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人

关于我的父亲——每当我想起他的形象时，就好像看见他狭长的脸上，两只微肿的眼泡下面如鱼皮般干瘪的小黄瓜片——这该死的小黄瓜片，不但吸去了他眼睛里的水分和神采，还让我一想起这个形象时，就忍不住地将悲伤化为了嘲讽——是的，我至少有两个父亲，或者更多，不，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要从哪里说起他呢？他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那么多的生命、耻辱，那么多命运的不堪，妥协与稀奇古怪的事交织在一起，要知道，记忆从来都是混乱的，繁杂而多重的。
　　
　　 一、
　　 1977年，让前一个十年果断干脆，悲哀决断地收了尾，连一点余韵都没留下，又让下一个十年做了铺垫，因此，下一个十年多少显得没头没脑的。
　　 而这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1977年的初春时节，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一周前，一场春雪浩荡而来，顷刻间将整座小镇变成了白色，然而接下去的阳光灿烂了很多天，融化了春雪。除了房顶，假山等阴暗处还残留一些白色之外，到处都是一片勃勃生机。风开始朝着东南方吹过来了，融雪的声音在温暖的阳光里滴答滴答，让人的心情轻松又愉快，感到紧缩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皮肤开始松懈。
　　 在这个春天里，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终于在小镇如期举行了。客商和货品是江浙一带的。他们带来当地过季过时的真丝服饰、珍珠饰品，还有快过期的干咸海产品，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等等，带着与众不同的内地的气息，让人兴奋。展销会的第一天，几辆贴着“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标语的卡车载着这些货品在街道上缓缓行走着，每辆车上都有一个大喇叭，每一个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唤着，推介着他们的货品。一些孩子兴高采烈地跟在了卡车掀起的尘土后面。跟在越来越多的自行车的铃声后面
　　 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是该换一下生活方式了。于是，人们的目光挤在了小镇唯一的一条街道上，他们的脚也踩在了一起，在街道两旁搭建起的简易棚里蹿过来蹿过去。在人群中相互挤压着，眼睛贪婪地四处张望着，他们挑选着服装，挑选着日用品。他们其实是在挑选接下去的生活。
　　 那些大字报，写在墙体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的生活，他们只看到现在。
　　 是的，新的生活从那时起，似乎就真正地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那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平反回家的消息传来了。4月的这天清晨，天还没亮透，他从南疆四都山关押犯人的旧砖房里醒来了，窗子依然紧闭，房子里一片漆黑。他搬了一个小凳子放在窗子底下，双腿颤颤巍巍地站了上去，拉开了半面窗，清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像长矛一样直射到水泥地上，他看得见漂浮在光线中的尘埃。凹凸不平的地上放着一只脸盆，里面盛了一些水，冰凉冰凉的。他用指尖蘸了点水揉揉眼睛，擦去了疲倦和睡意。墙上也有一面破损的小圆镜子，他从里面看见自己的脸廋得只剩了皮包骨头，脑袋大大，下巴上留了一圈像恶棍一样的胡子。
　　 “我要把胡子刮了才能出门。”他自言自语道。
　　 十几分钟后，看守者提了一大把钥匙放我父亲走出了这扇门，他端着搪瓷盆儿，将用过的脏水连同胡须渣儿一起倒进房后的泥水池子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祈祷他的过去也能永远地沉入水底。
　　 父亲回来一个月后便恢复了工作，因为他与原先的地质勘探工作疏离太久，被组织上派到一个技术学校的后勤部门看管库房，算是一个等待退休的闲职。这一年他已经49岁了。从1967年到1977年，我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10年间，一个男人最好的青春年华损耗殆尽。
　　 父亲回到小镇的家之后，一切似乎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他除了工作之外极少出门，整日靠在卧房的床头，或者写字台的靠背椅上，在不开灯的夜晚，他手中举着的烟在昏暗的光线中发出明灭的红色光亮，让人心生不安。没有人知道他在这样的时刻想些什么。后来我才了解，他是因为心情不好才抽起烟来的。心情不好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也因为一个曾经令人胆寒而如今要消失了的叫“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词，让他的余生沉陷在郁郁寡欢的情绪当中。
