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事拾零

一
　　 十九世纪一个叫古伯察的英国传教士，在《中华帝国》一书里记叙“猫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伯察写道：有一天我们路过一个农庄时碰到一个牵着水牛的小伙子，便问他现在时辰是否已到中午。他抬头看看太阳，但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它。“天阴得太厉害了。”他说，“不过，请稍等”。说完他便向村庄跑去，几分钟后他怀抱着一只猫回来。说：“看，还不到中午呢！”他用手扒开猫的眼皮给我们看——猫的瞳孔随中午的到来而逐渐变细，并缩成像发丝一样的细线，当它垂直穿过瞳孔时便是正午十二时，此后瞳孔复又慢慢变粗、扩大。
　　 这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乡村极为寻常的一幕。它之悲哀，不仅在于中国人怀抱着这样的“猫钟”，置身于虎啸狼嗥的丛林般的世界；更在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瞳孔看不清世界，透过猫眼也看不清自己是谁了。几乎在同时，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我是猫》中，借助“猫眼”目击了近代本民族乃至人类的丑陋：“世人褒贬，因时因地而不同，像我的眼珠一样变化多端。我的眼珠不过忽大忽小，而人间的评说却在颠倒黑白，颠倒黑白也无妨，因为事物本来就有两面和两头。只要抓住两头，对同一事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人类通权达变的拿手好戏。”此猫冷眼逼视世道人心，痛揭社会以异常为正常的荒诞状态，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疯人们聚在一起，互相残杀，互相争吵，互相叫骂，互相角逐。莫非所谓社会，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通情达理，反而成为障碍，才创造了疯人院，把那些人送了进去，不叫他们再见天日。如此说来，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大疯子滥用金钱与权势，役使众多的小疯子，逞其淫威，还要被夸为杰出的人物，这种事是不鲜其例的，真是把人搞糊涂了。”
　　 《我是猫》问世十年后，中国才出现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若干年后，仍不断有上访者被当作疯子抓进疯人院。……
　　 二
　　 一则禅宗公案说，禅院东堂和西堂争夺一只猫儿，正好被南泉禅师撞见。南泉对两堂僧众说：谁能说出道理即可救此猫，说不出即杀之。两堂僧众无言以对，南泉当即斩杀此猫。赵州从外面回来，南泉把刚发生的事告诉他。赵州脱下鞋子顶在头上，走了出去。南泉禅师说：你刚才若在场，此猫便可得救（《景德传灯录》）。
　　 南泉禅师为什么要杀猫？佛界作出了大同小异的解释，归纳起来无非是：其一，以杀生形式来演示禅宗修行的关键心要，从表面上看斩的是猫，但实际上斩却的却是东西两堂僧众对猫的挂碍贪着。其事相上虽然表现为杀生，但意义上却是挽救僧众的清净心行，其举措犹如壮士断腕一样悲壮（圆智法师）。其二，杀生事大，对出家人是戒之首。试想对持戒多年的僧众，突要动杀，是何等震撼？若你在场，能不目瞪口呆，其它妄想都没吓停？……此与六祖“不思善、不思恶”句何别？南泉苦心在此，倒用杀业成大慈悲──是为倒。无人识得，可惜可惜（二麻子）。其三，南泉斩猫，那不是杀生犯杀戒了吗？你要晓得他为什么去杀这只猫？他杀一条生命，旁边有个和尚看到，开悟了，成佛了。……这个你们不能学，你去杀猫，你会堕地狱；他杀猫，他会成佛（净空法师）。
　　 我禁不住打了个寒噤。笔者天生愚笨，心性木讷，理解不了为南泉杀猫制造的超级理由，倒是从中窥见了本土文化里面的诡异成份和怪戾逻辑：重要的不是行为本身和后果，哪怕是惨酷的行为和后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和后果能否得到合理化，并达至意义升华。何时持戒，何时破戒，也全在于谁掌握了话语权。杀猫如此，杀人更是如此。我禁不住又打了个寒噤。史册实在沉重得无法翻动。仅看到史册上写着“吃人”两个字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杀业成大慈悲”的无耻和阴险，看到“杀生能开悟成佛”的丑恶与卑劣。呜呼！
　　 三
