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小传

摘要：文章写自己从小学到初中的一些经历。 1956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的妈妈给我起名叫莲花。长大后，我觉得这个名字又土又俗，很不喜欢。后来才知道，莲花又名“芙蓉，”也叫“荷花，”是一种很漂亮的花。
　　 不识字的妈妈，竟然给我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现在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难道名字也是上苍赐给的吗？
　　 我出生两年后，我的母亲因病小产离开了人生。百天之后，我的父亲和同村一个，大我十四岁的孙氏结了婚。我被父亲的伯母和继伯父收养。两个老人一生无儿无女，他们视我为掌上明珠，
　　 继爷爷可能是我出生后和奶奶组的家庭。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姓：张、王、龚）过着幸福的生活。下乡干部到我家吃饭，说我们是《红灯记》家庭。听了此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不是正常家庭。老俩口很是勤劳，生活还过得去。
　　 我吃过大食堂（全村人在一个食堂吃饭），大人整份，小孩半份，好多大人吃不饱……
　　 在二老地呵护下，我渐渐长大，到了读书的年龄，老师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们去念书，两位老师到了我家，奶奶说：“这个孩子有羊角疯……”我听着这样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后来听奶奶说，女孩念书怕受罪，害怕我念成书离她而去。
　　 我的这位奶奶，也是父亲的养育之人。也是这个原因，使我父亲辍了学，听说父亲学习很优秀。
　　 第二年，我的五姨给了我一寸长一根铅笔，几页纸的本子，并给我起名莲秀。记得当时，我高兴得拿着本和笔，心中念着自己的名字，跑到学校，找到老师说我要念书。
　　 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后，老师说：“叫龚秀枝吧。”这位恩师的名字叫张文举，他的模样和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我就以老师起的名字，出现在我们村的学校。
　　 那时我半年级，和三年级复式。老师讲完三年级，才来教半年级。记得我背着个破布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再高高兴兴回家。那时，读书的女孩只有三个，农民子弟就我一个。
　　 我家门前有个磨房，农闲时，人们都聚在那里闲谈。有一天放学后，我也凑了进去。大人们说要看看我写的字，我拿出自己的作业本，递给他们，我记得自己作业本上的拼音字母，有躺着的、有倒着的、还有不成形的，看着自己的作业，我羞得满脸通红。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出来的。
　　 稀里糊涂地念着书，学习一般，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老师办公室，看到老师把刘少奇的像从墙上撕下来，扔到炉子旁边，然后，我们国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每天的语文课，就是学习毛泽东语录。上课时，老师把毛泽东语录抄在黑板上，然后让我们抄下来背诵默写。我记得自己很用功，老师抄在黑板上的语录，我早已会默写了。
　　 那时的作业本，大部分是用包装纸订的，因为包装纸便宜，四分一张。那时农村很贫穷，能上学就不错了，加上白纸也不好买。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进行中。
　　 一天，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两个老师被五花大绑地捆着，揪到了临时的主席台上，脖子上挂着大纸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其中一个矮个子，被打得鼻孔出血，另一个胖老师，秃顶头闪着光，加上脖子上大白的反革命纸牌子，童年的我，看到这一切害怕极了，晚上睡觉，我就用被子捂着头。后来又有些老师被关在了碳房（因为农村没有监狱)。
　　 又后来，我最佩服的一个老师也被抓了进去，一天晚上，偷跑出来吊死在树上。第二天，我目睹了老师苍白的死人脸。老师们陆续被关，一天，我的四姨夫（我的老师）也被关了进去。记得那时，我和小姨天天给他送饭。
　　 那个时候，学生基本不上课，一会儿参加游行，一会儿参加批判会，还要写大字报，搜肠刮肚找老师的罪状。在一次游街仪式上，只见公社社长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大纸牌，手里拿着根动物肋骨，脸上抹着黑，一边敲一边喊自己是反革命。
　　 学生排着队，跟在后面喊打倒之类的口号。那时，上面要求所有公民，在吃饭前先面向领袖像，恭敬地喊“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再吃饭。
