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卖报哥

小城有个卖报哥。小城人都熟悉的，熟悉到就如小城的238路公共汽车，熟悉到熟视无睹，熟悉到没人知道卖报哥姓啥名谁。小城30岁以下的年轻人，自打记事起就见卖报哥满大街吆喝着卖报了。卖报哥从一个嘴上无毛年轻人卖成了一个满头白发胡须皆白的老头，卖报哥从提着篮子卖报到如今推着车子卖报。卖报哥从用自己的嘴吆喝着卖报到如今用上电喇叭吆喝着卖报。卖报哥从吆喝着“电….视….报…下周…..电视报”，到现在用电喇叭吆喝“电视报……还有晨报”。
　　 我在20年以前就注意到卖报哥了。但是那时候我和小城人一样熟视无睹。近年来，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想了解他的冲动。
　　 卖报哥越来越老了，一张黑黄的脸颊，满头沧桑的白发，佝偻着老迈的身躯，推着个小车步履蹒跚，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天准时出现在小城每一个固定的地方。上午九点，可以听到他在东街吆喝卖报的声音，下午四点，又会听到他在北街吆喝卖报的声音。虽是用电喇叭吆喝，可是无疑的是，这声音的确是他自己的录下来的声音，是有气无力底气不足的那种喉头发出来似是痛苦的呻吟的声音。这个声音，每天每天一直在小城的角角落落微弱而又顽强地回响着。不管是在喧嚣的闹市，还是在清冷的小巷，它消解了炎热的阳光，穿透了冷湿的雨雾，一年四季在小城回荡。终于，在昨天我走近了他——谜一样的小城卖报哥。
　　 我买了他一份《知音》。随机有了如下对话。贵姓？姓郭。高寿？58.我感到唐突了，才58岁，不该问高寿的。他又主动告诉我：曾经结过婚，因为自己患有癫痫病，20年前老婆离婚了，带走一个女儿。我问：女儿现在来看你吗？他说，要是我这啥的（土语：现在）有权有势的准会来看我。我这个样子谁会认这个爹呢？问：卖了几年报纸了？26年了。从那年下岗后就买报纸，咱有病啥也干不了了，凑合着挣几个钱，买馍馍，买药吃。我这病一天不吃药也不行啊。一天卖50份报纸，一份报纸挣2毛钱。一天跑40里路啊，挣10块钱。家里还有啥人啊？老娘，老爹都有，一个83，一个82。老娘企业退休一月一千多块钱，老爹和我一样，街道企业破产回家，一分钱没有，全家吃老娘的一千块钱。征得他同意，我随着来到了他的家。
　　 住房是一楼，1970年代小城最早的一种楼房。建筑面积45平方。一室一厅，脏乱不堪。两个老人见儿子领来一个陌生人，甚感惊诧。我赶忙向二位老人鞠躬问好，解释多年见到郭师傅卖报纸，想来家看看。老人都和善，对生活很满足，一个劲感谢政府，感谢居委会。感谢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啊，叫我们过上了好生活。感谢居委会照顾得好啊，每年都送来花生油，还有面粉。我附和着他们的赞扬声，劈啪啪啪地照了若干照片，心里酸酸地，很难过。
　　 夜里久久不能入睡，耳朵里总是回想着一个声音：“电视报，下周电视报”。
　　 卖报歌大名叫郭宝坤，一个很响亮且有文化内涵的名字。
　　
　　 【被烈士的孩子】
　　 深秋的一天，我无意中来到这个深山村。看到了这个“烈士纪念馆”。看到了这个纪念馆，忽然想起了20多年前曾经被媒体宣传过的那个中国最小的烈士。这个小烈士被烧死的那年是1986年，那年他才8岁，比1988年被烧死的小烈士赖宁还小得多，赖宁死时是14岁。不过他不如后来的赖宁在全国名气大。这个孩子叫王勇。事情过去20多年，我已经忘记了当年被当地媒体大力宣传过的这个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孩子原来是这个小山村里的。我忽然看到了这个如今破败不堪的所谓纪念馆，才在大脑里猛地泛起了对这个孩子的记忆。我首先感到的是悲哀。一个8岁的孩子，在懵懂无知中被一场山火夺去了生命。而在死后，又被人树为英雄，在媒体上大肆鼓噪，被追认为“烈士”“英雄少年”，建祠立碑，热闹一阵。只是20多年的岁月，热闹过后，一切归于冷清。孩子死了，“被烈士”“被英雄”，被安上了一些英雄事迹。不过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嘛，他需要的是被爱，被宠，被关照，吃饭，上学，玩耍，在阳光下成长。孩子被烧死应该大人承担责任。他懂得什么是烈士？什么是英雄？如今，这个颓废破败的所谓纪念馆是对孩子的亵渎。
　　 这个孩子如果活着，今年不过34岁。
　　 后来，据说有司下文一律不准组织少年儿童参加诸如扑灭山火等所谓义举。也不提倡学赖宁了。这是用诸多孩子的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虽然晚了一些，终归唤醒了有些人的麻木神经。尊重生命，关爱儿童，是人类的共同感情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