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公平与反腐倡廉

前几天在澡堂里洗澡，听几位退休工人或干部模样的人在澡堂大发牢骚，言词还颇为激烈的。看他们主要的意思是对收入不公，诸如在工资、养老金等问题上，责问为什么做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收入？为什么一个人仅是因为所在单位的不同，而得到的退休养老金却大相径庭？为什么政府或百姓多年来一直要处理收入不公而却迟迟得不到解决？等等。
　　 当然，这也许是偶然听到或个别的现象，根本不值得一说，但我却无法平静起来。为什么草根平民们对收入不公如此关切，而对腐败却不如前些年那样提出激烈的批评？难道他们对贪官污吏不痛恨吗？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反腐倡廉的时候，难道他们对此无动于衷或不感兴趣么？难道反腐倡廉不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么？难道腐败浪费不也正是导致收入不公的一个原因么？可是，百姓们对收入问题为什么如此关切？也许，对于百姓们而言，收入及其公平性更能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难怪，民以食为天，民更以自身的收入公平为天。临近年关，这样的心情与关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百姓们的直接的牵肠挂肚，更是他们想要急迫地得到回答方面。
　　 可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确实比较难，而且对于收入不公与反腐倡廉的关系的回答，似乎也比较难。然而，难度大，便可以就此掩耳盗铃或装聋作哑吗？显然不能。那么这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层次如何？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分析人们的需要时，提出了五层次说，它使我们对于人的需求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人们对利益的关心程度是否也有层次关系呢？我想，也应该有的。首先，人们对于自己的切身利益，譬如工资、养老等利益的数量关心，总是第一位的，是基本的；其次是这些基本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对待（质的方面）；第三，破坏这个公平的一些机制或人是否得到处理；第四，涉及自己更大范围的间接利益，如国家或民族在世界的位置，食品安全等等的关心（需强调的是，这并非说它们不重要，对于百姓们来说，利益的关心总是有先后层次之分的）。倘依此而论，那么这个利益的关心层次性，对我们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无疑有了一个开阔的思路了。第一层次的利益关心，是人们特别是平民百姓们的最贴心贴肉的部分，因此这种关切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间断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经常的，谁要是忽视或无视这一最基本的利益关心层次，当然会引起百姓们的牢骚与不满了。但几乎同时，百姓们在这个基本的关切时，便把公平问题摆在了又一个最主要的位置上，并且情绪化更浓烈一些。当然，对于破坏这一公平的人或机制的处理，自然也是极为重视的，依此类推。不过，既然利益关心有层次的，那么这个层次性就不能人为地颠倒，而是要顺应规律，认真地对这种关心做到更切实际的关心。
　　 具体而言，收入公平与反腐倡廉其实是一对矛盾体，二者相互联系，又对立统一。后者对前者是一种方法与手段，处理好了，便能显出前者的要求；而前者做好了，即使是相对的，但对后者能起到更好促进与巩固作用。二者是统一的，在社会与自然资源一定下，其统一性表现在二者的目标与路径一致性。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对立统一性在生活事实面前和草根百姓眼里，却有着明显的层次性，在同样的目标下，其关心的程度却是有先后的，从基本的到一般性的，从直接的到间接性的，依次递进。老百姓对腐败浪费等可谓恨之入骨，对反腐倡廉更是热烈欢迎，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收入公平与之有着层次性的关系，因此在大力推进反腐倡廉的同时，我以为是否更要关心或者同时关心收入的公平性，这是矛盾的性质与规律所决定的。倘只顾反腐倡廉而不关心或疏忽最基本的关切，显然是偏颇的，因为对底层的草根百姓们而言，基本的关切则则是最直接的，眼前的，可触摸得到的东西。当然，只顾及收入公平，而不及反腐倡廉，当然也是偏颇的，甚至是危险的。
　　 总之，收入公平与反腐倡廉是对立统一的，但在统一的、共性的同时，二者又具有层次性的。理顺这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了的各项事业，应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将使我们更好的接地气，更好地开创出一个的局面，还一片蔚蓝色的天空。
　　 年关已近，公知精英们，或智囊师爷们，倘能走出书斋，或暂时摆脱苦思冥想，认真地沉下去，到公共澡堂里，到公共汽车，到火车码头上与草根百姓们一起洗一洗澡，挤一挤车，或许会听到或得到更关切的民意民情，对今后的决策一定会大有裨益，至少思路也会更具开阔性与针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