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岁月，我该如何记忆你

摘要：读了山泉先生的一篇文章《无言的纳喊》，唤醒了童年里已尘封的那些岁月的记忆。从此，记忆的闸门打开，那些点点滴滴，那些酸甜苦辣、那些辛酸的往事，便浮在了眼前，感慨不断。如山泉先生文中所言：“生命没有奇迹，只有哭泣。岁月远去，一切，不论美好的还是丑恶的，都已经淡出了历史的星空，只有我们活着的人，还在饱受情感的折磨，生活的颠簸，生命的无助，只有留下一份空乏的记忆，在午夜时分的时候。” 一、
　　 读了山泉先生的一篇文章《无言的纳喊》，唤醒了童年里已尘封的那些岁月里的记忆。从此，记忆的闸门打开，那些点点滴滴，那些酸甜苦辣、那些辛酸的往事，便浮在了眼前，感慨不断。如山泉先生文中所言：“生命没有奇迹，只有哭泣。岁月远去，一切，不论美好的还是丑恶的，都已经淡出了历史的星空，只有我们活着的人，还在饱受情感的折磨，生活的颠簸，生命的无助，只有留下一份空乏的记忆，在午夜时分的时候。”
　　 是啊！又是一个午夜时分，山泉先生那篇《无言的呐喊》又在我的耳边开始回荡。那些辛酸的岁月，我不知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回忆它。小时候，一双家做鞋居然穿到鞋底的脚后跟处，磨出核桃大的洞来，之后就是肉与地的摩擦了。前面脚趾处硬生生地顶出一个大口子，把五个脚趾穿出了鞋子。就是这样一双鞋子，必须坚持到冬天，方可换届下岗。
　　 之后，也不会将其丢到垃圾，而是集中在院子里一处旮旯不显眼的地方，等积存多了以后，母亲还要将其整理分割开来，鞋帮子和鞋帮子放在一起，鞋底和鞋底放一起。之后母亲还要将其洗干净，拿到供销社去卖钱。那时供销社收购这些废品，什么废铜烂铁的全都收购，曾有一些日子，居然收购起破损的瓷瓶瓦罐来的。
　　 记得有一次，跟着母亲一起提了一筐子这样的商品，路过一垃圾堆的时候，母亲看到垃圾堆上有几块布条，便去拾了起来。用两只手使劲揉搓了起来，然后又在一颗树上甩打，之后放在了箩筐里，一同拿到了供销社。村子里的供销社只有两间房子和一个小院子，里边是些日常生活用品，外面则是这收购回来的废物。
　　 母亲将这些废物拿到供销社后，总共卖了六毛四分钱。母亲将这些钱买了一包火柴，半斤煤油，还给我买了五颗水果糖。那时的糖真的很甜，肯定甜过现在的糖果。母亲将水果糖装在我的口袋里，取出一颗后剥去糖纸，放在我的嘴里，瞬间甜透了我的全身。而母亲看着我甜蜜幸福的样子，那双母爱的眼神，像冬日里的暖阳一般，在清苦的岁月里，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我虽然只有六岁，但我不忍心自己独享幸福。于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颗来，非要母亲也吃一颗不可。母亲耿不过我的性子，便只好放在了自己的嘴里，而我幸福着、快乐着。回到家里后，奶奶坐在了坑头，母亲让我也给奶奶一颗，我便又掏出一颗，喂到了奶奶的嘴里。奶奶高兴地说：“这孩子心底善良、手不紧，长大可怎办啊，不会持财的。”我不知道奶奶说话的含意是什么，只见母亲微微地笑了笑说：“各人自有各人的福的。”
　　 没有多少时间，剩下的糖果都让我吃光了。煤油灯下，我看着母亲又在做起了针线话。母亲一边做会一边给我讲一些神奇的故事，忽然间母亲问我糖吃完了没有？我吞吞吐吐地说：“太阳落山的那会儿就吃完了。”母亲笑笑说：“还想不想吃？”我知道母亲在与我开玩笑，那时的岁月，全家也没有两块钱，母亲又是个非常节俭过日子的人，哪有钱再给我买糖吃呢！于是我说道：“想吃，但我现在不吃了！”
　　 母亲停下了手中的针线话，那双慈善祥的目光又锁在了我的脸上。我不知母亲想说什么，只见母亲把手伸向了她自己的口袋，掏出了一颗水果糖。然后，母亲在煤油灯下，细心地剥蚀那皱皱巴巴的糖纸。虽然我年幼，但分明可以看得出，这颗糖是下午卖完废物后，我喂给母亲的那颗糖。而母亲没有吃，只是在嘴里放了一下，便悄悄地吐出来，又用纸包好留给了我。
　　 任凭母亲怎样剥削那颗粘连糖纸的水果糖，始终剥削不干净，母亲只好连纸带糖又喂到了我的嘴里。年幼的我，感知到了母爱，伟大的母爱，但却没有热泪横流。如今的回想，倒是老泪纵横了……
　　
　　 二、
　　 在那物质贫乏的时期，人们想方设法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看怎样能填饱肚子。生产队成年人的年标准口粮是四百二十斤，在那没有油水、没有副食的日子，人们的肚子出奇地能吃。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邻村有个非常能吃的人，一顿饭可以吞一百克大小的窝头二十四个。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一绰号，叫“二十四个黄窝头”，（黄窝头就是玉米面做的饼子）。无独有偶，也是邻乡有一个能吃的人，居说一顿饭要吃掉三升红面。（一升约三斤，红面为高粱做的面），于是，人们也同样给予一个绰号叫三升红皮。肚子没油水，只能用食物充填，家家户户今年接不到来年的新粮上来，断炊两三个月是大部分人家常有的事情。人们只好向生产队借些粮食，加些蔬菜打成面糊而食之。如此，还得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
