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盛唐

所谓盛唐
　　 时下进入了什么样的时代，当然众说纷纭，但是多数对目前的现状都不甚满意了，国粹家纷纷开始歌颂古已有之的时代，文学家则多多描绘固有文明，而渐渐的归结到唐朝。
　　 很多人说到唐朝，不仅要大家赞赏，甚至于要露出悠然神往的态度了，似乎那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时代。
　　 然而唐朝并不如许多人所向往的那样，唐朝只不过是中国式的封建社会比较完美的形式而已。
　　 一李世民
　　 说及唐朝的君主，自然首先要谈及李世民。
　　 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并不是唐朝的开国皇帝，但是唐朝却是他一手创建的，他的父亲李渊对于唐朝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李世民几乎具备了一个专制体制下君主必备的所有优点。然而李世民帝位的获取，却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而是与出名的暴君隋炀帝一样，通过篡位获得的。
　　 李世民是李渊几个儿子里最有才干而且最有功绩的一个，但他的才干却成了太子李建成最大的威胁，李建成密谋除掉李世民。如果李世民不肯动手，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他的兄长所杀。李世民当然不愿意成为牺牲品，于是公元626年，先发制人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兄长和弟弟，并逼迫父亲李渊退位，从而获得帝位。
　　 这是专制社会的一个死结，如果亲王的能力威望超过太子的时候，几乎没有例外的会引发流血冲突，所以防止下属篡位夺权，历来是当政者最大的工作。
　　 这个故事几乎是隋炀帝杨广弑父篡位的翻版，但是历史却从这里掉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杨广的篡位，使强大的隋朝（隋朝最强大时期的人口数量，唐朝都没有达到过，隋朝的繁荣可见一斑）陷入了十八年的混战，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非命；李世民的篡位，却使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长的将近一百三十年的繁荣富强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演变成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一种常态。李世民即位，与很多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民心向背，历史的必然选择之类没有任何关系，从任何角度看，李世民的即位都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更不是民心向背，人民在这一段历史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唯一不同的是，唐人有幸，遇到李世民，隋人不幸，遇到杨广。中国百姓的命运，就这么偶然的操纵在这样一些权力集团手里。
　　 李世民统治的时期被称作“贞观之治”，社会的繁荣昌盛更多的是依赖李世民的伟大而不是制度——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社会制度并不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同样是封建专制的宋帝国明帝国并不能继续唐王朝的强大，而李世民所建立的唐朝，却维持了一百三十年的强大，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成就。
　　 我们简单的分析下唐王朝在李世民带领下迅速强大的原因。
　　 首先是遵从法律。
　　 史载，当时朝廷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广为选拔人才。后来发现有人从中作弊，唐太宗一怒之下，发布了道命令：凡有这种行为者，都必须自首，否则要办死罪。不久发现几个作弊而不自首的人。但是大理少卿戴胄在审判中，并没有根据唐太宗的指令把这些人处死，而是依据《唐律》，流放边疆。唐太宗十分恼火，责问戴胄说：“我已说过不自首者死，你为什么判处他们流边？这样我说话还有谁相信？你是不是想干卖狱的勾当？”戴胄回答说：“如果陛下当即杀之，我可管不了，既然把这案件交给我办，臣就不敢不按法律办事了。”唐太宗又说：“这样做你算是守法了，难道要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慷慨陈词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胄为陛下惜之。”戴胄的这番话终于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转怒为喜说：“我执法上有缺点，你能把它纠正过来，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三子李恪，安州都督吴王“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后唐书?卷一百九十四》
　　 承认法律的权威，遵从法律的规定，这是专制君主最难得的品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某伟人的言行，就可以知道做到这一点有多难能可贵。
　　 其次是从谏如流知错就改。
　　 有一次，李世民受不了魏征的直言指责，也在大怒中回宫，一面发誓：“看我杀掉这个庄稼老汉！”长孙皇后问庄稼老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立即穿上皇后官服，站在庭院之中，向皇帝参拜。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说：“我听说，领袖英明则部下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你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李世民这才想到他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不仅不处罚提反对意见的人，反而提拔晋升，中国历代帝王，几乎是仅见。
　　 第三是节俭清廉。
　　 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率先垂范，建立起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并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几乎是家无余财，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与之相对的则是百姓的富足，唐朝大概可以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肯于藏富于民的专制王朝了。
　　 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李世民曾经想大修洛阳宫殿，当时的御前督导官（给事中）张玄素说：“陛下当初克复洛阳，把隋王朝宫殿全部烧掉，不到十年，却加倍经营。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今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李世民变色说：“你说我不如杨广，那么比子受辛如何。”张玄素说：“如果不停工，就跟子受辛一样。”李世民叹息说：“我考虑不周到，才有此错误。”赏赐张玄素绸缎二百匹，立即停工。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李世民所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廉洁，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较好解决廉洁问题的王朝。
　　 不用过多的列举，上述几点就已经可以说明唐朝迅速崛起的原因。
