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梅岭 ——谨以这篇散记献给我的父辈我的同代

摘要：我的父亲和父辈这一代人，他们用一种农民的本真，用自己生活中的清廉、骨子里的正气，用一种信仰构筑的精神去趟出的这条人生之路，难道仅仅有着个人救赎的意义吗？ 冬至这一天，我又一次走向梅岭公墓。
　　 静默在父亲坟茔，望着竖立的花岗岩墓碑，我轻轻地唤着：“爸爸，我来看您了。”顿觉喉头发粘，碑上的字迹也模糊起来。
　　 屈指算来，我的父亲刘柱杰，已离开人世八年了。八年，是人生2900多个日子，而父亲的离去，却仿佛就在昨天……
　　 在医院重症抢救室，我用手托住父亲的下巴。他已经停止呼吸，神色平静却张着嘴，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却一句话也没说。
　　 医生说，托住，时间长一些，就会慢慢闭合。
　　 那么就用手托住吧。在父亲体温渐渐冷去的时候，我喊了一声：“爸爸，闭上吧。”他那张本来就不愿多说话的嘴，永远闭合了。
　　 父亲是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而去世的，享年七十九岁。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前往祭奠的人很多。有一位乡下前来吊唁的八旬老人，望着父亲的遗容，泣涕如雨，长叹一声：“好人啊－－”我的兄弟们性格也算刚强，在送别父亲时刻都哭了。那也是我成人后的第一次哭泣。
　　 清理父亲的遗物中，在他那只褪成黄灰色的帆布箱子里，我们找到父亲的兵役证。兵役证由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签署。帆布箱里的其他证件和嘉奖令及奖章，标明着父亲的艰辛历程，更彪炳着他青春的骄傲和他人生的荣耀。
　　 在我记事的年岁，父亲在过年或闲情逸致的时刻，谈起老家的事。说我的祖父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身上除了具备中国农民勤劳善良的美德外，还有着他精明的一面。祖父白天下田务农，晚上则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教大家做鞭炮。祖父还在农闲的时候，自己上街去买火硝，卖鞭炮。那时的祖父，按现行话来说，还是有经营头脑的。家庭除了这些活计，还从地主那里租下一口很大的池塘。池塘里种上莲藕，养上鱼虾。到年关，请上村里亲朋好友－起放塘捉鱼。参加捉魚的可分到相应的鱼份。父亲说：那个时刻，捉鱼的，买鱼的，分鱼的，劳动着的，穷开心的老少，打情骂俏的大姑娘小媳妇，人声鼎沸很是热闹。父亲说到这些，总是开怀地放声大笑。
　　 父亲笑的时候很少，他给我们的印象总是板着一张消瘦的脸。在他的平淡生活里，除了偶尔外出垂钓，几乎没什么爱好。一生中，光明磊落，清白廉洁，朴实无华。
　　 父亲于一九二七年出生在赣南的一个山村。也许有着军人的情结，就在那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八一武装暴动，建立起一支自己军队。因此在以后的日子中，父亲诙谐地说，是八一的枪炮声把他带到世上来的。当然，他也知道这两件事根本不搭界。祖父为了生计，在父亲十几岁的时候，逼着他跟木匠学手艺，外出挣钱。当然，在那个乱世之秋，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生活自然过得非常艰难。
　　 苦苦地熬到解放。家乡也像全国农村那样，开展了土改诉苦运动。那年，父亲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父亲跳上台，指着跪地的恶霸控诉起来。只因这个恶霸欺压过咱家，并打过祖父一个耳光。当场的父亲说起这些往事，激动吼着：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你也敢打！愤怒的父亲，操起身边的长条凳，打了恶霸一板凳。兴许是这次控诉大会，从此改变了父亲木匠及务农的命运。土改干部认为父亲根红苗正、斗志旺盛，便抽调他到乡里任治保主任，兼民兵队队长。以后又调到县公安局工作。
　　 在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哥沉思片刻说，是啊，值得一写。他跟我说起父亲在故乡的往事，以及他名字的由来。
　　 赣南刚解放时，当地政局还很不稳定，常有土匪扰乱，尤其是出没宁都翠岗大山那股惯匪。匪首是一个三代为匪的贼寇，阴险狡诈，作恶多端，血债累累。赣州行署下决心铲除这股匪祸。从各县抽调民兵骨干，配合解放军进行剿匪。父亲在外学手艺时练过武艺，那时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最终消灭了这股惯匪，匪首也被生擒。据说，这个匪首凶神恶煞，膀大腰圆，很有些功夫。匪首在执行枪决的时候，握着拳头，运足气功，在连中数枪的情形下，硬是没把他打倒。最终还是匪首手下的，一个结下怨恨的小土匪，照匪首手背先打了一枪，再朝匪首颈椎“死穴”连开数枪，才得以毙命。想必，这匪首刑场毙命一定有民间演义的成分。但父亲就是在这场翠岗剿匪战斗中，表现英勇，受到上级嘉奖而获得一枚奖章。这奖章我在他那帆布箱中亲眼所见，沉甸甸的很有些份量。