　　 那些辛酸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四十年前我还是嫩嫩的青葱一根，轻狂年少的我们正赶上建设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红色时期，学大寨、大搞集体经济的运动如火如荼，大干快上是当时的主旋律。每个人的思想虽然根正苗红，但那连皮带谷的口粮远远解决不了肚子问题。不管你的思想有多红、或是红与不红，也不管你干多干少、劳动强度有多大，当然，更不管你肚子大小、个子高低胖瘦，只要你是成年人，一律都是四百二十斤口粮，就连一些瓜果蔬菜也要扣除水分折为粮食数目归入你的口粮范围。四百二十斤口粮，小孩连四百二十斤都没有！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你就费点心事，调整好自己的肚子，享用这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不生半点油水的高粱玉米吧！
　　 黄土地是祖先们择定的，我们没有改变的权利。可这黄土地只适合种高粱玉米，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里除了过年与中秋外，每天上下三顿饭，吃的都是这清一色的玉米窝头、高粱鱼鱼，而且还不能可着肚子吃。再说学毛选、搞运动、算口粮的时代全让我们赶上了，没有一样是人为能改变了的，文革是党的号召，我们必须服从。大搞政治运动时经济建设难免有所落套，粮食产量就不能得到有效保证。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那点口粮对有的人家来说根本就不够吃，尤其是那些虎背熊腰的大肚汉子们，年年青黄不接，年年向生产队借粮。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庭瑞哥一家，他家每年一到四五月份就没有粮食吃了，天天只好吃着地瓜、干着重活苦捱日子，真不知道他们家的人为啥会有那么大的食量。我家虽然没到那般地步，但也必然性地将我培养成了不折不扣的馋猫，每到地里瓜果成熟的时节，必定要想法出去打食来犒劳我的馋嘴儿。
　　 那个年代，西瓜是稀罕的物儿。那时市场上几乎没有卖瓜的事儿，或者说就根本就没有“市场”这个词儿，没人卖，也没钱买。只是生产队每年种上几亩，成熟后按人头每户给分上一颗两颗。我们这些嘴馋的毛头小子哪能等到瓜熟蒂落，放学后打猪草时就会天天不怀好意地去光顾藏在瓜蔓下的西瓜，那圆溜溜、羞答答的可爱模样勾引得我们馋涎欲滴。
　　 于是我们几个就相约去偷瓜，不记得是卢润祥、韩连根勾引的我，还是嘴馋的我鼓动的他们。总之，默契的行动在“无知”里达成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三个壮着胆子，犹如执行隐蔽任务的解放军战士一样匍匐前进，悄无声息地摸进瓜地里。由于第一次做贼，手脚忙乱心发慌，老是担心会被瓜棚里的看瓜老人抓住。辨别不出也顾不上管它熟不熟，只是挑个大的摘。当我们每人成功地抱了两颗大西瓜潜回一个安全处开心地享受了做贼的胜利果实后别提有多高兴、多得意、多痛快了。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尝试，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的再度深入。同样是我们三人、同样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胆大心细多了。
　　 我们三人来到瓜地旁边的玉米田里，在绿油油的玉米掩护下侦察看瓜老人，以便选择最佳出击时间。我趴伏在田埂边侦察，韩连根脱下鞋子倾倒里面的沙石泥土，而卢润祥乘此间隙蹲在不远处干他的方便营生。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个高大的黑鸦鸦的身躯顺着田埂从玉米地的另一端匆匆走来，不知他是保田员、还是个和我们一样的偷瓜贼，反正那家伙走到离这边大约十米左右远时，极度害怕的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
　　 于是，我顾不得管小伙伴们拔腿就跑，高大的玉米杆儿阻碍了我，我索性一跃将玉米撞倒而跑。就在我突然弹起奔跑的瞬间，来不及穿鞋、也不问一句因由的韩连根提起鞋子就跟着我狂奔，全然不顾那些带刺的植物趁机占他那幼嫩的小脚的便宜而鲜血淋漓。可怜正方便着的卢润祥裤子都没来得及提，屁股都没来得及擦，发生了什么情况更是两眼一抹黑，只是拉着裤子跟在我们后面拚命奔逃。估计，我们三个人当时把所有的期许都托付给了老天爷，我心中更是连连祈祷，“老天爷保佑……千万……别把我们抓住哇！”呵呵！等我们跑到村口喘着粗气静神歇息时，韩连根才慢慢将鞋子穿上，卢润祥也找了一块土坷垃擦净了他的屁股。
