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那个赤脚的岁月

摘要：或许，这足以抚慰我们那双曾经赤裸的脚，足以慰藉那些众多曾经淌血的伤口…… 冬去春来，从鞋柜整理出一堆鞋子。望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子，瞬间，一张定格的画面映入我的眼帘……
　　 那年，我还小，老家的二叔带着奶奶投奔到我们家。
　　 奶奶不高，小眼大脚，瘦脸乌发，头戴围帕。二叔中等个，消瘦国字腮帮脸，梳着三七分头。一幅油头滑脑、玩世不恭的模样。
　　 我是从我母亲背脊上，随父从赣南老家来到赣、浙、皖交界的赣东北地区的。对奶奶和二叔的印象，也仅仅停留在父母断断续续的谈论里。奶奶似乎与“娇气”挂上了勾，二叔则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划上了等号。总之，印象不怎么好。
　　 对于奶奶和二叔的突然到来，亲情的热诚持续几天，父亲便锁紧了眉头，母亲没了笑容。
　　 共和国的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以及“文革”时期，由于草创阶段的无知鲁莽，以及不间断的愚蠢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市场物质极度匮乏。人们的生活状况，进入到一个“不可言状”的时期。粮食日趋紧张，我记得，那时大人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三十斤，妇女、大孩、小孩依次递减。每人每月还配给四两清油，一斤肉。副食等日常用品像棉布、肥皂，直至煤油、火柴之类的东西，都得按户口凭票计划供应，而且数量极少。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三口之家一个月吃不了斤三十斤大米的现代，我给八零后的女儿说起豆腐都需要凭票供应时。她瞪大眼睛惊诧地说：“不可能的事！”
　　 是啊，她们这一代，以至她们下一代，乃至于下下一代，怎会相信和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些事情呢。
　　 那时，我们家跟许多普通百姓家庭一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母亲在园艺场参加劳动，父亲虽是国营农垦企业的干部，工资都很低。我们兄弟四人都在长身体的时候。有俗话说：“三只鹅一条猪，四个小孩一群狼”。在食物摄入方面，兄弟四人可以说是“如狼似虎”。奶奶和二叔的到来，使得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本身就达到极限的时候，生活问题就越发变得严酷。首先是粮食的短缺问题。六人的口粮，八张口食用，不出问题才怪。至此我们家粮本上常常出现“寅吃卯粮”情况。超支时最长达到半年有余。那年头也没什么“黑市”米可买。即使偶尔的大米交易，也是数量有限，并且是在夜里偷偷摸摸进行的。
　　 被逼无奈，母亲开垦荒地，种上玉米、红薯、土豆、南瓜等时令瓜菜和杂粮。收获晒干后拌米蒸食。另一办法，夏收和秋收时，让我们去拾稻穗，以贴补粮食的不足。我清楚地记得，我跟奶奶在三伏天骄阳似火的田间拾稻穂的情形。那时奶奶身体尚健，她在老家不太干农活，累了就躲进田头的树荫里，一面用衣服下摆擦着脸上的汗水，一面长吁短叹。
　　 在赣南一带，据老辈们说男人多数外出经商或做手艺之类的活计，所以在那一带有“女人生孩子男人坐月子”之说。原意是男人大多不善农活。像我的父亲和二叔都属于不善农活的这一类。
　　 二叔在老家想必也是一个“混世主”，刚来的时候四处游荡了一阵后，便被父亲安排到队里“挣工分”。可做了没多久，二叔在一次劳动中把大脚趾给锄了。他自知不善务农，便到社会上找事做。最后在一家邻县村办砖瓦厂找到事做，并因此学会了砖瓦制作的技术。要不然会有“虾有虾路，鱉有鳖道”之说呢。什么人吃什么饭，这都是命。
　　 二叔在为人处事方面比父亲要“机灵”一些。他为了承包当地一家砖瓦厂，便认村长夫妇为“干爹”、“干娘”，平常施以小恩小惠。最终二叔竟成功地拿到砖瓦厂的承包合同。
　　 那两年，二叔的确也挣着一些钱。他挣着钱后，也偶尔在他“干娘”那里买一些大米和谷糠，大老远背到我们家。
　　 然而，“瓜菜代”和穷则思变的办法，却仍然改变不了饥饿的现实。
　　 那时大哥和我正是身体“抽拔”阶段，肚里没油水格外能吃。吃饭时，却也只能勉强吃个半饱，半夜里却常常被饿醒。实在无奈就捧起凉壸，嘴对嘴地灌个水饱盼着天亮。
　　 有句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现在想起来倒有一定的缘由。人一穷，如果没了道德底线，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顽劣，也做些坏事。如农场种植的西瓜、花生、红薯之类可以进口的食物，我与小伙伴们都去偷食过。我记得，那时我们在田间，把偷来的红薯在野外煨烤，一个个吃得满嘴漆黑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饥饿的我们，跟一只只放着绿光贪婪的、四处觅食的饿狼没有什么两样。可以想象，在那种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你还能指望孩儿循规蹈矩吗，你还期望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吗！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大哥说起这些个往事时，无不悲伤，感慨万千。他戏谑地说：“要不是那时吃不饱，我个头兴许会长高一些。”说完，我俩都哑然失笑起来。笑声里饱含着那个年代生活的辛酸。
