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屯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摘要：原来的绥化县张维屯，现在是绥化市北林区张维镇。它是我的故乡，那里有许多我童年的记忆，就是在那个小火车站，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张维屯沐风栉雨一个多世纪，历经了沧桑浮沉，它从小到大，目睹了一个多世纪的兴衰荣辱，现在，它已经开始走向了新的历程。忆起故乡，我常常都是心潮澎湃，感慨无穷。因为它牵着我的太多的童年记忆，伴我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日月，所以我时刻地都在牵挂着它。我盼望在未来的时光中，它能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更好，这是我衷心的期待，也一定是所有张维屯人的愿望。 原来的绥化县张维屯，现在是绥化市北林区张维镇。它是我的故乡，那里有许多我童年的记忆，就是在那个小火车站，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
　　 现在的张维屯是绥化市的一个镇，在绥化北，距离绥化47公里。地理位置是東靠新生乡，西以克音河为界与望奎县的恭四、恭六乡为邻，南与四方台镇为邻，北接三井乡，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张维是个人名，此人以晚清捐生拔贡，取得了在那一带放荒开地权利，一时声名大振，便以“张维”立屯。据考，张维屯放荒招垦是起于1897年（清光绪23年），是在绥化开发设治后35年（1862年）到了1932年（民国21年、伪满大同元年）设张维保，1939年（民国28年、伪满康德六年）改为村公所，当时绥化划归北安省管辖。解放初期张维屯为绥化县第十区人民政府，绥化县于1946年10月划分为绥化、绥东两县（绥东县政府设在双河镇），张维屯属绥东县。1947年6月，绥化、绥东两县合并，张维屯仍归属绥化县。1956年后为团结乡，1958年为团结人民公社，1979年又改回为张维公社，1981年以后又改为张维公社，1984年3月，改为张维乡。同年12月，改为张维镇，延续到今。
　　 张维屯火车站是1928年呼海铁路开通后设立的一个小火车站，铁路线在张维屯西，铁路从南北方向穿过。张维屯从立屯开始到建国前，人口不多。到1948年，也只不过有百户左右人家。那时的张维屯，火车道以西，是大水荡，荒草甸，没有人家。火车站以北，也是荒草垫子，也没有一户人家。夏秋时节，每到傍晚，野狼嗥叫的声音不时地从远处传来，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几分神秘与恐怖。
　　 火车站的正东和东南近百米的地方，是铁路家属住宅区。东南方向有几栋“官房”，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原来在那里住着日本人和伪满警察。1945年之前，日本人大翟是张维屯火车站的统治者。当时的警察署有警长王树云、警尉秦万山、警士刘明阁、吴铁民，警员胡景连等人。张维屯的街道不长，对着车站，只有400多米长。靠近车站的那段，是几户朝鲜人的住房，一户是金继明一家，一户是李元唤一家，一户是金大夫一家。金继明家和李元唤家在1954年朝鲜战争后被迫回国，临回国前，痛哭了一夜，哭得死去活来，不愿意回去。街道北紧西头第一家买卖，是孙老镇家开的食杂店，她是一个寡居老人，没有儿女，就要了个女儿。可是，她这个女儿，不仅又馋又懒、不懂事，还对老人非常不好。所以，老人在临死前，把好多的钱都缝在寿衣的棉裤里，要死后带到“阴间”去。但死后下棺入殓时，还是被人发现了。第二家是王大果子匠的炸大果子铺，依次是孟大撸家的杀猪铺、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开的杂货店、老姚家开的压面条铺。再往东边是杨胖子家开的书店，最东边是老程家的房子，闲着，没做什么用。再往东，就是小学了。道南，开头是张维屯粮库厢房的后身，占了好大的界面。然后是罗家馆子，接着就是木匠铺，以打棺材为主，适当也做农具。木匠铺的南面十米之外是铁匠炉，有几副给马褂掌的木桩，一般劁猪骟马、挂马掌都在那里。完了是欧家馆子，后来又开了个范家馆子，接着是河南人老毕家开的万和盛药铺，然后是面向南面的一所厢房，也占了好大的界面，最东头是一个叫黄金的人开的剃头棚。
　　 1946年，北安省在绥化县设龙南贸易分局后，于1947年张维屯设了贸易商场，地点就在于瞎子和髙老坦儿原来开小铺的地方。我们邻居老宋家的亲戚张敏超就在那工作。时间不太长，于1949年初撤回绥化。
