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秋雨散文说开去

摘要：写多了诗词，有点腻味，就读起余秋雨的散文来。记得第一次看余老的文字是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家里的藏书不多，就特别喜欢到前屋的哥哥家里去搜书看 写多了诗词，有点腻味，就读起余秋雨的散文来。记得第一次看余老的文字是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家里的藏书不多，就特别喜欢到前屋的哥哥家里去搜书看，他是村里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书籍比我们家多得多。《文化苦旅》那泛黄旧范的样式，是时光褪尽的童谣，课后我总是蹲坐在门前的石板凳上静静地看，在文字的情愫里跟着作者一起天马行空，做一场畅快淋漓地异域神游。深深钦佩那行云流水般的文笔：那哭诉般的哀愁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那跌宕的韵律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书声与阶下潺潺流水共同起伏着，颤动着，累了，便抬眼看看远处的群峰碧峦，偶尔也有断断续续的鸟叫，叽叽喳喳的，恰好调节了阅读带来的思想上的紧张，直到日落西山，再也看不清书页上的音符为止，沉醉于余老对历史生命那美丽机密地挖掘与烛照，从此对文字有一种莫名的留恋与痴迷。说实话这真的要感谢余老，那一幕幕，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样的场景特别温馨，现在是没有这样干净、纯粹的山村读书环境了，而长大后更多的是心态的异化，读书掺杂了过量的功利成分。
　　 高中在临川读书的时候，是第二次看余老的文集，包括《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但都是在“王猴子”书店买的盗版书，王猴子在临川中学是出了名的，爱看课外书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每次都骑着三轮车在附近几个学校之间来回游荡，车上的录音喇叭歌声嘹亮，时不时爆出一两句幽默的话，总是让过往的行人忍俊不禁。王猴子精明能干，不仅说话幽默，而且热情大方，就算你在车边看上一整天的书，他也不会埋怨你在妨碍其做生意。王猴子特别熟悉市场，书店面积不大，但什么书籍都有，雅俗齐全，古旧相间，而且更换得很快。我书柜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在那里买的，前前后后读过三遍，里面留下了很多阅读时的感悟与碎思，有着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现在读起来都不得不感慨于那时的奇思妙想。不妨也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禁书《金瓶梅》也是在那个时候买的，买的是张竹坡评本，放在枕头下，无聊时就偷偷看一会儿，至于看过多少遍，就真的是心中的秘密了。总之王猴子的移动书摊，使我在枯燥的课本之外，获得诗意的安抚与慰藉。高考的压力，让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走进坚固的囚牢，打磨着你的锐性，抽空你的幻想，融化你的激情。每一次看着试卷上的分数，就像走过荆棘丛林，心在无声的黑暗里剐蹭、破裂，溅出一滩冰冷的死血，脸色如同冬季的月色，白而寒得彻骨，然后一个人躲在某处暗自疗伤、流泪，地上镌刻着一圈斑驳而躁动的投影。
　　 有一天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关书籍，发现余老书中的一处错误，化名王敬轩的人怎么会是刘半农呢？如果是的话，那他怎么和钱玄同“唱双簧”呢？为此跟历史老师探讨起来，后来老师还指出了书中的另一些可疑之处，比如：金圣叹的死因问题；王维送别朋友，在唐朝有没有文章中所说的酒壶这种器皿问题；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有没有到实地考察的问题等等。
　　 日后，在电视、报纸上都会看到些有关余老的各种报道，有人说他曾经署名石一歌，乃上海文革写手中的一大干将，写了批评、污蔑胡适和鲁迅的文章，四人帮一倒台，他就立即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子，并对曾经的领导踢上重重的一脚；他自称“从来不摸电脑，从来不上网”，但是博客里有关批评他的言语，全都被删除，只留下歌功颂德的溢美谄媚之词，就至少说明其欲消除或控制有关他的网络言论。关于他在青歌赛上的雷语频出，更是讨伐声不断，当然还有各种花边新闻。我一直把他当做偶像，这一切使得他的形象在心中一落千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恨，就像看着一座雕像倒塌一样悲伤，难道每个人都逃脱不了“丑陋的中国人”的历史怪圈吗？他日后的文字不免江郎才尽、老态龙钟，一次次声嘶力竭地做着将肤浅的见识和宏大文明相结合的游戏。看上去面红耳赤，实则是心力枯竭的表现。深入骨髓的名利观，谁都会站出来自我辩护，这些言辞深婉感人，看似像维护形象的金刚罩，其实不过是高高举起的遮羞布罢了。每为自己辩护一句，遮羞布便失去一角，背后的灵魂也相应地刀割般痛苦一次，直到赤裸裸麻木不仁地暴露在大家面前，彼此才肯罢休。这些人，不管是炒作还是揭露事实，其实都是为了一口饭吃，不至于让自己没有力气站起来骂别人。
