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幺舅

镇上一到冬天就缺水，实在烦人。没水的日子，我就回到村子里去，在我二弟家蹭饭吃。兄弟媳妇话不多，待人接物好像观点从来未鲜明过，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饭菜做得不错，酒也是乡村小店里最贵的酒，说一声“他伯，吃饭了”，然后就没有下句，你吃与不吃好像再也与她无关了。二弟不同，总不断地给我碗里夹菜，往杯子里倒酒，然后对他儿子小虎说：“好好读书，长大了像你伯那样到镇上工作去！”于是我每天上午就给侄子教上几个字、解几道应用题，吃起饭来似乎心安理得了。
　　 吃了饭，二弟媳妇在厨房里洗涮碗筷，听见她对小虎说：“书，跟大伯多读点，脾气莫学你大伯，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在打光棍”。
　　 说我的人多了，我也不在意，只是觉得人有时真没意思。于是，给小虎吆喝了一声“小虎，伯到处走走，你跟伯耍不耍去？”
　　 “我妈不准我去……”小虎显得有些委屈。
　　 我摇摇头，就系着围巾顺着“村村通”水泥路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水泥道旁有一些歪歪扭扭的树，叶子都落光了，就是光杆了。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这么多光棍呀！水泥道上，有一只狗骑上了另一只狗的背在上面颤抖着。狗东西，我捡起一大块石头向它们砸去，它们嗷嗷直叫，却舍不得松开，像是锁在了一起似的……
　　 “听说你幺舅又给你外婆汇钱了，你外婆晚运好……”我扶了扶眼镜，才看清说话的人是村里的郁大婶，七十多了，儿女都到外面打工，孙子也到外地的民工子弟学校读书。
　　 “郁大婶，您忙什么去？”
　　 “我到李医生那儿拿点药，全身痛。哎，老不死哟……”
　　 一辆拖着水泥的卡车扬尘而过，郁大婶身子晃了晃，想要被裹挟走了一样。等我睁开眼看时，她向前已经挪了几步。
　　 不提起幺舅，我还差点忘了他的存在。幺舅常年在外打工近二十年，还是老光棍，都快五十了。三个舅舅就只他一人给外婆钱用，有时候能想起他大概就是因为他对外婆还不错。
　　 2000年幺舅从黑龙江打工回来的时候，我们两人喝过一次酒，我对幺舅说：“幺舅，还是安个家吧，虽然我也没安家，好歹我也是有单位的人，生养死葬有人管，您呢？”舅舅红着脸，把桌子都差点掀翻了，“你，自己都管不好，管起老子来了……”最后我们不欢而散。
　　 听人说，幺舅有一次喝醉了酒说：
　　 “我虽然没安家，但我，我……我……不是没有过……女人……女人……”“有，有，有……无数”尽管语无伦次，大伙都附和着。幺舅不以为然，他哪里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的谈资。
　　 幺舅的第一个女人，村里人都说是甄梅。那是很遥远的事了，仿佛早堙没在岁月的尘埃中了，但有时又被人从尘埃中拣了出来。
　　 幺舅叫刘谷，1988年幺舅二十五六岁，村里的人都叫他“牛牯子”，个子虽不高，却有的是力气。因为家里穷，夏天幺舅就是一赤膊，一个短裤衩，胸前两块肌肉隆成了小丘，皮肤黑黝黝的、油光光的。他常年累月砍柴卖或者给别人做短工，耕地耙田、挑粪担土之类的，一年下来只能混个肚儿圆。
　　 甄梅，算得上村子里的俏媳妇儿了，五官端正，一口牙齿大大的如白瓷，特别是夏日里穿着无袖褂子和裙子的时候，瓷白了一片，从上到下。加之前丰后翘的曲线，确实让村里的其他女人嫉妒。有些女人看见甄梅从身边走过后就长吁短叹“哎，可惜了一副身材，又不怀仔，哪像我们，挨不得火，一挨就着”。屈指一算，到1988年，甄梅结婚就五整年了。
　　 这年正月甄梅的男人到山西挖煤去了，那时在这个村子出去打工的还不多，有的想去，但出门的路费都很难筹措，幺舅就是那一类。村里的一些单身小伙子总喜欢没事的时候在甄梅家转悠，幺舅从没转过。有个叫余二楞的小伙子有一次晚上偷偷地往屋里窜，被甄梅用门杠子（农村关木门用的）打了出来，头都打破了。大热天，一个帽子带了几个月。
　　 还是让村里人说这事吧。