　　 三人相视而笑，他们两个这时才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小偿伴都愤愤责难我，埋怨我不够哥们，不通风报信只顾自己逃命。我也觉得自己是有点不够意思，危难时刻忘了通知共患难的伙伴，只好连连道歉，好友们并不计较，大笑一场各自回家。第二天，保田员双马叔咋咋呼呼：“好家伙，昨夜正走着，玉米地里忽然噼哩噼啦直响，把我吓了一大跳，以为碰到恶狼了，定神一听，原来是些想偷瓜的小毛贼们！跑得时候把玉米弄倒一片！”呵呵！而我们象无事人般地偷偷乐着，攻守同盟着。
　　 呵呵！做贼容易后怕难熬。政治影响暂且不说，光偷瓜狂吃后一夜不睡地翻腾撒尿的行为，就足可以让父母训诫五夜三天的。在当时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如果被双马叔抓住，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非给你带上不可，就算有幸能逃过社员们攻击的关口，也定然躲不过革委会的批斗，对此我是深信不疑。好在我们三人约好攻守同盟，没留下任何贼人的嫌疑。否则，我们可就没有颜面来对视父老亲人了！
　　 时光如沙漏般流逝，它带走了我们童年那些稚嫩好笑的往事，带走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华，也冲淡了我们的贼骨，只留下淡淡的忧伤在记忆中流淌、回味。
　　
　　 三、
　　 在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情，不管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让我心情沉重。那就是我记忆深处的“鼻涕虫二娃”的故事。庄户人的日子虽然过得饥馑，可孩子们似乎玩得很开心，我们总是一群一伙地出去玩，小几岁的二娃也总是乐呵呵地跟在我们后面使劲地追呀跑呀，跑得鞋子掉了也顾不得穿，捡起来接着追，边追边喊：“大哥哥们等我！等等我！”
　　 没人等他，也没人愿理他，因为他和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了。你说他小就小哇，还脏兮兮的，没完没了的口水不分春夏秋冬流。鼻涕总挂在鼻孔边嘴唇上，长一条短一根地晃悠，太长了，“吸溜”——猛然一吸，就缩回去了，实在吸不回去，就用衣襟或袖子抹一抹，这一抹，红红的脸蛋上就像涂了一层黏黏的浆糊，眉毛上眼角边都是，时间长了，“浆糊”还会凝成黑痂痂。因此，二娃妈精心缝制的软和的棉衣，当年就被他糟蹋得花里胡哨，脏硬像穿了十几年的旧皮夹克，前襟总是硬得像龟甲，袖子也成了挂在他肩上的烟筒，让人看了恶心得直想吐。
　　 因为太脏，没人愿意搭理他。可二娃生性另类，偏偏不和同龄人玩，总爱追大孩子们后面当跟屁虫，就是受气也乐呵。大孩子们不高兴了就赶他走，他总也不肯离开，还傻乎乎地笑个不停，大伙生气了就打他。三拳两脚下去，二娃就会一边抹鼻涕一边“妈——妈——”地叫着往家跑，可不出半天，跟屁虫又出现了，大家没办法，只好半理不理，有时无聊极了就拿他找乐子。
　　 “二娃！快给我们讲讲你妈没牙的故事，你爸娶老婆咋就不嫌没牙，光要个大脑袋！”
　　 “快讲！快讲！”一个开了头，七八个跟着起混，有几个还朝着他晃拳头，“不讲就不许跟我们！”
　　 “我……我……我哪知道呀！还没生下我呢！”二娃支支吾吾，不停地用袖口抹鼻涕。
　　 “到底讲不讲？不讲就摔你丫的！”几个淘气包说着就上前扭住他膀子。
　　 “我讲！我讲！我讲还不行吗？我舅和我爹一搭上班，看我爹人好又没老婆就想让我爹娶我妈……”
　　 “你妈那牙呢？是不是被你爹咬没了……啊哈哈……”年龄稍大点的孩子鬼话连篇。
　　 “哪是呀！我妈的牙小时候就叫虫虫吃光了。我舅怕我爹看不上我妈，就说：‘栓子哥，我姐什么都好，就是没牙’我爹说：‘没牙不怕，有脑袋就行了’娶了我妈生下我……”
　　 “哈哈哈哈……怪不得你鼻涕多，敢情是你妈的大脑袋传给你的！哈哈哈哈……”找到乐子的大孩子们笑闹成一团，二娃免了一顿打，也会在一边傻笑不停。
　　 就这样，时间长了，没有二娃跟在后面，大家反倒觉得缺了啥似的心神不定，二娃不来还要专门等他、打发人叫他，让他陪我们疯闹疯玩疯长。
　　 有一天二娃没来，大伙正要打发人去叫他，一个外号叫鬼把戏的孩子神秘兮兮地说：“你们不知道？二娃犯大事了！”
　　 “你小子尽讲屁话，二娃那么小能犯什么事！”
　　 “二娃确实犯事了！治保主任把他抓到大队部，说是今晚要开大会批斗他！”鬼把戏信誓旦旦。这下，大家伙没心思玩了，一哄而散回家，专等着看晚上的批斗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