　　 剿匪战斗结束后，父亲回到故里，恰逢我大哥出世，名字还没起。在起名时，一位本姓私塾先生想了想说，这不是现成的名字吗，你得勋章，崽崽这辈又是“勋”字辈，就叫勋章吧。
　　 也就在那个时候，父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那时国家建设、地方治安都急需大量的干部。尤其从沿海一线转到内陆的战争罪犯、土匪恶霸、地痞流氓、娼妓老鸨都等待处理。公安战线当时急招了一批地方干部。也该是父亲时来运转的时候。父亲也在这批急招干部人员名单里，就这样，父亲拿着彭德怀签发的兵役证，到省公安厅报到去了。
　　 当时的父亲还没多少文化，他那点文化底子，都是在省公安厅教导处打下的。
　　 省公安厅结业后，父亲分配到省公安厅鄱阳湖畔的赛湖农场。叫是叫农场，实际就是犯人关押、劳教的场所。当时父亲任劳教中队长。在以后的岁月里，孩提时的我，曾好奇地问起过父亲在赛湖的事情，并问：“您放过枪吗？”他白了我一眼说：“没放过枪还叫公安。”他像在追忆，停顿片刻又说：“有一次春汛，鄱阳湖涨水，堤坝倒塌，住地受淹，犯人要往高处搬迁，有三个犯人借机逃跑。组织上委派我去追捕，有两个我在九江抓到，有一个追捕了三天三夜，在湖北发现了他。抓他的时候他拒捕，我鸣枪，他还跑，最后，我开枪把他打倒。没打死，一枪打在屁股上。回来后，因为抓捕有功受到上级嘉奖。”至此，关于父亲赛湖的其他经历，他极少提起。
　　 我想，父亲在赛湖的传奇故事，一定很多，很多……
　　 赛湖，留着父亲的青春足迹，赛湖，父亲梦寐萦怀的地方。
　　 中国“大跃进”年代，江西有“两大创举”。一个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个是农垦。七十年代有一部故事片《决裂》，讲的是“共大”的事。五十年代末，中央新闻记录片《大茅山的春天》讲的则是“农垦”的事。而今，之所以提及这些事，是因为父亲的大半生乃至生命都奉献在大茅山的春天和秋天。
　　 大茅山，赣东北一条武夷山支脉上的山峰。这里山青水秀，层峦叠嶂。这里物产丰富，但人烟稀少，贫困荒凉。五十年代末，一大批机关干部、转业军官、知识青年、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应征拓垦，汇聚大茅山。
　　 父亲也在这个年代，带着满腔热血来到大茅山。
　　 广大农垦战士、拓垦英雄携当地村民，披荆斩棘，呕心沥血苦战半个世纪，使这个荒蛮的小村，成为四通八达，厂房、电站、矿山栉比，商厦楼宇耸立，街道纵横交错的新兴富饶山城。
　　 这里留着父亲栉风沐雨的身影，这里留着父亲的辉煌与辛酸，这里是父亲长眠的地方。抬眼望着梅岭山坡上密密的杨梅林，脚踩在大量落叶和松针，我眼睛湿润起来……
　　 在父亲工作和生活相对稳定的日子，母亲带着大哥和我，也来到赣东北。我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出世在这里。
　　 刚来的时候，这里还很荒凉。不通公路，没有工厂，更没有像样的商场和楼房，就连一条窄小的街道也四处积水，破烂得没样子。那时，父亲在园艺场似乎忙得头顶冒烟，凌晨在旷野练练拳脚，便提着锄头和土箕，拾路上的牛粪，撒到集体的田里。白天组织生产和参加劳动，晚上背上一支三八步枪出去治安巡逻。枪内压有三发子弹，我常常乘父亲不在的时候，把子弹压上膛，又退出膛。那时我真想扣动扳机，那怕是打一发也过过枪瘾。可终究没有打响，父亲太有威严了。
　　 是的，父亲太有威严。在“文革”时期，多数干部都受到政治冲击，有的遭受皮肉之苦。父亲自然也被当作“走资派”，揪到台上接受“批斗”。有一职工，曾因偷盗农场的一担萝卜，被父亲抓着处理过，就乘机报复，上台冲着父亲，将皮带抡得嗖嗖响。父亲将身体侧向他，头发竖立，怒目而视。那个职工没想到父亲这般模样，大约也是知道父亲通晓武功，怕吃不了兜着走，硬是没敢动手，带头喊了半天口号，草草收兵了。
　　 父亲又是善良和孝顺的。
　　 在老家村里，父亲算是外出工作，拿国家工资的干部，是体面风光的，别人都羡慕得不得了。可谁知道父亲经济上的拮据与寒酸。刚工作的时候，父亲的月工资，也就三十几元，他除了给老家的祖母和母亲各邮寄十元外，所剩下的可想而知。
　　 父亲他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的祖母寄去生活费，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从未间断一个晚辈对长辈的孝敬，直至双亲去世。村上凡是提到父亲这些事，都是赞不绝口的。
　　 我清楚记得，曾经有几年年终，组织上考虑我们家的实际困难，给予抚恤。可都被父亲谢绝了。他对我们说，我是国家干部，吃国家救济，这是给国家丢脸，我们家有困难，再节省一点，也要挺过去。
　　 当国家遭受灾难，群众遇到困难时，父亲却格外慷慨。有一年父亲所在的农场，因有人用火不慎，一连烧毁三栋连体宿舍，还烧死一名孕妇。时值春节，受灾户无家可归，哭声一片。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上。身为基层干部的他，一面安抚灾民，一面向上级请求救济。自己也慷慨解囊，还捐出本来就不富足的衣服和被褥。这些场景之所以深刻，是因为那场大火，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损失最大的火灾。
