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滴答

报载我国的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高兴之余，不禁想起了许多和珠算有关的往事。
　　 学珠算，用珠算，当然离不开算盘，我虽然已经有好多好多年没摸过算盘子了，但是闭上眼睛,好好想想，细细听听，耳畔似乎还能隐约传来算盘的滴答声。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要学打算盘。每个小朋友上学时都得在书包外边再背上一面算盘，扎住算盘两个空挡的绳子套在稚嫩的脖子上，上学路上蹦蹦跳跳，留下的是一路滴答滴答的响声。
　　 清早的课堂里除了朗朗的读书声以外同时会传出算盘那清脆的滴答声，虽然还不会背口诀，但是，老师要我们随时练习指法，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要分工合作，不许偷懒，也不许“越位”！拨上、推下，各司其职，那响声动听悦耳；偶尔也会有几个调皮的同学，感到这单调的动作太乏味了，就站起来，把算盘高高举起，在半空中不停地摇晃，那声音可就更加响亮啦：滴答！滴答！！
　　 我们用的算盘是最普通的那一种。长方形的四周是暗红色的木框子，四只角上由榫卯结构组合，外边还用铜皮包起来，钉上半圆头的铜钉加固，既漂亮又牢固。一根横梁将小小的算盘分割成上窄下宽的二层，上层有二个算盘子（也有一个的），下层有五个算盘子（也有四个的）。算盘子用椭圆形的硬木制成，中间有一个小圆孔，一条条光滑的细竹棒穿过算盘子那个小孔，穿过横梁，然后固定在上下木框中。上二下五的算盘子组成一档。学生用的算盘一般有七档、九档和十一档，大一点的有十三档或更多。
　　 宁波人用谜语很形象的描述了算盘的样子。比如：
　　 小小一丘田，田里种荸荠，
　　 荸荠有多少？数数万万千。（用宁波话读就押韵）
　　
　　 楼上楼下，一户人家，
　　 楼上公公搭婆婆，楼下五只小猪猡。（用宁波话读很有趣的呵）
　　 怎么样，我们宁波人的儿童谜语很贴切吧。
　　 老师上课用的算盘很大很大，样子和同学们的算盘差不多，但是木框和算盘子以及那一根根竹档子却是完全不同的。 大算盘的木框没有上过漆，是本色的，算盘子不是像荸荠那样椭圆形的圆珠，而是由两片圆锥形的木头粘在一起组成的，中间大而尖两头小而尖。就像是一只压扁了的“菱角”（陀螺）。因为老师在上课时，这大算盘必须挂在黑板上，所有的算盘子都与地面垂直，为了既不让它掉下来，又可以上下滑动，所以，竹档子的旁边还有一条镶嵌着猪鬃的防滑“绳”。
　　 要上珠算课了，就得由学生先到办公室里去搬大算盘，然后将它挂在黑板上，老师还没来，总会有顽皮的学生搬来一根凳子站上去，学着老师的样子，将算盘子拨上拨下，装模作样地演算一番，尝尝当老师的滋味。
　　 学珠算在学会了打子这项基本功以后就得开始随着算术课同步学习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珠算有自己的一整套口诀，加法和乘法口诀比较简单，减法和除法的口诀就比较难一些了，更难的还有斤两法口诀，因为那时通用的是“十六两为一斤”，所以进位、退位都很复杂，什么“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等等，这些口诀一定要死背硬记，没有直径可行。
　　 不过学习珠算也不总是枯燥乏味，我们用一面小小的算盘也可玩好多游戏。比如在练加法的时候，可以在算盘上一次摆上从一到九一排算盘子，然后一次次再加上从一到九，这样连续加、连续加，算盘上就会出现接近于从九到一的排序，几个人一起比赛，看谁先完成，不但练习了指法而且又背熟了加法口诀，一面算盘还可以两个人一起玩，可以你走上档，我走下档，大子吃小子，也可以你从右边出发，我从左边出发，你吃我，我吃你，最调皮的时将算盘反过来放在地上就像现在的轮滑那样往前滑行。。。。。。还有很多玩法，因为长久不玩，都还给小伙伴们记不起来了！
　　 上中学以后开始学习“代数、几何\\\\\\\',从此就没有再摸过算盘子。倒是我那几位没有继续上学的小伙伴们很多都成了合作社的记工员或者会计，他们都继续以算盘为工具，用它为社员们记工分，算报酬，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的算盘好伙计，唱起歌儿脆滴滴，
　　 从早我一直忙到晚，劈里个劈，啪里个啪，算出了丰收的好消息，社员们都欢喜；
　　 样样事儿咱都合计，把党的教导记心里，
　　 勤俭节约过日子， 劈里个劈，啪里个啪， 精打细算有积余，为的是集体。
　　 因为当时农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所以年纪轻轻的他们一个个成了合作社的“内当家”。从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经过长期的实践锻炼，历尽风风雨雨，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但成了珠算高手，而且成长为集体经济的当家能人。
　　 珠算高手就像现在能熟练操作电脑键盘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可以盲打算盘，有的人还练就了左手算盘右手笔的绝技，也就是说他可以双眼看着账本，右手握笔记账，左手拨打算盘，一心三用，得心应手，同时完成计算和记录 ；在乘除法运算中，还有一种名为“飞规”的口诀，说白了就是珠算和心算的结合，省去很多复杂的运算程序，用简便方法很快的给出答案，记得当时我们宁波的不少学校在全国的珠算竞赛中都获得过很好的名次，培养出不少珠算高手。
　　 说起珠算高手，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大哥因为我家当时家境贫寒，读书不多，据他说只读了二、三年小学，但是由于他的勤学苦练，珠算水平在我们村里虽然算不上数一数二，但至少也是一个佼佼者。而且，就是这面算盘陪伴了他大半生。
　　 从互助组转为初级合作社，我二哥由组长变成了社长，我大哥也由记工员变成了会计；初级社转成了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二哥一直担任着领导职务，而大哥还是工作在财务岗位上。
　　 合作社的财务人员是不脱产的，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干活，晚上回到家里记工分、算账，平日里，拨拉拨拉算盘，约莫个把钟头就可以记完一天的账目，这清脆悦耳的算盘声，就像大哥在为我唱催眠曲，常常伴着我入睡。可是到了年终分配的时候就会很忙了，滴答滴答的响声总要响到深更半夜，而且要持续好几个晚上。
　　 人民公社化以后，会计的事情就复杂了，不但必须每天记账，而且每个月还得编造月报上交给大队，到年底时，这报表、那报表的更是多得不得了，最要命的这时候还得及时完成年终分配方案，等上报上级部门批复后，才可以给社员们分红，要知道大家就等着这点钱过年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哥就会夜以继日地拨打算盘，有时为了寻找一个小小的差错就得忙上几小时。天寒地冻的，他还会急得满头大汗（他是宁波人常说的“蒸笼头”）当我从熟睡中被“滴滴答答”的算盘声惊醒时，有时还会看到他在吞一包包“头痛粉”。我想也许这算盘最能体谅我大哥这一生曾经的辛酸。
　　 大哥如今老了（九十多岁了），安享着美好的晚年，算盘也退出了曾经那么辉煌过的舞台，只有那清脆悦耳的滴答声将永远回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