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指标”岂能出政绩

翻阅2013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第8版，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盘点各地“奇葩指标”》，记者是白婧利。看后惊讶，低头一想，只有哑然。这篇新闻一共五则：罚款指标——县公安局每天要罚1000辆车，这是2004年的事情，事情起因是，2004年，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公安局为了弄钱粉刷公安局大楼；卷烟销售指标——每人每年要抽60包烟，事件是，2013年，湖北省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文件，明确提出全县卷烟销售必须达到25100箱，任务下分到各乡镇，与经费划拨挂钩，相当于每人每年要抽60包烟；结扎指标——完不成任务要罚款；福彩指标——要领低保，先买彩票，这是2009年四川遂宁市船山区文城社区低保户在领取低保金时，出现的事情；除四害指标——30分钟内，蚊子只能咬一个包，这是今年6月武汉市打响“除四害”战役后提出的要求。
　　 上面新闻事件的出现，都是因为“政绩”问题，下级部门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为了在上级面前彰显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领导的亲睐和奖金，于是任务实施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结果是招数使劲，丑态百出，害人害己，搬起石头砸了脚。
　　 什么是政绩？从古到今，听说的政府政绩都是富民强国，让地方长治久安，从来没有听说过上述“政绩”能端上桌面，能贴上光荣榜的。欧阳修是把“与民同乐”作为政绩标准，范仲淹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后，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政绩准则。可上面新闻中的部门呢？他们是以扰民害民、满足单位私利为政绩。
　　 检查车辆安全，这是职能部门的主要工作，检查的目的是让车辆行驶守法，让车辆行驶安全，避免车祸灾难的出现，如果真是这样，那灵璧县公安局的做法也是为一方百姓着想，即使有罚款，那也是起惩戒警示作用，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出现，百姓也会理解和支持。可灵璧县公安局的领导们不是这想法，他们是逼着公牛下崽，他们干的是要公鸡下蛋的事情。带来的结果就是“有的车被扣刚从停车场所出来，又被另一个组扣了”。没有那么多车辆违法，也要找出那么多车辆来罚款，执法者不得不成为蛮横不讲理的恶霸。更为可恶的是，他们罚款不是为了增强公民的依法行车的交通法律意识，不是为了一方建设和一方百姓的幸福安康，而是为了自己部门弄到足够的钱，是为了一个单位的私利。这还是维护社会稳定、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政府执法部门吗？这样的弄钱“诸葛亮”和发明家，怎么能得诺贝奖？他们又怎么不倒霉？
　　 与此类似荒唐的，还有这五则新闻中的“结扎指标”。新闻引述了江西省南城县《新封街镇2012年村级人口与计划生育考评方案》中的规定：该镇计生工作考核评分中，结扎占了8分。引述了河南辉县一名计生干部的说法：每个计生干部都有结扎考核指标，完不成任务就要罚款。这不也是逼着公鸡下蛋吗？没有那么多可以结扎的妇女，怎么去完成任务指标？国家的计生政策是，对“上环结扎并非强制性规定”，难道这个镇是独立王国，可以独立制定政策？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这样的规定，怎么能让民安？怎么能让属下安？新封街镇和河南辉县这样做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了政绩，为了该镇违法生育行为的不出现或少出现，以获得上面的表扬，获得上面的奖励，保住自己的“官帽”，为了这个政绩，就能制定出这样荒唐的考核指标吗？
　　 计生部门的任务是什么？是宣传计生政策，让民众自觉遵守计生政策。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做的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可这个案例中的计生部门竟然把结扎作为任务指标，这不是强迫结扎吗？如果不强迫，这些计生干部怎么去完成任务指标？要不，就是编造任务指标，用虚假的成绩来蒙上级，一级蒙一级。这让我想起了老辈人讲述的“浮夸风”时代报粮食产量的故事，凡是第一个报的都是挨批的对象，因为后面的一个产量比一个报得高，只管数据，不看实物。没想到，我们痛恨的东西在计生部门也出现了。看来，这种行为，也不是为了一方百姓，而是为了一个部门、为了几个领导的私利啊！