　　 也正因为那场大火，当时的我，很不理解父亲。火灾发生的地方，就在我家附近。时值半夜，火光烧红了半边天，眼见着火势就要烧过来，惊醒后的我们，见各人都在抢着自家的东西，却唯独没见父亲的身影。第二天才听别人说，父亲当时敲着脸盆喊醒大家后，又跑进火场附近的牛棚，把集体关养的耕牛抢了出来。也正因为父亲保住了耕牛，才没有影响来年的生产。
　　 这就是我的父亲，在大难临危的时候，首先想到不是自己的小家，而是人民生命财产集体这个大家。
　　 父亲一生清廉俭朴。有些个小事，现在说起来，是没人相信的，不是亲身经历我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父亲那个时候确实做了。在农场的时候，他常给故乡的亲人们写信，所用的信纸信封，都不占用那种印着红头页眉的公用信箋，总是掏钱让我们去商店购买。我们有时做作业打草稿，撕几张信箋，凡被他看见，都不让，说：“不能动，那是公家的。”还有几次，有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提着酒和烟到我们家找我父亲，说给予关照。凡遇此类情况，父亲总是铁着脸严肃地予以拒之，说，你这事我们会按政策研究办理的，东西你拿走！送礼人走后，父亲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吃别人的嘴短，拿别人的手短，你们今后也同样要做到抬头看路，挺胸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丟掉做人的本质。”
　　 在家里客厅正墙，张贴毛泽东和刘少奇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的图片，以及左右两边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的画像，一直用到纸面发黄，都不肯调换。还有一只印有花猫的搪瓷碗和一个黄挎包，是父亲“文革”那年买的。就是这两件物品，父亲一直用了近四十年，直至他去世。
　　 父亲，这个有着五十余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对党赤胆忠诚。尽管退休后的父亲，未全面享受上山干部待遇，他也没有任何怨言。即便在新的历史发展期，部分干部、权贵有这样那样的腐败现象，社会上，物欲近乎疯狂，价值导向出现偏离的时候，可父亲对党的信念，从来就没有任何怀疑和丝毫动摇。子女们在他面前发牢骚，凡是涉及到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他坚决予以制止。他说：“尽管我个人下放赣东北，是‘献了青春献子孙’，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这点任何时候都不用怀疑。”
　　 父亲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积极地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按期按规定交纳党费。对拖欠党费的党员，都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他常对同事说，交党费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如果生活有困难，我就是砍柴火卖，也要交党费。
　　 晚年的父亲，生活中低调淡然，对生死看得很坦然。他说，各人有各人的命，不能强求，毛主席周总理这么大的官都会死，更何况是小小老百姓，谁也逃不过这一关的。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再而三地嘱托我的小弟，一定别忘记，替他交最后的党费。他强忍着病魔带来的疼痛，嘱咐我们，好好做事，好好做人。而自身的疼痛，却硬挺着，连哼都没哼一声。用他那最后的毅力和坚强，影响着他的后辈们……
　　 我的父亲，像许许多多的普通人那样，一生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没有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在一些特定场合，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和父辈这一代人，他们也许没有4G、MP3，没吃过鲍鱼、熊掌、大餐，甚至没有一套昂贵的皮尔卡丹制服，甚至没住上一天富丽堂皇的星级宾馆，但他们这一代人，青春里的激情，人生路上的正能量，精神世界里所特有的充实和富有，正是当下世人所缺失的。
　　 此外，我还想，我的父亲和父辈这一代人，他们用一种农民的本真，用自己生活中的清廉、骨子里的正气，用一种信仰构筑的精神去趟出的这条人生之路，难道仅仅有着个人救赎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