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擀面杖
说白了,擀面杖就是一个光棍。光棍在这里不是指人,不是指的青皮无赖,而是指枣木椿木旋的擀面皮的物件。它的材质是木头的,是曹濮平原上的枣树和椿树的枝杈,烧火可惜,就旋出了擀面杖。这擀面的家什,有两头尖尖的,也有两头和中间平的。擀面条的是大擀面杖,擀饺子皮的小擀面杖。
有乡下传说,曾有女人擀面条,夏日厨房热,上身衣物少,在擀面条的时候,孩子伏在背上哭闹,于是就顺手把奶头从胸前往肩膀上一甩,奶子如布袋搭载肩膀,孩子口里吭哧,半边泪花,半边嬉笑。
擀面杖的基本功能是在乡下女人的手下胸前,来来回回地旋转,把和的面的形状随意摆布:可方可圆,在木头的碾压下,就把面侍弄劲道。但擀面杖还有别的功能,就是说,擀面杖除了擀面条面叶面旗子,除了能擀出来葱油饼韭花饼,还有别的功能。比如,男人醉酒了,把擀面杖拿在手里呼呼生风打媳妇;有的人落枕了脖子扭了,也可以在村里找巧手的女人,在脖子上来回擀几次,那套路一般是:把擀面杖放在火上烤热,注意火不要太旺,擀面杖也要不停地转动,以免烧黑了;等到擀面杖烧热后,让落枕人低头趴在床上如出头的龟,也如砍头的人犯,把脖颈凸出,女人即用发热的擀面杖在颈部轻轻滚动,直到颈部的皮发热发红为止。有时擀面杖热了,落枕治好,脖子里却会起泡。
擀面杖,就是农村普通的物什,平时也没大的用场,但却有雅人深致,比如作家铁凝的父亲铁扬就喜收集各种农家的笨锁、鱼刀、粗瓷、民窑,尤其是擀面杖。
铁扬是一个长于西画的画家,但特喜中国民间的“俗物”,铁扬搜集擀面杖,木质、长短和粗细各有不同,他的原则是有意思就行。当铁扬有机会去农村的时候,串门便是常课。过去的父老多半好客,见了生客也通常会可着大嗓门邀人进家。铁扬进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间东看西看。遇有喜欢的,或开口直接买到手,或买根新的拿来换。如遇主人也把擀面杖看作爱物,既不要钱又不愿意给擀面杖,他便死磨活说地动员人家,最后许以高出原价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高价。
铁扬把擀面杖拿回家,这喜爱擀面杖的情愫又在铁凝的血液里流淌。铁凝也喜欢把这些擀面杖排满一墙欣赏,好像沙场秋点兵的将军看排兵布阵。铁凝像巡视一排管风琴那样,巡视这乡村排排的肋骨,这肋骨有枣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铁木的……是啊,擀面杖什么时候来到乡村的已不可考,但这些肋骨的缝隙间呢,铁凝看出了别样的蕴藏:“它们的身上沾着不同年代的面粉,有的已深深滋进木纹;它们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恳和女人绞尽脑汁对食物的琢磨”,每一根擀面杖,“都有一个与生计依依相关的故事”,“它们能使我的精神沉着、专注,也使我能够找到离人心、离大智慧更近的路”。
是的,每根擀面杖都会有母亲媳妇女儿的手温,也会有早晨的鸡鸣夜半的寒霜;有期盼有等待有心惊也有血泪。擀面杖虽是细物,但它和乡村一样古旧,在女儿小的时候,它是玩耍的物件,也许曾用它吹过火,但火苗却起不来,那俗语就从这寻常的举动里来了:擀面杖吹火,不通一窍。对孩子来说,窍是慢慢开的,心眼子是慢慢长的,谁没有擀面杖吹火的那阶段那笑话,没有过失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等唢呐一响,擀面杖会从厨房到洞房,新郎手颤抖心急用擀面杖去挑蒙头红,姻缘就在那一挑了,是俊颜还是丑面,是擀面杖挑开的,如挑乡村的呼吸,那么期待,充满对未来的不可知。
自然,擀面杖是和炊烟、米面有着最近的血缘,它从树梢来,归宿于厨房,于是想起铁凝那么推崇的一幅画《厨房》,就有了直接的根由了。《厨房》是颜文梁先生画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画,“它无疑是世俗的:画面右边推开的窗扇让光漫了进来,一定不是艳阳,有点假阴天的意思,反而使厨房有种别样的宁静。画面左上方悬着的板鸭、蹄髈和大蒜勾引着你的嗅觉和食欲:有点香吧,也有点不讨厌的霉潮气。它们下方那只水缸,缸沿泛起暗黄色高光,半圆型灶台上两只燃亮的红烛,以及正前方小炉子上那映在墙上的橘红色火光——炉上的砂锅里正在煲汤吧,这三组物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带给厨房以殷实的温暖,又与画面的大框架做着呼应,洋溢起宁静中的活力。”
是的,一根短短的擀面杖,让乡村有了生机,虽然乡间的厨房没有入颜文梁先生的灵眼,但铁凝在这里说起来,如海德格尔在面对梵高的《农鞋》,其实一枝擀面杖凝结着多少乡村的沧桑,有谁知道?