　　 当他睡着的时候，在“文革”期间曾过度操劳的双手平放在身体的两侧，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更甚于他的面孔。就这样被包裹在一片漆黑之中，我无法摆脱他那种说不清楚的昏昏沉沉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很像迷雾，像是病痛的折磨，也像是对日益衰老和失败的人生所产生的恐惧。
　　 这样一个父亲的形象无疑令少年时代的我感到陌生。无论我在房间的哪一个角度，都似乎看见这个像病人一样躺在单人床上的男人，头发发暗，像他的脸一样没有光泽。他因心情压抑食欲低下而消瘦，皮肤松弛。这让我感到，这个躺着的人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曾看清楚他，也自然从未有过这是一个至爱亲人的感觉。
　　 常常地，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可能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睡眠，但却打着浓重的鼾声。这鼾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悲壮和无力——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堆易燃的干柴，早就丧失了水分，除了他凸起的肚子。房间开始暗下来，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出家具令人胆寒的轮廓，这个时候，他会突然惊醒，大声叫我的名字，他说自己总感觉屋子的角落里和家具下面有一些可疑的影子在动来动去，我说是从窗外流泻下来日落的光斑吗，他说不是的，肯定不是的。是有人藏在了家里，有人要害他。
　　 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让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一个从内心深处闪的念头清晰而可怕——他这是怎么啦？
　　 我记得，我父亲平反刚回来之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难以入睡，很警觉——他说自己在等候急促的敲门声。
　　 还真有一个晚上，凌晨两点多了吧，一阵紧促的敲门声从隔壁邻居家传来，母亲不敢开灯，擦亮了一根火柴，看他嘴唇不住地哆嗦，坐在床上老半天不动，一副吓坏了的模样。我在昏暗的火光中紧紧捏住了床单一角，嗅到他的恐惧，手心里捏着汗，能感觉得到他浑身颤抖。
　　 “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轻轻地挤出这句话。
　　 这句话，也是他常常对家人说的。
　　 屋子里没有人应答，一片死寂。母亲在黑暗中的阴影像一个笨重的家具似的朝他倾斜了过来，加深了此刻的压抑感。
　　 “他们来抓我了。”父亲好像很确信，自己总有一天还会被打成现行革命分子——他一听到门口的脚步声、敲门声，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在恐慌中收拾自以为需要的东西：牙膏、毛巾、香皂、拖鞋、刮胡子刀以及刀片。还有两三件换洗衣服，还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到了后来，这些东西全部整齐地放在了一个发旧的布格包里，搁在了床头柜上，以备“他们”的到来。我记得，布袋子里还有一包用草纸包好的馒头片，他说自己最怕的是饿肚子。
　　 很多的夜晚，我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等待着始终没有出现的敲门声。
　　 往后的几十年里，我父亲从未从现行反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人跟踪他，这个人如影身随，令他寖食难安。他说从自己刚从南疆奎依巴格镇搬到乌鲁木齐的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他出门的路上，总是看见一个40多岁的理平头的男人不远不近地跟着自己。无论是买菜，逛公园还是逛超市，他就这么跟着，从不说话，从不走近自己，“就像是一块烂泥巴，甩都甩不掉。这样一直过了好多年。”
　　 令他恼怒的是2014年3月的一天，他所居住的小区门口的大型超市在搞超值的商品打折活动，人们闻风而动，整个超市人流熙壤，像过年一样地热闹，一个个收银台前，待交款的人排成蛇形长队，我父亲也在排队的人群中。
　　 这个时候，我父亲清晰地听到身后有人在说话：“大家快看前面这个穿灰呢子上衣的老头儿，他是个反革命分子。别卖东西给他。”
　　 父亲吓坏了，回头一看，隔着身后起码有三个人的位置上，那个跟踪自己的平头男人正在人群中死死地盯着自己，似笑非笑。我父亲发怒了，冲到他的面前对着他大叫：“你是谁，你跟踪我这么多年，到底想要干什么？”
　　 ——多年来，我有那么一两次听他讲述这件看似很离奇的跟踪事件，我不能辨别它的真伪。成年后的我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对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对父亲的这一行为诊断为：幻听。