　　 街道的南面，有一段前街，不长，十几米，有几户人家。最东边和前街斜对角有一处四面垂柳成荫的房子，那是装卸队的李国财、李国栋两兄弟的住房，在当时，那是不错的人家了。李国财的老伴挺好唱评戏和唱二人转的。我曾和她同台演过评剧《李三娘打水》，我在戏中饰演五代时期的后汉隐帝刘承佑。街道的北边，还有半截后街，主要住着的是吹鼓手王大喇叭匠、扎牛扎马扎灵头幡的李花匠、弹棉花匠的王老太太（男人的绰号）和装卸队的老龚头龚永丰家。在道北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幢孤零零的草房。那是装卸队王用贤的家，他和我父亲康利忠一起被日本人抓去当了日本人的最后一次劳工。
　　 张维屯火车站，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亲历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1931年秋的一天，当马占山的部队在嫩江江桥战役大胜日军后，撤离嫩江。日军恼羞成怒，用好多飞机追赶马占山部队的军车。在张维屯车站附近追着军车俯冲轰炸，马占山的军车没有停，车顶上架着机关枪、对着飞机扫射，日军的飞机不敢低飞，马占山的军车一直向南方驰去。1932年初，三名中国军人与日军在张维屯车站遭遇，被日本人打死，尸体在火车道西躺着。在铁道的西南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日本人的大狗圏，养着日本人的狼狗。据说有一个晚上，一名中国老乡走迷了路，就被日本人抓住扔在狗圈里喂了狼狗。1932年6月25日到6月30日，抗日名将马占山，曾在张维屯以北的刘大窝棚一带，指挥抗日部队与日军的第十四师团一部、步兵第五十九联队、骑兵第十八联队和伪满“江省”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死了无数的日本鬼子。日本人把那些阵亡的军人埋起来后，还立了碑。1945年后，那些石碑被张维屯铁路的工人全都弄来砌了火车道的站台。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块石碑上边刻着：“护陆军第五十九联队中尉连长＊＊＊＊”、“骑兵第十八联队伍长久井＊＊”等人的石碑好几十块。因为我上火车道西的我家的菜地、或去打柴来来往往都经过，也常在铁道上玩。站台两边好几百米，都是。我当时也是恨得不得了，常常还往上边泚尿。等到1960年后，那些石碑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曾经向后来的车站值班员刘亭范等人了解过，他们都比我小很多，也说不清楚。1948年初秋，阴历七月底，一大队劳工，在这里上车，被日本人拉到间岛给去做劳工，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康利忠。妇女和孩子哭着喊着追赶他们的亲人，我的哥哥康有泰那时五岁，就撵着火车喊爸爸，被脚行工头任志中抱回来，给买了一根麻花才哄好。1945年底，一列火车拉着苏联红军押着的日本战俘和一些家属，到张维屯火车站停了下车，到我们家西边和车站中间20米远的水井去打水喝（我们家就是一直吃那口井的水），两个日本兵跑了。跑到黑鱼泡，被打死一个，那个没死的把死的背回来，在火车道西，挖了两个坑，把那个没死的也枪毙了，埋上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维屯车站的大翟，连夜跑到绥化，在绥化铁道北东富乡附近的飞机堡，被中国人认出，愤怒的老百姓，用石头把大翟的脑袋砸了个稀烂。警察署的王树云和吴铁民跑到了关内，后来被抓住镇压了。警佐秦万山、吴明阁连夜向四方台逃窜，半路上还用扎枪捅死个农民，后来也被抓住镇压了，刘明阁没听到什么消息。就是老胡头胡景连没有跑，他老实巴交，为人老实厚道，不干坏事。解放后依旧留在铁路当工人，和夏廷佑一起当巡道工，两人两班倒。那时的铁路巡道工很不容易，一晚上要走百十里路，负责区间内的铁路状况巡查。那时的铁路区间内，特别荒凉，常有狼虫出没，那时狼也多，还聚堆。据夏廷佑说，他就遇到好几次，好危险了。有一次，两只狼坐在他的对面对着他看，就是不走。他不得已，硬是点燃了警示火车的响墩，才把狼吓走。解放后，张维屯车站由绥化铁路分局派人接管。先后有王化南、范抱全关士伦、高文波、吴绍先、韩庆堂、曲凤鸣等人当站长，从绥棱来的孙文学也在张维屯站当过副站长。
　　 张维屯车站在建国后也建立了党组织，王青林、范抱全、王久维、赵柏舟、邢凤阁等人先后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主管车站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任支部书记的的几个人都是兼职，其中王清林是工区工长，范抱全是站长，王久维是作业所主任，赵柏舟是货物主任，邢凤阁也是工区工长。工区，是负责铁路的维修养护巡视的。货物处，负责办理发运接收各种货物。养路工区在修道时，十几个人用撬棍撬动铁轨，校正位置，为了用力一致，也喊号唱歌。货物处一般有两名专门掌握大秤负责称重的，叫做司磅员，货物主任一般往往是主任司磅员。
