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 产

遗 产
　　 张林生
　　 父亲去世三年了。
　　 快到清明节时，母亲捎话说，要我们弟兄六人全家都回去，一个人也不能少。
　　 我们弟兄六人都在外地工作，而母亲所在的煤矿早已报废，除了一些离退休人员外，小镇里显得很冷清。母亲坚持自己单过,仍住在那孔石头砌的窑洞里，她不肯要我们一分钱，我们拗不过她，真没办法。母亲总是说，我身体硬朗，还种着二亩地，公家每个月给我80块钱，挺好。
　　 我们弟兄六人的全家在清明节那一天全部去了父亲的坟头。二十来口人从小镇街上一过，立刻引起人们驻足的目光。
　　 母亲在街口站了站就回去了。
　　 吃罢饭,母亲说有一件父亲的遗产要公布，老大立即起身命令:妯娌们领小孩都出去!
　　 老六媳妇没有走。
　　 母亲从老式的扣箱里拿出一个32开本大小的兰布包交给老大。
　　 窑洞里一片寂静。
　　 老大清了清嗓子，手有点抖地打开兰布包——是一个比32开本还小的几张纸。老大小心地翻了翻，长出了一口气，说:是爸小时侯的几页日记。
　　 有人嘘了一声。
　　 老六媳妇转身出去了。
　　 爷爷奶奶早亡，父亲只身一人逃荒来到山西下了煤窑。
　　 父亲一直沉默寡言，每天除了下窑就是给我们弟兄们做鞋(父亲曾在太原鞋铺当过学徒)。尽管做的样子不好看，但耐穿。父亲爱抽烟，只要没事就抽自己卷的烟，很呛。我们弟兄从小就怕父亲，只要父亲瞪一眼我们就吓的直哆嗦。父亲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跟别人打了架，一进家门就被父亲踢了三脚；还有一次我跟母亲去买菜，我拿了一个核桃大的西红柿正要吃，正好被父亲看到，一脚踹在我屁股上，“下贱，买回去再吃！”父亲吼一声转身就走了。我掉了一颗门牙。
　　 父亲从不喝酒，唯一的一次喝酒是文革后的一天，有人给他赔罪说，是他在文革中诬告父亲旧社会当过“把头”，害得父亲被批斗了一年。父亲说：我在旧社会下煤窑的时候还没有你，你咋知道我当过“把头”？父亲端起一碗酒一饮而尽。父亲醉了，话特别多，“老三（我排行老三），人活在世上，那有不犯错误的……”
　　 我们弟兄最幸运的时候就是生病，一旦有人生病，父亲就会买一瓶橘子罐头放在炕头，然后摸一下生病人的头，弟兄们立刻蜂拥而至排起队，生病人拿起匙子，每人喂一口。喂半瓶，自己吃半瓶。父亲总是默默地看着……
　　 “谁要看一看？！”老大突然说。
　　 没人响应，大家只是抽烟。
　　 我接过老大停在空中的手，仔细地翻着。这是一本没有头没有尾只有六张纸的日记，纸发黄起皱，象是水泡过，用线穿着；日记没有年代、没有日月，每页都歪歪斜斜写着一行字，象幼儿园的小朋友。
　　 ——感谢，母亲大人给我煮了一颗鸡蛋。我没有吃，装在口袋里，压烂啦。
　　 ——母亲给我讲了一个鬼故事，好怕人，我还是想见鬼，有好吃的。
　　 ——母亲打了我的头，说我逃学，先生说太冷，让学生拾柴。
　　 ——感谢母亲大人，给了我一个烤红薯。
　　 有一页字迹模糊看不清了。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好象第一次认识了父亲。“妈，给我吧。”我说。
　　 母亲看了看大家，没吭声。
　　 “谁爱要谁要，反正我是不要”老四说。
　　 “谁也不能要！”老大收起日记，用兰布包好交给了母亲，“妈，这份遗产太贵重了，我们弟兄没资格要，我们知道该怎样做，还是您老人家收好吧。”
　　 母亲眼中含满了泪水。
　　 下午，弟兄们都走了，我打发妻儿走了。
　　 我没有走，我要陪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