　　 上大学后不久，一晃眼到大二，也就是2012年，那时方舟子与韩寒可谓火得不得了，史称“方韩”之争，一个是打假斗士，一个是青年偶像，热热闹闹，我也不甘落后，一腔热情写了近九千字的《我看方韩之争》，可惜名气不大，没多少人看，没引起多少反响，今日姑且摘录几句，供大家批评。文章的开头是“近数月‘方韩之战’，可谓浓烟滚滚，双方大有拔剑弩张之势，掀起了一场文化界、舆论界、网络媒体空间对真假韩寒、诚信危机、法制与民主、公众人物、商业包装等的大讨论，两名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同台PK，背后都有数百万的粉丝，还有数量更为惊人的中立围观者。一波未平又起一波，铁打的事实与流水的谎言此起彼伏，真可谓‘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双方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拉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口水战，彼此深得“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的舆论宣传要义，极具鼓动力，吸引力。那么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场大战呢?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我们又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做没有思想的‘墙头草’。”我在文中告诫方舟子“首先要‘以责人之心责己’保持自己‘打假斗士’的美誉，而不是又出现一个文化界的文强。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赞誉，更是要警惕，当你心中浮现物欲、情欲的邪念时，你应该立即警觉，应该清醒地知道路金波商业包装的后果，理智地阻止这种欲念的产生。要更加凝神、聚气地专注于学术，而不是到处宣扬与炫耀所谓的打假手段。不要陷入‘工于论人者，察己常疏’的怪圈，应该学习刘半农与钱玄同‘唱双簧’的方法，探讨新旧文化之间的得失。”
　　 这些文字我自以为比较客观公正，其实也不过是在精心地组建自己的偏见罢了。因为后来他们又有新的证据，是不是代笔，我到现代都不清楚，此后也觉得没有关注的必要，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再去纠结于这些其实就是最大的傻瓜，成了他们无聊的看客，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说，还玷污了自己的内心。于是我转向图书馆，加倍向古人学习，而不是看那些令人憎恨的亵渎，因为我明显感觉到韩寒的著名的“韩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虽然文笔犀利，但是见解粗糙，搞不清真正的民主运行机制，解决不了社会各个系统的协调困恼，更没有认识到政治的残酷。在一个屁股指挥脑袋的社会，几个所谓的公知大声嚷嚷，很多“真知灼见”，只会徒增革命的畸形，拯救民众的苦难往往不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反而是政客利用革命激情的源泉，是一场利益的大洗牌。我不同意韩寒的观点，并不代表我贬低他，反而有点钦佩他的勇气与潇洒。
　　 大三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离谱，错得顽固，错得不可救药。好似汪洋一叶轻舟，随时可能淹覆在文字的风口浪尖，也可能因听信偏见而永久搁浅，从而成为一个自高自大的井底之蛙。我崇拜的五四精神也倒塌了，那些一个个活泼泼的灵魂，铮铮铁骨，耿介志士，在感动我之余，也让我多了些悔恨。他们身上多少有点“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过度浪漫情怀。五四并非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对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公正地评价，对西方文化也是囫囵吞枣，到处是模式的生搬硬套。这是西洋理论与中华实际的脱轨，也是响亮口号与细弱实践的天渊之别。在复杂的西方术语中，中国的学人，被那严谨的思维逻辑与花俏，漂泊了自信，失去了平衡，在极其深刻的评判，极其勇敢的怀疑背后，跌宕在五四启蒙精神的世界里不知所措，在理性与灵魂的挣扎考验之中，无法调整、澄清正常的文化心态。德先生与赛先生好似羔羊，被不断地兜售，甚至贱卖，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膨胀的春天里，开出了一朵妖艳的玫瑰，这些“先生”日益地物质化、商品化，人性单面化。这种移植的文化运动，正如著名学者李长之所说的一样“像插在花瓶里的花一样，是折来的，而不是根深蒂固地本土的丰富营养来的”，样样通的大师太多，窄而深的钉子太少。他们有的人是吃中国的奶水长大的，但是到了大洋彼岸，便“舍筏登岸”，有的人却又蒙着眼睛不看世界，陷入传统士大夫的怀旧泥潭，试图去创造一个乌托邦，历史最后也证明是一厢情愿罢了，知识分子没有谁不绝望、绞痛、恐惧，这番犹疑的思想潮水，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学界。
