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念母亲

我远到新疆工作，第一次以休假的方式回家，赶紧带着香火烧纸和一些干果吃食祭品去给母亲上坟。来到母亲坟前，见蒿草长得很高，看来坟地很久没有整修了。我拔掉坟前的蒿草，把石饭桌整理干净，摆上简单的祭品，像回家扣响大门一样端端正正地跪倒在地。叫一声：“妈——儿子回来看您啦！”
　　 烧完纸，上好香，献过祭品，祭洒了一瓶净水，一个长头深深地叩下去，再叫一声：“妈——”
　　 母亲远去已经三十多年，每当这个时候，我沧桑粗糙的心依然忍不住浪潮翻滚，热泪奔涌而出，潸潸痛流。
　　 思念母亲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母亲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她的希望是我人生路上永远不变的坐标，我从来不敢停下行走的脚步，终生为此不懈努力。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由欢笑突然陷入悲痛的日子。
　　 正月初六，村里的会子闹得正红，学校操场上围满了人，周围的窑顶上、高圪塄上站的都是人。无知的我穿着花衣裳，围着花头巾，抹着红脸蛋，在场子中间与三个伙伴演小会子。到了晚上，突然转来电话通知，让赶紧去县城接住医院的母亲回家。父亲和一个本家叔叔赶着驴车急匆匆地走了，我在家焦急不安地等待。凌晨四五点钟，母亲在昏迷之中被拉回家，我再没有机会和她说上一句话。天刚蒙蒙亮，我去后井头村叫二姐，十里路往返刚刚回到村口，有人就告诉让我们哭吧！我们痛哭着回到家中，母亲已经永远闭上眼睛。
　　 母亲气喘咳嗽已经很多年，经常咳得喘不过气。听她总说，自己不到四十岁，儿女都全，有了外孙子，当上外婆，罪受够了，活得够本了。却不知道那是病痛折磨的无奈之语。前一年忙完收秋，她去城里住院，想着安下心来把病治好。过年没有回家，说再住几天，过了年就会好。那时我多么无知啊！过年回不了家，病情肯定非常严重。我不知道医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要去看她，不知道从此再也不能和母亲说不上一句话，竟然无忧无虑地跟村里的人一起闹秧歌。母亲去了，才感到晴天霹雳，痛不欲生。
　　 灵堂设在院子里，我们披麻戴孝跪在灵前，才知道哭天喊地，想把母亲哭醒来，喊回来。前后村里受过她恩惠的许多女人三五成群来哭灵，哭得那么真诚。我就更是用尽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想把心哭出来，捧在手里让母亲看见。似乎觉得那么多人一起哭，一定能感天动地，让她没有走远的灵魂找回家来，能从棺椁中突然坐起来。
　　 哭灵三天，天昏地暗，像一场不醒的噩梦，我想梦醒了，就会回到从前，然后把这个惊心动魄的噩梦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完了就会笑着说：“梦是相反的，说明我的命会很长。”下葬那天凌晨刚交五更天，家族里帮忙的伯伯叔叔们都来了，打开棺椁，让所有的人再看母亲最后一眼，然后把榫卯扣紧，准备钉死。此时我才彻底绝望了，疯狂了，扑上去抓着死死不让。姐弟几个被人一一拉开。起灵了，棺椁绑在杠上被人抬起，前面一条长长的白布，让孝子们扛在肩头拉灵。出了大门，我在泪眼矇眬的黎明看到了非常震惊的场面。道路两边站满了为母亲摆路祭送行的人，路祭的香火从我家大门口一直摆到村外。路祭是为十分尊敬的人的最后的送行，一般只在棺灵经过自家门前时摆祭。此时，很多本村的人、外村的人，远远地专程赶来为母亲送行，让我看到了母亲平凡而伟大的灵魂。每有一个路祭，就有人高喊：“孝子跪！叩头！起！”我们兄弟三人扑腾跪倒，叩头，站起半步，再跪，再叩，再起。黄土硬道，连续响着我们用膝盖和额头叩击的声音。膝盖磕烂了，裤子沾到上面，但是，我愿意向着村人，向着大地，表达对母亲的感恩。摆路祭的人们看我们叩得太狠，行进太慢，赶紧三家、五家往一起摆，让我们跪得次数少一些，走得稍微快一些。到了祖坟，母亲的棺椁被吊下深深的墓道，我再次感到万分绝望。母亲深居地下，就真正成了阴阳隔世，湿湿的黄土圆圆地堆起来，成了母亲曾经存在的象征。也许是我没有在母亲最后的日子去医院陪她，也许是那根记忆的神经出了问题，也许是上天有意惩罚我的无知，我迷茫的脑海中再也聚不起母亲完整的形象，所有痛苦的思念就成了这一抔黄土。