铁凝还曾讲过一个父亲“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面杖的故事。铁扬进村不过是想画些钢笔速写。画速写用去的时间只是短短的二十分钟,“求”擀面杖却花了五个小时。为了一根擀面杖,他可以耐住饥饿耐住焦渴。而看热闹的村人越发以为那家的擀面杖总是个稀有的宝贝了,起哄者,撺掇着擀杖的主人将价格抬高。最后还是村干部出面说和,铁凝父亲以近两百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擀面杖买下,于是得胜还朝般回返了。铁凝没有问过父亲这根擀杖值不值,乃女知父,铁凝晓得“喜欢”这两个字的价值。
记得有人说老舍生前也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碗碗不管缺口裂缝,只要喜欢都买来摆。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来玩,仔细地看了那些藏品之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地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视拊掌大笑。
郑振铎认为老舍收藏的瓶瓶碗碗实在不值一提,是从收藏的角度文物的角度来考虑的,没有啥价值!而老舍则是从兴趣来看待自己收藏的东西,一句“我看着舒服”,实在是一种境界。很多时候,收藏也就是为收藏者提供一份快乐,收藏一份心情的舒服,而藏品的价值和价钱倒在其次。这些人不是商人,不为谋利,喜欢的东西就买来摆摆,买给自己的是一份高兴一份陶然而已。
吾村有一烙饼的老人,吾按辈分唤他大爷,他在集镇卖烙饼,案子与面与擀面杖在胸前,而火烧的红鏊子置在身后,他一人可用擀面杖把面擀成纸一样薄,而且,他不用看鏊子,把擀好的饼往背后一翻,饼就整齐落在鏊子上,分毫不错。我童年上小学时候,他已八十岁,母亲提起他,说他烙的饼像粉连纸,我知道粉连纸如果糊在窗户上,月光可透过来,白白的能洒一床。
在民国时期,曹濮平原一代土匪猖獗,有土匪捉了女人,扒光衣服,在乳房上拴了铃铛,逼着给他们擀面条,还起名叫铃铛面。博物一记。
二、杨叭狗子
杨叭狗子,是老白杨在春天开的花,毛绒绒的,有一揸长,如虫子。这种杨花不是词人说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杨树是先有杨叭狗子再出叶,一般杨树不栽种在家里,是否古人白杨多悲风的风俗,在曹濮平原有谚俗,是说家住的位置,前不种桑,后不植柳,院内不见鬼拍手,所谓的鬼拍手是指白杨的叶子,在风中哗啦啦的翻卷是手掌在击。
古人把柳絮称作杨花,垂柳是美的,可杨花却有些轻浮,如一感情不专一的女性,想来,“水性杨花”一语,任何女性听了都不会高兴。
春天的时候,清晨起来,村头的杨叭狗儿落了一地。有人就把落地的杨花扫起来,浸泡到大盆里,泡上一天一夜,把花絮淘洗干净,再把硬壳儿揪掉。剩下绛红色的花芯儿,用刀剁碎,用面粉或者榆皮面粘成一团,蒸熟了吃,虽有一种苦味,但勉强可以下咽。如果用蒜末调了吃,倒是一种美味,在饥荒的年代,这就是最好的伙食了。《板桥家书》里有:“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这样的文字是温暖的,主要是那种悲悯的举止,很让人感怀,郑板桥虽是江苏兴化人,但在曹濮平原里的一个县做过知县,对这里的民风吃食应该是了解的。不知兴化是否有这样的杨叭狗子。但看苏北的方言,就如刘邦的老家丰县樊哙的老家沛县也把这杨树的花叫作杨叭狗子。
在前年,也是春天的时候,我初中的女同学来到我家,她捎来的就是用杨叭狗子弄熟的团子,她说:可以用辣椒炒,也可放到稀饭里,你家不稀罕什么,这你现在没吃过吧,你五哥让我捎给你杨叭狗子。所谓的五哥也是我的初中同学,比我大三岁,后来师范毕业回到了曹濮平原的深处,与我这女同学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孩子就在我所在的学校读英语。