　　 能够向理性屈服，是李世民最伟大最难得的地方，而中国人民强大的复兴潜力，仅仅需要这些不多的理由，就可以完全激发出来。中国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一个迅速复兴的时期，只要遇到的不是一个超级暴君或者昏君，中国百姓几乎都可以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使国力恢复。而从626年李世民继位，到630年一斗米仅卖三四文钱（这一年也是唐帝国击败东突厥，李世民被突厥各部落尊为“天可汗”的一年），仅仅用了5年而已。
　　 从唐朝强盛的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王朝和政府口口声声坚称的国家不能富强的理由，是多么的无耻与卑劣。
　　 不论是中国式的专制政府还是欧美式的国家，往往都会打上开国皇帝的烙印，赵匡胤重文轻武，宋帝国长期极弱，朱元璋残暴，明王朝代代嗜杀。我们甚至可以对比华盛顿对于当代美国政府的贡献，就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
　　 君明臣直，从谏如流，这几乎是专制社会最完美的形式，很多人对唐朝的推崇，与内心深处的“明君情结”分不开。
　　 可惜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君主一样，李世民同样不能保证他的继承人和他一样伟大，唐王朝同样不能保证他的始终强大。李世民始终不敢轻易触动权力的毒牙，而他的后人，却渐渐的开始背离他的谆谆教诲，权力腐败和政府奢侈渐渐开始侵蚀强大的唐王朝，而这几乎是所有专制王朝的定律。
　　 到唐明皇李隆基统治后期，唐朝终于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富强，社会发展积存的种种危机全面暴发，安史之乱最终葬送了唐的强大。
　　 二军事
　　 唐王朝军事上的胜利大概是“唐蜜”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个方面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强大并不表现在人民的富裕上，而是表现在军事的强大上，或者说，在很多人看来，强大并不是人民的安居乐业，而是能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欺负别人，让人能唯自己马首是瞻——这似乎也是很多人迷恋网络游戏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期，几乎都伴随着对外扩张，譬如秦汉，或者唐元。这也几乎是所有历史的定律，军事强大，便极力实行“霸道”，国力衰落，则拼命宣扬“恕道”，尤其对于专制国家，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很多国家担心中国的强大，并一再强调“中国威胁论”不无道理。
　　 唐王朝最大的军事胜利，来自对东突厥的战争，唐朝军队将突厥赶到了现在的土耳其（土耳其即是突厥的音译），几乎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边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李世民大帝更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此后渐次击败了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等国，唐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这样的胜利，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但是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中国绝大多数百姓的痛苦并不来自边患，而是来自政府，战争的不论胜败，对于外族和本国百姓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譬如军事力空前强大的元朝，几乎荡平了整个欧亚大陆，如果不是元帝国内部矛盾激化，覆亡较早的话，大概战火会蔓延到非洲也未可知，但是元朝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甚至带来更多的痛苦。同样，由于战争，唐王朝征兵渐繁，而本来非常轻微的税负渐渐也加重，尤其是玄宗期间，而唐朝也因此渐渐被掏空了基础，为后来的危机大爆发埋下了隐患。
　　 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兵车行》中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细致入微的描述，士兵们“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而战争的后果是“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是当时征收租赋的真实写照。
　　 我们再来看唐王朝输掉的战争。唐王朝最大的败仗，来自于南诏，导致这场失败的是著名的酒肉丞相杨国忠和他的嫡系鲜于仲通，以及鲜于仲通的嫡系张虔陀。
　　 杨国忠是经由鲜于仲通向节度使章仇兼琼推荐，而得以觐见玄宗，并因此逐渐成了宰相，所以杨国忠在做了京兆尹之后，便推荐鲜于仲通做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马上提拔张虔陀做了姚州都督。
　　 可惜张虔陀只是个一心为己的小人，没有任何高尚的节操，他做官的唯一目的就是发财。他不仅让前来拜谒的南诏王阁罗风的妻子陪宿，而且向阁罗风索要巨额贿赂。索要无果之后，便诬告阁罗风谋反，并准备大举进攻南诏。于是阁罗风不得不反，带兵攻入姚州，张虔陀自杀，姚州被毁。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鲜于仲通带十万精兵征讨南诏，结果死伤六万之众，鲜于仲通之身逃回。杨国忠大怒，两次派兵征讨南诏，结果两次大败，唐王朝一共损失二十万精兵。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描述到：“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就是对天宝年间南诏战役的真实记录。此时距公元645年李世民以2000余人的代价，重创朝鲜半岛各国，仅仅百年；距公元723李隆基改变兵制，并收复营州，恢复安北都护府仅仅二十多年。
　　 这也是一条定律，伟大的时代才会产生伟大的将领，腐败的政府只有通过裙带关系或裙底关系上台的无能的官员，鲜于仲通和张虔陀都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上台的，当然别指望他们能有什么作为。而鲜于仲通这样只身逃命的败军之将，回到长安，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京兆尹。“带病提拔”重新上岗并不是时下的先例。
　　 无能却不必承担责任，失败而不会受到惩戒，这样的军队如果能有战斗力，这样的政府如果能长治久安，那真是老天没眼了。
　　 所以单纯从军事上说，唐王朝并不是军事最强大的时代，比起蒙古帝国，要逊色很多，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公元1206年）开始四处征战，一直到1293年攻打爪哇失败，历时88年之久，唐帝国发动的战争跟元帝国比起来，如同儿戏。
　　 然而真正给了唐王朝军队致命一击的，是监军制度。
　　 安史之乱后，李隆基对军队将领充满了猜忌，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开始派遣宦官到军队中充当监军，名义上是协助管理，实际上是监视将领。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专制王朝的军队，与其说是国家的军队，不如说是君主的私家卫队，所以专制君主选拔将领，首要的不是有才干，而是忠诚。如果是一个伟大英明的君主，当然不怕他的将领有才干，但是如果君主是一个比较平庸，甚至是无能的君主的话，那么他对于有才干部下的提防，要远远超过对敌人的提防，在有才干的部下面前，无能昏庸的君主往往如芒在背，所以他们宁肯选择他们认为忠诚的庸才，也绝对不肯重用有才干却让他提心吊胆的英才。所以那位在南诏被大败而还的鲜于仲通，回来之后竟然还能继续担任京兆尹（京畿三辅之一，相当于首都市长，从三品）这样的重职，并被李隆基赐姓“李”，因为他虽然无能昏庸，但是杨国忠认为他忠诚，李隆基也就认为他忠诚而可担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