　　 回到家中，我在痴傻中面墙哭泣，突然仰面朝天昏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睁开眼睛，看到全家惊慌的神情，似乎有了一些清醒。从此以后有很多年，我经常做三层噩梦，最里面的一层会是一件非常不好、生命将要结束的事情，到了绝望的顶点，正感到无力回天时，醒到第二层。刚刚松一口气，感觉噩梦已经醒来，不知怎么，又转回到前面的梦里。再次到了绝望时，回到了最浅的一层，此时会觉得真正回到了现实，真的彻底绝望了。这个时候，噩梦才会在挣扎中真正醒来，一身大汗，回到半夜的黑暗中。等神情完全稳定下来，看着真实的世界，又会陷入伤心的怀念中，久久不能入睡。
　　 母亲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宽容，那样的勤劳，那样的不知疲倦，那样的无所不能。老天为什么如此残忍，为什么不让她有那怕一天舒心的享受，就剥夺了她无私的生命。
　　 母亲从小没有得到父爱，反而因为生父的无情，受尽人间屈辱和悲欢离合。但是，她善良的天性没有因此改变，反而更知人间冷暖，更加宽容大度，无私到了无我的程度。她以难以想象的忍耐透支了自己的生命，远去之后，仍给我留下永远的鼓励和无尽的力量。
　　 年幼的母亲陪外婆经历着一次次不幸。她刚到人世，生父就去当兵，一去几年不归。外婆带着大舅和她，实际等于被遗弃，家族里的人把她们视为多余，后来跟外婆几经生死别离，颠沛流离。母亲有幸上了几年小学，她超常聪慧的童心小小年纪就想为外婆减轻苦难，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人们的接纳，用心学本事、多做事，学啥会啥，做啥像啥。很多事情不用人专门去教，看一眼就能把本事学到手。几岁就能纺线织布，缝补衣裳，做出大人都不及的细密针线。能绣出美丽的花，剪出人见人爱的窗花。再大一点，就把破衣裳、碎布条收集起来，糊百层布，纳千层底，做出合脚耐穿的大人鞋。纳大鞋底是农村妇女最苦最累的活计，一指厚的布底，要用细麻绳一针一针纳出来，每穿一针，用铜顶针顶着针关，用很大的、均匀的力气，穿麻绳又要一拉一拽一紧。双手被扎破手指、勒出血痕是常有的事。一般大人做自家人穿的鞋，都要从年头做到年尾，有的粗针大线不结实，干活的人爬坡上窳，挑水背柴收庄稼，不到秋后就烂得撩不起脚后跟。母亲做的鞋，大年初一穿在脚上，细细的针脚，俊俊的样子，人见人羡，穿到下一个大年还有半成新。过去农村人织布是最为复杂的大事，架机起布是能人才会干的技术活。母亲小的时候，家乡仍处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穿的衣裳都用手工织布。但是，一个村子，有织机，能织布的人家为数不多，大部分人家采用与人合伙织布的方式解决家用。就是自家买棉花纺线，拿到能织布的人家一起织，按照一斤线几尺布的折算办法，扣除一定的蚀头，折去人家的手工，剩下才是自家的。能织布的人家一般起布也要请技术能人，能人架机起布，按照花色多少和布幅的宽度，也有等级。母亲十来岁穿梭织布，十四五岁就能架机起布，成了村里的一大奇事。有一次，村里最富的人家要织46头三色花布，专门请街上有名的高手来起布。遇到这样大活的机会并不多。高手请来了，主人家紧接紧待，敬为上宾。那位能人好吃好喝，抽完铜壶水烟，开始大显身手，结果，到了关键环节，线头怎么都理不清。高手停下来又抽起水烟，思谋半天仍显难色。在旁边一直认真观看的母亲早看出能人把线头理错了，她上手摆弄一番，竟然成功了，惊得高手大喊奇才。母亲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又喜欢热情助人。也许生父造成的幼年不幸，使她特别乐于听到别人的称赞，找她帮忙的人只要几句好话，她就来者不拒，苦死累死从无怨言。她的一身本事和善良天性为自己套上了一生辛劳的绳索，正值英年就被熬得灯干油尽，过早地离开我们。