　　 后来，大约在“文革”中后期，由于“三清”运动，二叔作为本地无户口的外地闲杂人员，被迫遣返回到老家。
　　 再后来，母亲几乎用了两人的布票，为奶奶置办了新衣服、新棉衣和棉被，奶奶也回到老家大叔家。奶奶回老家后，父亲在过年过节时也给奶奶寄一些钱和全国粮票去。也有书信来往。从书信中知道奶奶衣食无忧，二叔去邻乡做了上门女婿。也就是二叔凭借着当时学到的做砖瓦技术，在当地承包了砖瓦厂，因此算是“提前富起来”的人。这些当然是后话，可那年，奶奶回老家时，那种依依不舍、泪水涟涟的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那年月，我家与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生活难啊。
　　 在苦苦挣扎和煎熬的日子中，除去饥饿还有寒冷。要不有“饥寒交迫”一词。
　　 在那些岁月，冬天似乎格外寒冷。原野的雪格外厚实和洁白，屋檐挂着长长的冰凌，河岸和积水的田间都结着厚厚的冰。在那个缺乏物质的年代，我们衣服自然比较少。清晨，我只能用双手抱在胸口，蜷缩着身体，瑟瑟发抖地走在上学的路上。在物质高度丰盈的如今，我虽然拥着众多、过剩的衣服和鞋袜，却唯独对鞋子格外地偏爱和珍惜。以至于在中学时期对那个偷我鞋子的同学而大打出手。那是因为，小时候的我太缺鞋穿啊！
　　 那时，我没什么鞋穿。一年里能有一双解放鞋，就算是奢侈的了。而童年的记忆里，似乎没有“袜子”的印记。那时我常穿的是一种黑胶底黑帆布鞋面的鞋，当时称“力士鞋”。就是这种廉价又不结实的鞋，一年也只有一双。由于那时好动格外费鞋，又是常年不论上山砍柴，还是下河捉鱼都穿一双鞋，没半年便破烂得不成样子。到冬天自己用针线缝补一下再穿一阵子。有时鞋后帮都沒有了，也只有拖沓着继续再穿。
　　 由于没什么鞋，我便学会了做拖板鞋。就是找一木板，在板上画出相应尺寸的鞋底样，然后依样锯出鞋底，用废弃的旧皮带钉成鞋带，便成为一双不错的拖板鞋。
　　 夏秋季节，没鞋可以“赤脚走天下”。那时上学，我最怕的是冬天下雨下雪。由于没胶鞋，布鞋在路上打湿后，坐在教室很冷。在上学路上，遇到雨雪天气，我便脱下鞋，把鞋夹在胳肢窝赤脚走路。到学校后在附近水沟里洗了脚再穿上鞋去上课。回家的路上也是如此做法。我至今都无法想象童年的我，冒着漫天大雪，赤脚走在雪地那种冰冷刺骨的感觉。
　　 由于鞋的缘故，冬季里我脚上长时间生冻疮。晚上睡觉时，双脚的冻疮遇热后，便奇痒难忍。母亲却有办法。她有专治冻疮的偏方，就是萝卜带叶和水下锅一起烧开，趁热洗脚。这样洗两次冻疮便痊愈了。那时，就是这种简易的土办法，伴随着我的童年，度过了一个个苦难的岁月。
　　 那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从县城来了一位照相馆的摄影师，许多家庭都争先恐后地合照全家福。母亲叫过我们也要去照相。临照前，让我们刻意收拾一下。我的兄弟们听说要照相都有些兴奋，便各自翻箱倒柜地忙起来。我们穿上平时都舍不得穿的衣服，穿上最好的鞋子，选择河岸一片卵石开阔地，一个个或仰首挺立，或正襟危坐地正经起来。随着相机快门“咔嚓”的声响，一个时代的横切面，一个普通家庭的众多信息，瞬间定格在一张小小的画面中。
　　 2012年，母亲去世后，在她的相册里我看到这张照片。---那也是我童年唯一的照片。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大哥昂首挺胸，一幅踌躇满志的模样。偏短而打着补丁缺少纽扣的上衣，吊脚的裤子，印证了他正是长高的年龄；消瘦的脸颊、树干似的身板则表明那是个缺乏营养的年岁。照片中的我，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偏长的衣裤，说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条百姓过日子颠扑不破的算计。一双低筒的雨鞋穿在脚上，在画面显得格外刺眼。大晴天穿雨鞋照相，想必也是无奈之举吧。穿着花衫，手捧花束，歪着小脑袋的大弟，以及偎依着母亲的二弟，扑腾着双手，稚气的脸庞，无忧无虑地笑着。他们可不知在他的成长旅途上会历经多少风霜雪雨。照片上居中而坐的母亲，平静地微笑着。她似乎很满足此时此刻带来的幸福瞬间。看着那张发黄的老照片，我思绪万千，胸中阵阵发痛……如今，昨日的饥寒已经远离人们的视野。其实，我之所以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曾经的贫寒，曾经的卑微和苦难，并不是怀念童年那无忧无虑的岁月，只是无论是世事怎样变迁，都让我没有理由忘却那饥荒的年岁和那曾经瑟瑟发抖的身影，没有理由让我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不由地想起那些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而屈辱活着的人们。
　　 欣喜地看到，在2010年的春天，中国，这个拥着十三亿勤劳善良人们的国度，在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后，在未来的目标中，提出了“尊严”二字。这两个字，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民主自由、公众的权利；包含着生命、幸福、平等、体面而又开心的生活。或许，这足以抚慰我们那双曾经赤裸的脚，足以慰藉那些众多曾经淌血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