　　 即使是为了一方利益，而不是为了一个单位的利益，也不能制定出荒唐可笑的指标方案来。制定指标，是为了督促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努力做好工作，不是为了折磨人。“除四害指标”中武汉市街道鼠迹、蚊虫叮咬的指标规定，2012年北京市的公厕废弃物停滞时间的指标和苍蝇数量的规定，虽然有助于公共卫生的良好保持，但是，规定也不免太苛求，太霸道了。如果让指标制定者亲自去做这些工作，可能就会有感受了。看来，坐办公室的，负责考核的，比做实际工作的轻松多了，智慧多了。无怪办事的人会无奈地说：“上面哈口气，下面跑断气。”蚊子、苍蝇等的出现，只要有废弃物就会出现，这不是几个环卫工人就能处理好的。况且，城市公共场所无限，卫生负责人手有限，怎能不考虑工作量？还有，市民的卫生素质能百分之百地高吗？谁能保证他们不随手乱扔乱丢？环卫工人刚刚扫了一堆走，可能后面又堆上了。我的脑袋里，出现了环卫工人像车轮一样旋转的样子。所以，指标制定者，是只要牛儿跑，在他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速度上跑，不管那环境牛能不能跑，能不能快跑。苦的不是指标制定者，累的是这些可怜的干活人。有谁可怜干活者？可怜他们，指标制定者的“政绩”就表现不出来。我想问一句：武汉市和北京市的公务员在干这些活吗？
　　 至于2013年湖北公安县的卷烟销售规定和2009年遂宁市船山区文城社区“要领低保，先买彩票”的规定，不仅荒唐，而且是违法，是违背民意，是侵犯民众权益的问题，这样的任务指标竟然能规定出来，我不得不服了，我不得不佩服掌权者的聪明智慧和决断能力。
　　 抽烟有害健康，香烟广告都从各种媒体取消了，怎么还有政府职能部门出来强行规定卷烟销售指标？辖区范围的烟销售给谁？这不是有强迫民众吸烟的嫌疑吗？“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宣传语印刷在了香烟盒上，这些职能部门看不见？中国是联合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之一，竟然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出台这样的文件，不知道是官员眼睛短视了还是耳朵出了问题，会看不见听不见？他们哪管你健康不健康，哪管你怎么销售，只是坐在办公室想政绩对策，只要能完成任务指标保证他们的奖金到位就行。他们的任务指标是完成了，可曝光的结果会比那被强迫抽烟的滋味好受吗？
　　 “低保”是什么？有钱买彩票还领国家低保？已经成为了“低保”，家里生活都要靠国家救济了，竟然还被要求购买“一定金额的福利彩票”。原来，“每年各市、州都有相应的彩票销售任务，而且逐年递增”。为了完成任务，真的是不择手段，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街道社区就吃起了“低保户”。这是谁给一个社区组织的权力？仅仅因为他们手中握着低保户的钱吗？真的是县官不如县管，这权力也太可怕了。买彩票，本来是民众自愿的事情，哪里能强迫？何况强迫的还是“低保户”！这使我想到了一句官场俗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市也好，州也好，既然有能力揽下彩票的发行任务，就应该有能力消化这任务，一个市、一个州的公务员少吗？大中小企业少吗？垄断行业、经营良好的个体户少吗？怎么把任务消化到了“低保户”头上？看来，一个社区也是无奈，他们没有权力，强迫不了辖区里的“高薪”来消化彩票任务，因为钱在人家手里，他们抢不过来，便只有向这可怜的“低保户”伸手了，谁让们的钱要从我这里过呢！我不知道事情曝光之后，这个社区有没有退低保户们的彩票钱……
　　 想到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踩这些部门的痛脚，相信这些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但是，看历史可以鉴今，相信《人民日报》发这篇新闻的用意也在此。
　　 2013年的年终就要到了，一些有罚款权力部门的各种检查又要开始了。从民间传说来看，这些权力部门的检查都是有任务指标的，而且这个指标都在围着“钱”字进行。他们检查的手段就是，没有问题也要查出问题，只要交了“罚款”就没有问题了。为这些单位筹集过年钱的，都是百姓或者被管着的部门。
　　 没有罚款特权的部门，也要开始一年的年终考核了，这些考核也是一项又一项，一个又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他实际工作可以放下不管，平时工作做与没做也不管，应付检查的虚假材料必须加班加点地做，只要能通过检查就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钱力，检查一结束，这些应检材料，要么下年接着用，要么进了废纸篓。谁管资源浪费与否？只要一二把手的奖金稳当了就行。
　　 所以，大大小小单位的政绩，大大小小领导的政绩，就在这些检查和考核中出来了。如果走进一个单位看看，就会发现，他们的数据都是和任务指标相关的，都是高于任务指标的，有谁会去看实际工作的结果呢？错在谁？从来就没有谁说谁错，都是说的正确。
　　 追求政绩没有错，下发任务指标没有错。制定指标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完成任务，是为了促进一个单位、一个人在工作上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再出现这样荒唐的“奇葩指标”了，更不要出现“违法指标”。权力大，这是事实，但是“只手”遮不了天也是事实。在网络揣在包包的时代，一切不合理或者违法、违背民意的东西，都会很快曝光，还是少“赌”多敬畏一点网络好。一切异想天开、别出心裁的“奇葩指标”不但不能成为政绩，反而是丢掉官帽的“败绩”。
　　 2013年11月1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