　　 “牛牯子”给甄梅家送柴禾的那天，甄梅正趴在桌子上啜泣，看见“牛牯子”来了，甄梅连忙擦干眼泪说：“哦，就送来了，你帮忙把柴禾送到后面院子里挨灶房竖着吧”幺舅径直将柴送到院子里以后，甄梅已经将一盆热水和香皂、手巾递了过来，说“洗一洗吧！”幺舅大大咧咧地接过手巾就洗。洗脸、洗手，用手巾抹上身，抹那隆起的胸肌，等幺舅忙完才发现甄梅望着他发呆。“牛牯子”不好意思地挠挠耳朵。甄梅看到“牛牯子”一副窘态才回过神来，一脸红晕，说“等下，我给你到房里拿柴钱去”。
　　 “啊，天呀……”突然房里传来呼天抢地的声音，当“牛牯子”一个箭步跑去的时候，甄梅脸色已经苍白如纸，指着窗户说“蛇、蛇……”“牛牯子”顺着望去，只见一条蛇从窗户的砖孔里钻出去了，墙内还可以看见尾巴。甄梅一下子缩在了“牛牯子”的怀里，眼泪也“镗镗鞳鞳”的滴落在“牛牯子”的胸前。“牛牯子”想走，可就是迈不开脚，甄梅温暖柔和的胸像磁铁、像火焰，这容易使人想起马德堡半球试验的效果。
　　 再后来，有人说“牛牯子”的“牛鞭”膨胀了，有人说甄梅用嘴堵住了“牛牯子”的嘴，还吻了他胸前的肌肉……总之，“牛牯子”在床上耕田去了，那夜“咯吱咯吱”起了两三阵子的声响。“牛牯子”是天还没亮明的时候走的。
　　 于是，幺舅和甄梅的故事就以“牛牯子耕田”为题很长一段时间在村里传播着，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又能通俗易懂，村民们是极尽口舌之能事，注重了细节描绘和词汇日常化、口语化。当然有很多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当事人自己很缄默。在农村，这种事当事人一开口只会越描越黑，沉默是最好的表达。夏日黄昏的院坝里、冬夜熊熊的火塘旁，这些故事就会从纳鞋底或织毛衣的妇女口中，或者从那些喝酒的男人口中蹦出，“那是一块盐碱地，借什么种都不行。”
　　 村里有几个女孩早先就是觉得幺舅只是穷了些，人还不错。这下理直气壮地对幺舅嗤之以鼻了，幺舅从鸡肋的身价降为臭狗屎了，从此幺舅的婚姻之路在村子里便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封杀了。一年后，甄梅两夫妇也从村里消失了。村民有段时间在茶余饭后猜测他们的下落，有人说她两口子离婚了，有人说甄梅吃了安眠药，有人说曾看见甄梅在广州开了一间发廊，没人去求证此事，反正多一个说法就多了一个版本或续集。
　　 最难容忍的是村里人常问我：“徐干事，你怎么会不讨老婆呢？”“别看你有点职业，你这辈子比你幺舅都比不上”。我能说什么呢?在这个社会，像我这样对女人不感兴趣的就是另类。你说，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呆不疤不瘸，好歹是个公务员，你咋就讨不上老婆呢？可我不想对人说出我的苦衷。
　　 自从那次黄小丫用钳子击中我的裆部后，我就好像比别的男人少了点兴趣和激情。
　　 那是十五岁时的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左右，有些人睡了，突然传来骂人的声音、坛坛罐罐破碎的声音、扭成一团的声音，再后来有拉灯、开门的声音，再后来整个村子都给人鸡犬不宁的感觉，很多人向黄小丫家里涌去，我也去了。听得见黄小丫俩口子在屋子里打架，门窗关得死死的，给人的感觉是再这样打下去非死人不可。外面的人喊“蔡浪、黄小丫，你们快开门，别打了……”估计里面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根本不予理睬。村长怕出人命案，叫几个小伙子一下就把门撞开了，门一开，我也跟着闯了进去。“嗖”的一下，一把钳子击中了我，我便成了替罪羊。我正想开口说话，却发现那两口赤身裸体的，蔡浪的脸上、手上、胸部、腹部、腿上到处都是血印，一看就是黄小丫用指甲抠的，而黄小丫呢，披头散发，鼻青脸肿，蜷缩在角落里，双手捂住羞处，一对沾满泥灰的乳房耷拉着……
　　 我忍着痛回了家，心想等黄小丫他们不吵了再去理论。谁知，黄小丫第二天下午就喝农药死了。那是我记忆中村里第一个喝农药死的，死者脸上都是乌紫乌紫的，那种愁云惨淡家欲摧的氛围压抑着全村的每一个人。第三天那儿还是隐隐作痛，我只得自己去医院检查，那个五十岁的老医生说有惊无险，没什么问题。工作后又去省城大医院检查，通过什么拍片之类的，结论是没问题不影响生活。可事实上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