　　 那时的车站内的单位除有货物处、养路工区之外，还有装卸作业所。这支队伍人数较多，最多时达到六十多人。张维屯装卸作业所是由解放前的张维屯脚行转过来的。1945年之前，张维屯脚行就存在了。主要工作是装卸甜菜、木材、粮食、煤炭和其它大宗货物。由绥化铁路分局车务段的货运队负责管理。先后担任张维屯铁路作业所主任的有窦宝信、刘伟、王久维、董天一等人。记得那时，来考装卸工的人，要老远接住两个麻袋扛。抬大木头，十个人抬不动，下来两个人，八个人抬。还抬不动，就再下来两个人，不添人，减人，就是让你使出原劲。抬木头，大家喊着号子，“哈腰起啊，起步走啊，撑住腰啊，别泄气啊……”统一步调，上翘板，装车卸车。那工作真累得很啊。1960年后，作业所就解散了，工人都被分配到其它铁路部门工作。
　　 张维屯那时的大部门还有粮库，负责收、管、运各种粮食。粮库先是在我们那片住宅区的东面、装卸工刘正的家和车站卖票员朱绍先老朱家大厢房的房后，他们的厢房门是向西开的。后来粮库移到火车道南道东，大约在1963年前后，就移到了火车道西了。那时，火车道西的水荡草塘基本就淤平了。
　　 张维屯粮库收粮的范围很广，1956年以前，四方台、民吉以北，绥棱以南，火车道西、望奎县东部的一些乡镇，还有新生、联合三井的许多村屯，都得往张维屯送。因为只有往张维屯粮库送，才方便用火车运输，大约有十来个乡镇。那时，根本就没有汽车运输。
　　 那时送粮叫送公粮。那送粮的农民，真是苦透了。十冬大腊月，一走五六十里路，有的走一天一宿。那时是大铁轱辘车，五匹马拉，一匹辕马，两匹传套，两匹副驾。那时道也不好，车也不行，大铁轱辘车车桄榔桄榔地也慢，拉的粮食又多，十分艰难。那时都是泥土道，不上老冬，就送不了粮。马车的铁轱辘，一滚时轧轧直响。车的后辕栓一个竹子筒做的油葫芦，里边的黄油是来给车轴叫油的。那时的农民，送粮时只能揣几个苞米面大饼子，咸菜嘎达，还没水喝。渴了，也只能捧几捧路边的雪吃。顶上的不干净，就用手巴拉巴拉，吃下边的。那时的冬天冷啊，进了腊月一般天天都是零下30—40度，农民们穿着牛皮靰鞡，戴着大狗皮帽子、围上大围脖。有一点条件的就是羊皮袄、羊皮大衣，抗风，冻不透，有的借同村别人的穿一天，一走一宿，那真是披星戴月啊。赶车的老板子，总坐在车上还不行，冻得受不了，过一会就得下来跑几里地，让身子暖暖，再上车赶，走几里。跑得出了汗，一上车就又冻透了。到早晨最冷的时候，个个都像是挂腊的雪人似的，全身都是霜。不仅如此，到了地方，还得排号，长长的车队常常一排好几里地，一等就得好几个小时。那些老板子、掌包的，冻得在地上直跑，来回跺脚，根本站不住脚。粮库只有两台地衡（大铁秤下到地底下，马车赶到上边称重），一台进去过重车，一台出来过空车。所以，缷粮特别慢。甜菜站也是个大部门，农民送甜菜，和送粮一样，也是那样辛苦，那样遭罪！但是，那时候的农民，解放后有了自己的土地，已经是别无他求了，所以从未有什么怨言，对国家就是那么忠诚。要不就说，中国的农民啊，真是好样的，没比的！
　　 甜菜站，与粮库挨着。送甜菜的程序和送粮一样，一到十冬大腊月，甜菜场的甜菜堆得成了山，好几个大堆。都得让装卸作业所的工人，一筐筐扛着上翘板，装上车，往哈尔滨糖厂运。除了上学时间外，我就起早贪晚地去甜菜站拣柴禾，把送甜菜农民扔的墊车的稻草、麦桔、苞米杆、麻杆、高粱杆等收拾回家当柴烧，那时我就已经上了小学了。
　　 张维屯小学的位置，是在镇的紧东头。1936年前，张维屯已有了私塾。后来，也按着伪满当局的“指令”改为“义塾”。因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学生一直寥寥无几。1945年之后，学生虽然稍有增加，但由于大多数农民没钱，无力供孩子念书，学生依然不多。1949年之后，根据绥化县教育科的指示，将张维屯小学确定为“绥化县第六完全小学校”，首任校长由县内知名人士、民主人士、首届县政府委员白文成担任。二年后，白文成调回绥化，校长由王锡三接任。由于刚刚翻身的农民都希望让孩子念点书，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学生的年龄差距也大，同一年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好几岁，多的将近十来岁。张维屯附近四乡（三井、新生、联合）孩子都到这个学校来上学。我刚上学时，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就只好搞复式。学校由南北两排泥草房构成，周围都是杨树，两房之间是大操场，初小在北边朝南，高小在南边朝北，校长室、校务处和教员室在北边的房子。后来在西边又建了几间厢房，也是泥草房，做音乐室，在那里上唱歌课。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初小升上高小的学生少极了，一大多半学生考不上就回家务农或找工作了。那时的老师，年纪差别也很大，有个小马老师动不动就让年龄大的学生弄哭了。王维、滕沛、李千、徐福增、崔忠孝、张俊、李树森、姜玉清、姜玉珍、石守仁、马景新、杨兆兰、刘永明都是这个学校早期的老师。后来，又有汤孝先、石宝昌、褚景富、沈晓波、马小童、曲行端、汤光大、董明会、刘景春等老师入校施教。到了1958年之后，学校就有了更大的规模，学校也改名为“绥化县团结乡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