　　 明人薛瑄在《猫说》中说，家中老鼠肆虐，于是向别人讨得一猫，身形魁然，爪齿皆利，以为鼠灾不必担忧了。谁知此猫不但不捉老鼠，反而专门捕食家中小鸡。他的家人将此猫捉到跟前，喝斥道：“天之生材不齐，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犹可用其能也。今汝无捕鼠之能，而有噬鸡之病，真天下之弃材也哉！”斥毕，鞭笞数下，便将猫逐之门外。
　　 其实，薛瑄及家人一味怪罪此猫，也未必对。其一，他家中肆虐都是些什么鼠？是厕鼠还是仓鼠？当年李斯为郡小吏时，曾对厕鼠和仓鼠有过仔细观察：“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李斯大发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显然，鼠置身何处才是关键所在。李斯看透这一层，便拼命往官道上奋力，最终爬上秦之丞相的高位，如仓鼠耳。倘猫面对的是仓鼠，它必定不敢捕捉，薛瑄真不懂么？其二，据我所知，世间捉老鼠亦捉小鸡的猫并不在少，薛瑄将为之奈何？猫光吃鼠不吃鸡，且不说不合乎其本性，也未免太愚笨了罢！史上的猫大都练就一身好功夫，譬如以捉鼠为幌子，行吃鸡之能事；譬如在捉鼠的间隙，顺手牵羊地吃点鸡什么的；又譬如，先将鸡们统统抹黑，指鸡为鼠嘛，再吃之就顺理成章了，甚至可以挂个“打黑英雄”的胸章哩。其三，当猫强大到类似老虎的程度，别说吃鸡，吃什么都理所当然。伊索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猫和公鸡》的寓言中说，一只猫想吃公鸡，就指责公鸡在夜晚打鸣，使天下人不能安睡。尽管公鸡作了合乎情理的辩解，但最终还是被吃掉，因为猫拥有无上的威权：“尽管你说的似乎合理，但我总不能不吃晚餐。”如此看来，薛瑄和家人将猫逐之门外，实在有点悬乎呢。
　　 四
　　 读老舍的荒诞小说《猫城记》。作家借这个看似科幻实则荒诞的文本，痛切地直陈和批判了中国的社会痼疾和文化劣根性。因其观察、解剖的深刻而具有预言性，又因其被历史应验而变得惊心动魄。比如，它预言了五年后的“南京大屠杀”，甚至三十三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且不说，“迷叶”这种精神鸦片不曾销声匿迹，即便像“大家夫斯基”、“马祖大仙”这样的人物也一直甚嚣尘上。“看见兵营便可以想象到猫城了：极大的一片空场，中间一排缺乏色彩的房子，房子的外面都是人，这便是猫城。人真多。说不清他们都干什么呢。没有一个直着走道的，没有一个不阻碍着别人的去路的。好在街是宽的，人人是由直着走，渐渐改成横着走，一拥一拥，……便和海潮的激荡差不很多。……出了门便被人们挤横了”。经历过一九二六和一九六六的人们，都熟悉这种疯狂场面和阴冷戾气。人潮会因“一声喊叫，猛的退出老远，然后紧跟着又拥上”，“一听见音乐，人们全向队伍这边挤，挤得好象要装运走的豆饼那么紧”，“人潮不只是一左一右的动，还一高一低的起伏呢”，更会将某个异端“围得水泄不通。一万个手指老指着我，……一万个手指，都小手枪似的，在鼻子前面伸着，每个小手枪后面睁着两个大圆眼珠，向着我发光。”在老舍笔下，“猫城”充斥着诡异的逻辑和腐败的气味。
　　 只听啪哒啪哒啪哒，兵丁们的棍子就象唱武戏打鼓的那么起劲，全打在猫人的头上。人潮裂了一道缝。奇怪的是人们并不减少参观的热诚，虽是闪开了路，可依旧笑嘻嘻的，看着笑嘻嘻的！棍子也并不因此停止，还是啪哒啪哒的打着。……他们的头上都有没毛而铁皮了的一块，象鼓皮的中心，大概是为看热闹而被兵们当作鼓打是件有历史的事。经验不是随便一看便能得到的。我以为兵们的随走随打只是为开路。其实还另有作用：两旁的观众原来并没老实着，站在后面的谁也不甘居后列，推，踢，挤，甚至于咬，非达到“空前”的目的不可。同时，前面的是反踹，肘顶，后倒，作着“绝后”的运动。兵丁们不只打最前面的，也伸长大棍“啪哒”后面的猫头。头上真疼，彼此推挤的苦痛便减少一些，因而冲突也就少一些。这可以叫作以痛治痛的方法。
　　 ……
　　 “叫我们念书？不许招惹女学生？社会黑暗到这样，还叫我念书？！还不许在学校里那么着？挖你的心，你个死东西！”鲜红的一块飞到空中！
　　 “把那两个死东西捆好了？抬过一个来！”
　　 “抬校长，还是历史教员？”
　　 “校长！”
　　 我的心要从口中跳出来了！原来这是解剖校长与教员！
　　 “猫城”并非仅存于地球的某一处，两个不相干的“猫城”却可以此呼彼应。不妨对照一下肖军的回忆：他曾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以致头上鼓起了大包，满背流血。……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我的手按着历史上最黑的那几页，我的眼不敢再往下看了。”