　　 之后，运动没有先前那么激烈了，被抓的人，没多久就陆续放了出来。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
　　 1970年年底，我小学毕业。什么日记、作文统统不会写。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白求恩》简称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口号性的文章倒能拼凑几句。文化程度就是个二年级水平……不一般的童年，使我比别人更加吃苦耐劳，激励我奋发向上，坎坷的童年是财富、是动力。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童年多么令人回味！可它像一片片羽毛，越飘越远。
　　
　　 二
　　 小学毕业，第二年的春天，我升入社中。当时学校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我是社中第二届初中生，全校两个班，初一、初二。五六个老师、一个贫宣队（大字不识的村干部）。
　　 学校所在地，原来是坎坷不平的硬土坡，伴有小石头，学校西边就是坟地。我上了初中，一进校门，面临的就是校门前一米多高的土坡需要整平。我们班有四十多个学生，那时教学条件特别差，宿舍、教室兼用，教室中间是一条很窄的过道，两边是草铺，草用砖堵着，砖就是同学们的凳子，膝盖是课桌，墙上有一块水泥黑板。白天，四十多个学生坐在草铺上上课，晚上，住校生打开行李在草铺上睡觉。
　　 建校劳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平整校园，全班分成几个劳动小组，各组承包一定的任务。同学们一有时间，就用镢头刨啊，铁锹铲呀，还得用筐往走运啊!早晨提前一个小时到校平整校园，放学劳动一小时才回家，还是平整校园，有时还要停课劳动。劳动任务超强繁重，我一个弱小女子，真是难以承受。因为不能最快完成任务，我哭过鼻子。经过一段漫长地艰苦劳动，同学们流了无穷汗水，校园终于整平了。我们愉快地在校园做操、玩耍。
　　 第二个任务是脱土坯、垒院墙，这个任务就更艰巨了！两个年级打乱班级分成劳动组，脱好的土坯，需要轮流照看，怕被践踏，最怕的是下大雨，土坯被雨一淋，前功尽弃。如果没有雨，晒一两天，先互相靠着立起来，完全干了，再垛成垛。土坯要及时垒在墙上，一旦下雨，土坯就会全部损失，甚至完全变成一堆泥。有时碰上大雨，垒砌成的院墙，也会倒塌。在劳动中，我们流过汗水，有过烦恼，也有快乐。想想那时的我们，看看现在的孩子，真是天壤之别。
　　 记得上初中了，我根本不会写作文。写出来的作文只会喊空口号，我初中语文老师田慧有是个右派，很有才，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在这位高师的教导下，加上自己特别用功，我的作文提高很快。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写作书和课外书可读。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是老三届的高中生（集宁一中的高宽），和我同村，德才兼备。老师讲课简洁明了，教学也特别刻苦。高老师常利用课余时间，找趣味数学题让我们做。常常是放学后，和我们泡在教室解答难题，同学们非常喜欢和敬佩这位老师。
　　 那时，我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自然是第一批加入红卫兵，每班名额只有两三个。加入红卫兵还要宣誓，发誓自己永远做红色的革命接班人。当时，老师把红卫兵袖章发到我手里时，我看见鲜红的袖章、金黄的“红卫兵”三个字，心情真的很激动，也很荣幸。初二，我被老师任命为班主席，每周的班会，我都要发言，那时我很害怕，讲话时面红耳赤、坑坑巴巴讲得非常不理想。
　　 数学是我拿手的课，我最喜欢上数学课，更喜欢做较难的数学题，经常和两三个优秀男生在一块解题，每当解出一道难题时，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
　　 一边劳动，一边上课，两年半的初中生涯很快结束了。初中生活使我在德、智、体、劳等各个方面，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同时培养了我的毅力、磨练了我的意志，为我以后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以后学习更加勤奋。
　　 那时升高中，先推荐，后考试，我是推荐对象之一。和我程度不相上下的另外三个男生，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推荐上，因此被逼去务农，我一生都在为这三位鸣不平，如果不是碰到那个扭曲的年代，他们和我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惜我们都没有步入大学的门。和他们比，我又是幸运者，因为读了高中，改革招生制度后，我考取了中专。
　　 73年我初中毕业，考试、推荐相结合我步入高中，文化程度也就是个小学生水平。
　　 1980年，毕业于乌兰察布师范，之后一直担任小学语文教师直到退休，退休后擅长写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