　　 那次二弟给我说虎子妈有个堂姐，年龄差不多，只是离过婚的，不过没孩子，不存在累赘，虎子妈还说这事成了我们就是亲上加亲了多好。讨一个老婆帮忙洗洗衣服，做做饭也好，我是这样想的。于是我答应考虑这件事。
　　 那天约好去二弟媳妇的堂姐家，兄弟说：“不陪你去了，反正她原来到我家来玩你也见过，你们自己谈，免得后面有什么纠结把我和虎子妈掺和进去，不好说话，谈不拢也不要紧，婚姻不成亲戚的情分还在。”
　　 “好吧，就这样！”于是，我穿着笔挺的西装、拎着一些化妆品向婚姻道路进发了。一路上，风和日丽，感觉一切都是新气象。
　　 到了堂姐家里，堂姐很热情，做了很多菜，我买的礼物她也收下了。我聊了一些单位上的事，她聊了和小虎妈少年时代的一些趣事，很开心的。
　　 然后我又到她家去了两次，我聊的是小时候的事儿，她聊的是小虎。
　　 第四次是一个霞光满天的下午，她来到我的宿舍，她聊的是““牛牯子耕田”的事，她或许不知道那个叫“牛牯子”就是我幺舅刘谷，不过她比村里人说的含蓄些。我听着，听着，又想到了甄梅在村里时那俊俏的模样。到了晚上十一点，她说：“徐，我今天就在你这儿歇息了，你可别嫌弃我哟，说句实话，你也别望心里去，别人说你那个什么，我一直不相信的”。“我们都是三十老几的人了，我们得实际些。”
　　 她说什么，我都觉得有理，一个劲地点头。后来她脱下外套、胸衣的时候，一对乳房向下垂着，我突然感觉黄小丫蜷缩在角落里，脸乌紫乌紫的……裆里于是有了抽搐般的疼痛，我疯了似的跑了出去。
　　 有一天遇到二弟，二弟说：“哥，你也是，怎么没见几次面就欺负别人了”
　　 我说“我没有哇！”
　　 “没有？堂姐对虎子妈说你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什么都不说，只会动手动脚，什么德行？”
　　 我感觉这个世界都是那么诡异难辨。
　　 拿我和幺舅两个光棍比较吧，如果从接触的女人个数来说，他比我强。如果不以这个为参照，他远远不及我。我在心里给他算了一笔账，外出打工二十年了，从事的又是高危行业，不是挖煤就是挖矿，兼高匀低，每年只按三万元计算，现在也应该有六十万元，再刨去开支三十万，或者四十万，不，就刨五十万，现在十万元积蓄应该有吧。可幺舅还是只能一月糊一月的。
　　 钱哪里去了？有人说煤窑附近就有很多“人窑”，幺舅的钱都撒那儿了。这事我听别人说过，但是近几年幺舅才那样对自己没有管束。
　　 直到后来的后来才知道，幺舅曾经当了一回爹。那年幺舅在浑源县挖煤，不知怎么认识了一个贵州的阿嫂，那个阿嫂常给他洗衣、做饭，还给他暖被窝。贵州阿嫂给他说她有个儿子在家乡读高一了，爹死的早，孩子受了很多苦。最后幺舅主动申请给那孩子当爹，每月按时寄生活费及其他费用，那孩子也很努力，写信表示对叔叔的感谢，并汇报蒸蒸日上的成绩，信中还夹着照片，2004年冬季还专程赶到幺舅挖煤的地方过年，俨然一家人。幺舅曾提出和贵州阿嫂结婚，贵州阿嫂说她不能生育了，幺舅遇到合适的人后随时可以离开，免得以后麻烦。幺舅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可贵州阿嫂坚决为幺舅考虑，幺舅特感动。前前后后相处好像五六年，寒暑假贵州阿嫂就回家陪儿子，然后就陪幺舅。
　　 那年正月，贵州阿嫂也突然蒸发了，就如甄梅一样。幺舅打了很多原来联系过的号码，总是传来“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近几年，幺舅除了给外婆汇钱外，其余的钱他都不知道怎么就花掉了，遇见了很多女人，可幺舅连名字和样貌都不记得。
　　 幺舅几年没回村子了。我在镇里上班不常回去，连续几年被县政府评位为“先进工作者”。上报的推荐材料突出了“从不为个人考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奉献精神。领导关于个人生活给我做了几次思想工作，后来也懒得说了。
　　 但我知道村里人茶余饭后常谈起我和幺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