　　 母亲这样的好人自然名声远扬，人人抬举喜爱。父亲是好人家的子弟，爷爷是有名的中医，德高望重，家有土地50亩，虽然家里人口较多，但是衣食基本无忧。父亲13岁领家事，捣腾牲灵，赶车贩运，自然也是人才出众。两家前后村子相距二里，各自的情况知根知底。爷爷十分喜欢母亲的知情达理、善良能干，他在世时，经常翻山越岭给人看病，只穿母亲做的鞋，其他人做的看都不看。爷爷托人上门提亲，婚事一说即成，母亲16岁嫁于父亲。
　　 母亲是长媳，一进家门，就担起全部沉甸甸的家事。奶奶不善经营，几个姑姑娇生惯养，针线女红，个个粗枝大叶。母亲如此贤惠能干，全家人欢天喜地，可是有了依赖，所有的活一下全堆在她身上，姑姑们爽性粗针大线也不干了。娘家婆家加在一起十大几口人，仅鞋子就让母亲做不完。后来有了缝纫机，母亲一见就喜欢得不行，上去三下两下，所有的窍门机关都搞了个明白。那时候家境还好，父亲走南闯北也有本事，就在村里买回了第一架标准牌缝纫机。这一下，母亲无师自通，成了远近闻名的裁缝，活更是经常堆得跟山一样。姑姑们一个个出嫁了，不仅没有减轻母亲的负担，反而把自己在婆家应尽的义务也转嫁到她的头上。她们有了孩子，活计就像滚雪球一样，一股脑地压在母亲这个不用花钱的长工头上。两个姐姐相继出生，稍大一点就跟着母亲干活。我刚记事时，姐姐们还没有多大年纪，看到她们整天忙里忙外，晚上坐一起纳大底。手被勒疼了，扎破了，干累了，就开始发牢骚。牢骚归牢骚，义务做鞋子，照给她们分配不误。
　　 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土地充公，先是搞起合作社，逐步过渡到人民公社，殷实人家是合作对象，一下变得比过去的穷人还难过。虽然母亲给人做衣服，多少能补贴一点家用，但是，日子还是越过越难。
　　 我上小学的时候，公社出了个笑话，口耳相传很多年。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要求根正苗红，从小就要学会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为了教育革命的小苗苗，学校都聘有贫下中农辅导员。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全乡的学生都集中到公社中学的操场上搞集会。学生以村为单位排成方阵，先是高喊口号，然后互相拉歌，把气氛搞得比六月的大太阳还火热。这时才让大家静下来，激动地听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讲话，接着请贫下中农辅导员给同学们上忆苦思甜课。那位解放前一直当雇工的农民老伯伯坐在主席台上，干咳了半天终于开了口。他说：“旧社会去给富人当雇工，当雇工就是受压迫。好狗日的地主老财，一进门就摆下一大笸箩白面馍馍，让来的人放开肚皮吃。吃得多的才让留下来干活，吃得少了硬是不要。”听到这里，我就觉得口中生津，肚子叽里咕噜乱叫，看看同学们全神贯注的样子，立即为自己觉悟不高羞愧不已。农民伯伯接着说：“共产党好，新社会好，社会主义就是好！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听到此话全场惊愕，也不知道谁先笑出声，打破了场上的平静，所有的人全部哄笑起来。
　　 笑话反映出当时的现实：大家都在饿肚子。贫下中农辅导员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他都这样说，其他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家乡十年九旱，三年自然灾害落下的饥荒多少年补不起来。天年一直不好，加上社会主义大锅饭，人们出工不出力，打下的粮食不够吃，还要给国家缴公粮。人人饿着肚子，就想尽办法找吃的。
