孟氏商业资本集团，就是在丝绸交易中从一般商人资本中分化出来，改变单纯生产买卖的经营方式，开始以接纳客商、媒介交易、代办购销为主要经营方式发展起来的北方最大的商业民族资本集团。
　　 金融业格局在民国初年的周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古老的票号逐渐衰落，钱庄当铺新式银行乘机兴起。出现银两、铜钱、铜元、银元、小洋、钱票、纸币多种通货流通市场的局面。以交易兑换银钱，规范各种货币兑换比例和利息率，处理同业之间问题纠纷，协调各种矛盾的机构“福德会馆”应运而生。明显带有新式金融组织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