杨叭狗子有很多的吃法,有的腌制起来,放在一个坛子里,然后在坛子里放上姜花椒盐,坛子用木塞盖住。这样紫釉的坛子农村很多,可以腌制红白萝卜雪里蕻,可以腌制腊肉,曹濮平原多是这样的与自然合一,人和牛羊猪狗的食物链条差不多,到了荒年,和牛羊猪狗争食,后来把这些动物也吃掉。
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在我们镇子的北街,他用黍子弄的醋,人要是喝一大口,比酒还烈,也能醉人。有一年,我父亲用坛子腌制春天刚下来的嫩黄瓜,用白糖和醋,加上盐,谁知,醋只放了三汤匙,到了打开的时候,连黄瓜都酸得倒牙,后来腌坛子就不再腌制黄瓜,改成了腌制雪里蕻和杨叭狗子。
杨叭狗子在乡间本草里,是有药用的功能,小时候的冬天,突然肚子痛得厉害,可能是肠痉挛。趴在床上打滚,家离公社的医院又远,父亲不知从哪淘来的药方子,说用干的杨叭狗子拌糖吃,可以治肚子疼,于是父亲就东家西家地找,终于淘来了干杨叭狗子。吃了以后,肚子就不再翻腾。
“文革”期间有个叫《决裂》的电影,其中葛优的老爷子葛存壮扮演的教授在课堂上大讲“马尾巴的功能”,引来阵阵哄笑。而这“马尾巴的功能”也就从此成了一句“今典”,被那时的人们常挂在嘴头。《决裂》是“文革”式“反智主义”的一个代表作,以为一切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知识,都是无用的——学会养马放牛才是农业大学的要旨,而研究什么“马尾巴的功能”则是极其可笑的。于是,教授不如老农,课堂不如田野……当时,在乡下的中学里,有一北大生物系的老师也是发配到曹濮平原,他刚一到乡下正赶上麦收打场,村里的那头叫驴,一边拉着石磙碾压麦穗,一边不忘把自己“家什”亮出来炫耀。在各种乡下的牲口中,驴子是最贱的,干最多的活、挨最多的打、吃最差的料,但是叫驴的那家什却最为雄奇,长可及地,蔚为奇观。那生物老师大概是为这奇物所惑,不明白地问:大爷,这驴怎么五条腿儿呀?
也是这位老师,他说话讲课都是北京话,在农村里,人们感到稀奇,常常坏坏地模拟,有一次他在四面透风透阳光的教室给孩子们讲课,抑扬顿挫,满含深情,他说: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曹濮平原的村前村后,那高高的白杨就开一种花——花,他一连几次说到花,最后说出了一句普通话语调的方言,“那就是杨叭狗子”。到了这里,整个教室哄堂大笑。
后来,人们见了这个老师,在背后,就喊他:狗儿!
现在正是春天,我所在的学校的白杨开花了,叶子还未长出来。我想如果遇到春荒,不知会多少人在树下打杨花。这绛红颜色的杨叭狗子,其实倒像个大蚕,也像个豆虫。给我送杨叭狗子的女同学说童年趣事,她说她和妹妹年纪小,才锅台那么高,树高爬不上去够不到杨花。人家把杨叭狗子打下了,她们也能拣,青黄不接的时候,乡间的温情还在,乡土的宽厚也在,穷困的人是最易同情穷困的,彼此能照顾的。半晌也能拣一小篮,拿回家就像拿回了粮食和活下去的希望,把它煮一道水,拌上点盐当饭吃。
杨花老了,随风飘落,杨叶才慢慢地长出来。小叶绿生生的,如个个春天的小耳朵,这耳朵嫩时也可当菜,也可掺上红薯面或麦麸子蒸来吃;可是,女同学告诉我直到现在她还不懂得嫩杨叶含有啥成分,人吃多了,脸、腿都会发肿,可是,人们还是拣来吃,只不过是吃得少些罢了,小心些罢了。
送我杨叭狗子的女同学告诉我:1958年曹濮平原大跃进,锅砸了,连锁鼻子也拿去炼钢去,那年村上的树也砍光了,连白杨也都砍了,春天整个平原成了光秃,谁家想拣杨叭狗子煮煮吃也办不到了,只有偷偷用洗脸盆当锅煮点野菜、或是萝卜根来吃。她的姐姐就是那年春季饿死的。
姐姐还未没有吃到杨叶,断气后,牙缝里只卡着一根去年的老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