　　 母亲常讲一个细水长流的节俭故事。说有一个会持家的媳妇，刚嫁到婆家过门掌家，让人在锅台下面挖了一个大坑，埋下去三口能装一石（计量单位，一石等于300斤）粮食的大瓮，用石板盖起来，每口大瓮上面留一个小眼。做每一顿饭的时候，就把舀好准备下锅的米抓一小把溜进地下的瓮里。好多年过去了，有一年突然遭了大灾，粮食绝收，灾情一直持续了三年。媳妇这时候让人打开地下的大瓮，看到三口大瓮都装了满满的小米，全家人用这三瓮米，共同度过了饥荒。母亲虽然没有像故事里讲的那样做，但是，每次做饭，都要把舀好的米往外抓一把，重新放回米瓮里，实际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她还特别善于创造发明，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总能想出各种办法，做出各种花样，把有限的粮食掺到各种能吃的东西里。由于母亲的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巧妙安排，在家乡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持续饥饿的困难岁月里，我家一年四季还能见到粮食。
　　 母亲一生勤劳，自然不允许我们学会懒惰，一个一个，从会走路起，就安排各种各样的活。步子刚刚走稳当，门口一个笸箩里放着秕谷，让抓了去喂鸡。再大了去给猪食糟子添食。能拿笤帚就扫地，能扛扁担去挑水，再大了就跟着大人上地里干活。以勤补缺是母亲永远不变的信条。她把我们培养得眼疾手快，挽草挖野菜，个个是能手，一年四季，但凡地里能吃的东西都能弄回家。
　　 春天冰雪刚刚消融，她让我们提着篮子去捡地软子，拿回家捡干净，晾干保存起来，偶尔吃一次，是十分难得的山珍美味。小草刚刚长出嫩芽，她让拿个小镢头去掏草根，拿回家精挑细捡，苦的喂猪羊，甜的掺点粮食或者蒸、或者煮着吃，感觉还很稀罕。再过几天，就到地里剜苦菜。苦菜是最有营养的野菜，刚开春很稀少，就把嫩嫩的菜芽用开水烫一下，去了苦味，煮在稀饭里非常好吃。随着天气转暖，苦菜慢慢多起来，我家几个孩子全部出动，能够整筐整筐剜回来。一种吃法是腌成咸菜，一年四季就着下饭。再一种吃法是加少许土豆，撒一点面粉蒸出来当主食。榆钱、槐花、毛条花、嫩苜蓿，我们刮风一样抢到别人前面弄回家，拿现在的目光看，都是难得的好东西。我捋毛条花技术很高，毛条上长的全是刺，不会捋的戴着手套都无从下手，我赤手就可以捋得很快。左手抓紧毛条根部没有刺的地方，右手顺刺快速一捋，刺顺着倒下去，花朵抓在手中。别人一朵一朵摘还经常被刺扎出血，我大把大把地捋，就大大地占到了便宜，母亲为此常常夸我能干。再往后，鲜嫩的好东西没有了，就吃榆树叶、油菜叶、红薯叶，由于母亲做得好，感觉也不难吃，勉强又能维持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每年从春天直到青黄不接的五六月过去了，夏天的瓜菜接上来，一年里最困难的季节就能度过。粮食总体十分短缺，在不多的粮食中，属于粗粮的高粱占多数，我们只好经常吃高粱面河捞汤。面条不精，下到汤里就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母亲让我们去挖山上的野榆树根，把根上的皮剥下来，剁成小块磨成面，掺在高粱面里，下在汤里就精精地不糊了，吃起来滑滑地还蛮好。母亲的智慧在最困难的时候让全家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就连我家喂的猪都过着相对好的生活，经常能吃上新鲜的嫩草。杏树叶子一般人家利用不上，我们消消停停弄回家，掺上谷粮煮熟后放在大瓮里喂猪，猪儿吃得格外香。当然，度过难关，仅靠我们小打小闹不能解决大问题，母亲的辛苦超我们百倍千倍，掺草根树叶吃的粮食主要由她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