　　 有幻听症状一定是精神病吗?我看了一些医学资料，说是幻听是出现于听觉器官的虚幻的知觉，是精神病人常见症状之—，尤其多见于精神分裂症。我有些害怕，背着他偷偷去医院询问了医生。精神科的医生说引起幻听的原因有多种，而我父亲就有可能是心理原因比如精神过度紧张引起的。幻听的内容多种多样，有命令性幻听、评议性幻听、议论性幻听等。其内容常常是对病人不利的，如漫骂贬议、或是说病人犯了大错误，而且还会命令病人去自杀或去投案自首等。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称呼激起了他痛苦的回忆，它所留下的焦虑和恐惧伴随他多年，这使得他的性格越发孤僻，我父亲曾对我说：“我的一生，就挣扎在痛苦之中，总是很害怕。害怕再次被人带走，重新回到那个黑房子里。”
　　 “这种害怕不是具体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
　　
　　 二、
　　 听当地年长的老者讲，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在当地的小镇上曾经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美男子。
　　 可能是真的。别小看这个男人，如果早生三十年，四十年，谁能担保我们不会爱上这个男人。三四十年前，新疆南部的小镇——泽普县奎依巴格镇少有汽车，只有一条马路。五个商店。那个时候的人都骑自行车。
　　 小时候，我多次端详我的父亲，觉得他的长相非常可观，拥有一个朗诵者、施舍者、带领者的面容却无关作为。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那洗过的，带着夏季凉风味的男性躯体，四肢骨骼的比例完美极了。后来他说，他个儿大是小时候吃百家饭给催的。还有，他的两腿上都有被恶狗咬伤的如浮雕般的疤痕。
　　 他那时的样子就是放到这个年代也算是好看的，在吃尽苦头后更好看，更有形色。我小时候就爱看他，并得到灌输，好看，男人的帅就是他那个样子，那个高度、肤色、力量。简直是美貌得过了头，他要是不说话的话，不知会有多少女人像我一样地偷看他——
　　 据传，当他从街上走过，与一辆拖拉机上满车运砖的妇女迎面而过，她们脖子转筋似地始终看着他。当拖拉机走远了，他的身后留下了长长的一串面影……
　　 我那时年幼，有了虚荣心，觉得他是我家的私藏，不许别的人染指。是真的，我藏过他年轻时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我抚摸照片上他的眉毛、眼睛、嘴唇还有下巴，硬朗中带有旺盛的蓬勃，像要从纸面上蔓延出来，如同火焰，燃烧着另一个生命的热情和能量。那时候，他是年轻的、骄傲的。谁会想到日后竟是衰老的、潦倒的、沮丧的。他的过去和现在，都难以让他似曾相识，有迹可寻。
　　 显然，这是一个在命运开端受到厚爱的个体，但经历了那个令他最不堪的文革十年后，他的大半生飞速退化、败落，接近自戕。作为儿女的我们身处他命运的下游，只能默默听着、忍受着，最多怒其不争，无法逆流申讨。很多人都这样，总觉得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会大展拳脚，结果只是脚步踉跄、草草收场。
　　 是的，我总是要情不自禁地讲到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我曾经以为自己逃脱了他基因的摆布。但是没有。只要我一想起他，要为他写点什么，总像是被人生巨大的悲怆袭击，深感困惑和沮丧，一次又一次动了自行告退、不了了之的心思。
　　
　　 三、
　　 我父亲不是土著的新疆人，那他又是怎么到新疆南麓这样一个偏僻之地的？
　　 我只知他家族世代都是陕西渭河边种高粱的人。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被百家饭养大，念了私塾，进了西安一所地质学校，1954年，那些来自甘肃，陕西，山东或河南的人，被“到新疆去，那里吃饭不要钱，那里有地种，去了就是公家人”的传言蛊惑，招呼着亲戚朋友，动身启程，坐上了拖拉机，大卡车，和冒着长烟的火车往西走，当然，也有很多不肯走的人，他们在家乡据守故土、家族、财产等。
　　 我父亲学校的大门也张贴了这样一些告示，说是到新疆去，那里吃饭不要钱，去了就可以成为公家人，可以拿工资吃公粮等等。父亲因无亲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这所学校里，世界之于父亲，就只剩下了“吃”这个字，每天如何以最少的钱吃饱，是他人生中的大问题。在那些贫乏的年月有如整个空白着的严冬，是一个巨大的胃口，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都填不掉那大漠般的饥饿。
　　 刚毕业的父亲为了一口能吃饱的饭，跟着黑压压的一群人上了去新疆的大卡车。
　　 在那个年代，前往新疆的旅程永远是这样：在玉门，他们看见了金刚砂矿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以后漫长的、夜以继日的跋涉中，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奇异景象——他们看到了库车千亩千姿百态的枯死的胡杨；看见了吐鲁番燃烧着红色火焰的群山；看见了晚上撒在头顶上的，似乎手一摸就能抓的玻璃似的星星；看见了野黄羊像汹涌的朝霞一样在落日下的戈壁滩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