　　 似乎跑题太远了，拉回来，我们继续探讨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的开篇《道士塔》基本可以显示出余文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主题与题材的创新，关注传统文化的个人人格精神，把小说化的叙事情节与自我议论相结合，整个故事完整生动，让人如身临其境。尤其是某些精彩场面的描写，更是让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如“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信客》、《柳侯祠》、《遥远的绝响曲》、《漂泊者们》、《华语情结》等篇也都包含着一个或多个生动的故事。秋雨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态使得散文具有小说的强烈感染力。但是不得不说他这样的史识是十分狭隘，文化心态是极其不健康的。正如著名批评家朱大可所说：敦煌的全部“宝藏”受到了“外国人”的“掠夺”，令作者深感大耻大辱。但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那些“外国人”“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而王道士却只是一个“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的文化破坏者。根据这一简单的逻辑，斯坦因等人应当是拯救敦煌艺术的英雄，可现在，他们却仍然是一些被钉在道德耻辱柱上的“外国”罪人，这取决于一个“极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他这种绝对化的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精神切割法，不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敦煌本身是当时国际文化的交流点，而国难中的国家根本保护不了这批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说感谢斯坦因等人的文化掠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确完好地保存了这些文化遗产，是华夏文化的幸运，而不是所谓的浩劫。我们应该有开明博大的文化心理，让敦煌学在中国兴盛起来，而是不一味地感慨怨恨。他这种粗糙的分解，还包括对“君子”与“小人”的阐释，历史人物是复杂的，矛盾的，任何片面化的评价，都不可能从繁杂的全部生命生成过程中截取出孤立的道德断定，这种武断的划分，其实完全背离了他所谓的人文关怀，恰恰是走入了道德主义的泥潭，迎合了大众的华语情节，却不能正确的引导民众的生存心态，久而久之，将看不见生命的本真原始状态，有了切骨的恨，却没有多少思想的悲悯。偏执于抒情的言语，有利于感染读者，彼此都听到了文字的琴音颤动，却体悟不到生命背后的声音与意义，这样的文字自然就在异质的文化体念中，丢失了对生命真理的追求，过于矫情，则更是背离了应有艺术责任。所以学者李咏吟批评道：所谓的苦旅，对历史遗迹的全部喟叹，也不过是历史掌故的翻新出奇和语言组装。
　　 这种粗浅的见识还表现在《山居笔记》中的《苏东坡突围》，原文是：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看到这一段，我真的很怀疑余老有没有完整的看过苏轼文集，有没有理清“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这种情绪化的分析，让人大跌眼镜。我们暂且不去过度分析，当时御史中丞李定与苏轼之间的个人恩怨与党派之争，光他引用苏辙的话，就有断章取义之嫌，此番言语出自宋人刘安世的《元城先生语录》，原文如下：
　　 子由（苏轼弟弟字子由）曰：“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我不敢说他遗漏的这句“与朝廷争胜耳”是苏轼遭罪的主要原因，但是至少不会是他所说的小人嫉妒。总觉得这样的论断有点文革的味道，不知道他是在讽刺别人，还是在讽刺自己。而我更愿意看做：他在告诫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深刻地反思自己。故而他所谓的美文，最多是骗骗入世不深的中学生，他摆弄的几个典故也不过是能迷惑学识不深的初级老师罢了。但是也不能否认他的杰出成就，太苛刻了，反而显得我们自己狭隘鄙陋。因为现当代文坛的确没见几个人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散文，一个有独立思想的读者，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也不要因为有自己的独特发现而贬低他人。正如历史学家何兆武说的一样“每个人自然有每个人的特色，但不必特别强调个人的特色，用以对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