　　 从文学性角度看，《猫城记》并非上乘之作，但作家超越党派和集团政治的个人性批判立场，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因为作品中所显露出的思想锐气，更因为作家后来慢慢磨损或改变了这一立场。从“左联”到解放后，这部作品一直饱受争议和批判，迫使作家转变立场进而对它持否定的态度：“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1935年），“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1951年），“写了《猫城记》那样有错误的东西，也拿去发表”（1952年），“《猫城记》因思想有错误，不再印行”（1953年）。老舍巫师般地描摹出那个“猫城”，又宿命般地否定它的存在，进而更深地陷入“猫城”。它成就了老舍的伟大和渺小，也预言了老舍的悲剧和喜剧。
　　 五
　　 “马尔克的喉结引人注目，因为它大得出奇，而且一直在动……。黑猫……随时准备扑上去。……这是因为马尔克的喉结在猫的眼里变成了老鼠。猫是那样年幼，马尔克的喉结是那样灵活——总之，这只猫朝着马尔克的喉结扑了上去。或许是我们中间有人揪住这只猫，把它按到马尔克的脖子上的；或许是我抓住那只猫——要么是忍着牙痛，要么是忘了牙痛——让它瞧瞧马尔克的老鼠。约阿希姆·马尔克大叫一声，脖子上留下了几道并不明显的抓痕。”
　　 这是格拉斯小说《猫与鼠》一开篇讲述的场景细节。不要小看这个小片断，它其实是整个小说的核，极具象征意味。马尔克是纳粹统治时期但泽的一个中学生，只因脖子上格外凸出的喉结而引起周围人的鄙视和戏弄，他们“描述马尔克的喉结，好像是在谈论一个鸡嗉子”。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容纳异端、异见和异人（包括生理上的畸形），更不用说一个人“大得出奇”的喉结了。“他本该去修理一下他的喉结。所有的毛病恐怕都出在那块软骨上。”事实是，马尔克不但去“修理一下他的喉结”了，比如想方设法在脖子上戴各种饰物，甚至偷走海军少尉的铁十字勋章，以致被学校除名；而且他还竭力按纳粹的标准去做一个“粹人”，后为因充当炮灰更“粹”而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他自以为可以洗刷从前因喉结过大而带来的羞辱，可是他仍未得到母校认可，最后他报复了校长，然后像水老鼠一样钻进中学时代经常潜入的一条沉船，再也没有浮上来。
　　 在格拉斯笔下，将猫“按到马尔克的脖子上的”家伙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每个人都类似“那只猫”，包括马尔克本人——他对家人回忆少年时关于喉结的往事，竟像谈论一个美好的“童话”一样：“我真想知道究竟是谁编造了这个童话。是他？是我？还是在我这里摇笔杆的人？”作者意在告诉读者：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参与了编造过程。人们总是将咒骂的唾沫堆积在“罪魁祸首”身上，可是谁敢说自己的手是干净的？马尔克在成为“粹人”后，甚至具有了某种“猫性”：“这时，马尔克才完全睁开双眼，睫毛又少又短，向外支棱着。他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随时都会一跃而起。”
　　 那么在这个狂热的专制社会中，大多数人何以都缺乏抵挡毒素入侵的免疫力？作者含蓄地写到一只模型猫，它陈列在马尔克母校的大厅的玻璃柜中：“那只猫不是灰色的，而是黑色的；它踮着四只白色的爪子，轻轻地向我们走来，嘴边露出一圈白色的涎水。模型猫的爬行动作看上去倒比活猫更加逼真。……那只老鼠的苏醒使这只猫的存在愈加不容忽视”。作者暗示纳粹德国整个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让人成为这只“模型猫”——马尔克由“鼠”而“猫”自然也不可避免了。
　　 六
　　 关庚在《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一书收录了他的初中作文，其中有这样的段落：“1953年3月的一天，在农村同学的带领下，同学们出城挖老鼠。那天风特别大，我们挖了一窝田鼠共四只。回到学校后，我们才得知斯大林死了。”当时斯大林的遗像被悬挂在天安门，凡路过的人都能看到。这篇作文，被老师批为“思想不积极”。其实，这段话很有意味，妙在不言之中。作者还回忆道：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他在半工半读建校任教。有一次，学生们逮了一只野猫，又是给猫剪指甲，又是用水淹，最后还是用敌敌畏毒死了小猫，但折磨它的学生又给小猫立了个墓，还挨个儿磕头。“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这可能也是‘文革’时病态心理的一种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