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1.【足下的来源】
　　 近读民国小说，“足下”之称频频人目，何以尊称平辈人为“足下？”翻阅《左传》、《异苑》后才弄明白：
　　 春秋时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备尝艰辛。在逆境中，介子推含辛茹苦，跟随文公舍身相助，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晋文公才回到晋国继位。可文公在赏赐随从臣属时，偏偏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毫不称功，遂隐居在现在山西省介休东南山中。文公发觉后欲召不得，便烧山求出，谁知介子推竟被抱树烧死。
　　 晋文公非常悲痛，抚摸着那棵烧焦的大树哀叹不已。并命人伐掉大树，用其心木做成木屐，经常穿在自己的脚上，每当想起介子推时，便低头看着木屐说“悲乎！足下”。
　　 “足下”之称来源于此，和寒食节由来本于一事，知“寒食”而不晓“足下”，是心粗的缘故。
　　
　　 2.【我国城市的演变】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城市从村落中逐渐分离出来，由于交通、供水、防御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早期城市多靠山面水，如沣、镐等城市即是。
　　 先秦时期，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当时最大工商业城市是齐国的临淄，这个城市有七万户，二十万人，每逢集日，大街上摩肩击轂，挥汗成雨，极其繁华。
　　 秦代，手工业和商业活跃，除咸阳外，又出现了南海、会稽、琅琊等一批海上贸易城市。汉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很快，城镇数量增加，据估计有七百个左右，比秦代增加了一倍多。
　　 汉代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中政治腐败，加之水蝗灾害频繁，人民苦不堪言，张角首倡，黄巾烽火燃遍全国，使中小城市遭到破坏，数量锐减，规模大不如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以丝织业为主的成都等经济中心迅速崛起，大城市不断涌现，如魏蜀吴三国首都，即是政治中心，又是工商业集中的经济中心。
　　 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经济重心继续向长江及运河两岸转移，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四大都市的同时，两岸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小城镇。
　　 宋元时期，城市里勾栏瓦肆之类的文化娱乐场所遍布，市民文化繁荣，从此，城市成为它所辐射区域的文化中心。
　　 明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全国除一百多个大中城市外，还有小城镇二千多个，农村集镇约七千个。
　　 清末民国初年，由于内战和列强人侵，大多数城市衰落，有的小城镇完全消失，沿海一些明代所设的卫、所竟成了无人之地。
　　 民国三十六年，全国五万人以上的城镇仅有一百六十八个。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城镇持续发展，一九六二年到文革结束，城镇数量徘徊不前，一九七六年底仅有一百八十八个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空前发展，乡村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前奏，小城镇建设不断发展。一些地方纷纷改县设市，但所设之市地域没变，人口没变，市与上下的行政关系也无实质改变。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市建设肯定会越来越兴旺。
　　
　　 3.【《天仙配》与董永行孝】
　　 黄梅戏《天仙配》的流行，使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其实董永还是一位大大的孝子呢。
　　 汉朝刘向《孝子传》里就记载有董永行孝的事迹，可惜语焉不详。
　　 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却详细记载了董永行孝得到好报的事，其文大意如下：
　　 汉朝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的主人受到感动，便给董永一万钱。董永三年守丧期满，“欲报还主人，供其奴职”，途中见一位妙用女子，便结为夫妻，一同去见主人，主人让女子织绢百匹赎董永奴身，于是该女子十日内织完，出门后对董永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因为你行孝感动了天帝，天帝命我帮助你偿清债务，说完便凌空而去。
　　 这则优美的故事，通过董永行孝得到好报的叙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宣扬的是孝道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后世的好事者们，却把董永行孝演绎成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天仙配》，这与干宝的本意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4.【相思树】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说起相思树来，还有一段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呢。
　　 据《列异传》、《搜神记》等书记载：
　　 战国末年，宋康王夺去了近臣韩赁的妻子何氏，并囚禁了韩赁，让韩赁服苦刑，韩赁愤而自杀。何氏听说后也坠台而亡。留下遗言“愿以尸骨赐赁合葬。”
　　 宋康王不听，将二人分别埋葬，并说：“你们夫妇这么恩爱，如果能使墓冢合二为一，那我就不会阻止了。”谁知埋后仅一天功夫，两个墓冢顶端各长出一棵大梓木，不几天便长得有一抱多粗。两棵树还“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声音感人。”
　　 宋国人看到这种情景，深为韩赁夫妇坚贞爱情所感动，便把这两棵大树命名为相思树。
　　
　　 5.【匙勺、刀叉和筷子】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人用餐多用勺子和刀叉；中国人用餐则多用筷子。其实中国人用刀叉、勺子进餐的历史才源远流长呢！
　　 从考古方面看，在商周文化遗存中就发掘出土有刀叉和勺子，甚至在仰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玉制、骨制或陶制的的刀叉和勺子，可见，国人使用刀叉的历史最迟当在五六千年以前。
　　 从西周到战国，国人吃饭则多用手抓，手抓饭饭前必须洗手，自然形成了特别重要的“盥洗之礼”，盘子是那时人们洗手的用具，所以贵族墓葬里都陪葬着各种各样的盘子。《礼记·曲礼上》也记载：“饭黍毋以箸。”是说吃黄米饭不用筷子；该书还记载：“共饭不泽手”是说供席上的供饭吃的时候用手抓。
　　 那么先秦时期有没有筷子呢？回答是有的，据《史记》载：“犀玉之器，象箸而羹”是说商纣王时筷子是用来夹汤菜的工具。从文字学角度分析，“箸”字汉代才有，从竹，表其原料，从者，即煮的初字。从“箸”字取名可以看出当时就是用竹制小棍从煮锅中夹取菜肴。这和那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先秦时，人们除了生吃蔬菜外，大多煮食，沸汤中取食蔬菜自然不能用手，用匙勺也不方便，只好用箸，即筷子来夹菜，吃黄米饭还是要靠手抓来送进嘴里。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人献鼋于郑灵公，郑大夫子公“食指”动，子公便说：“食指动，表示我马上要吃到美味了。谁料这话很快传到了郑灵公耳中，他为了教训嘴馋的子公，在和贵族们举行宴会时，故意不给子公分鼋羹，子公大怒，立即“染指于鼎，尝之而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春秋时代在上流社会的宴会中，人们主要还是用手进食的，我理解是这样的：那时人们吃羹饭类用手，吃大块肉用刀叉，喝汤用匙，煮菜类则是用筷子夹出。
　　 那么，从什么时候起，国人才普遍用筷子既夹菜又拨米饭又挑面条的呢？我以为是在汉代。因为用筷子直接吃饭，必须有轻巧的碗与之配套，而商周以前的食用器具十分笨重，用一只手很难端动，所以一只手专来握筷就实现不了。就是个别体积较小的食器也是摆在案几上用来装肉食的，无柄可握，自然无法端在手中。到了西汉初年，才出现了圆足的平底小碗，这种碗和筷子配合吃饭，才成为简便易行的了。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成套漆制耳杯和漆箸来看，那时进餐无论饭菜都用筷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