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匹夫的“政治清明观”

摘要：文学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需要被政治所包容的；而政治也需要讲究形式和艺术，也需要用文学为它鼓与呼。 北宋著名哲学家、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这种观点放到今天，为谁服务的问题当然需要纠正一下，但大道理和大方向是对的。文章写出来，就是要能让人明白一定道理。杂文也好，散文也罢，小说、诗歌等等，都应该给人以启迪，传播一种思想亦或德行。而我们提倡的，当然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扬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东西。
　　 近日笔者心血来潮，想写一篇内容涉及到“政治清明”的杂文。有人或许会说，文学不应该谈政治。可是我认为，文学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需要被政治所包容的；而政治也需要讲究形式和艺术，也需要用文学为它鼓与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因此，我大胆地想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我有关政治方面的思考。
　　 自去年以来，大家已对“政治清明”一词耳熟能详。作为国民之一分子，我们都希望干部是清正的，政府是清廉的，政治是清明的。因为生活在一个清明的时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如果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到处都充斥着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那我们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我们的幸福指数肯定不会高。你想，我们的衣食住用行，哪一样能彻底脱离开党和政府的管辖范围，哪一样能脱离开社会管理者的管理呢？所以，哪怕一个普通民众，也都应该关心政治，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何况我们的领导者们一直在强调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廉洁政治呢？
　　 政治清明是廉洁政治的终极境界。何为政治？政治一般可理解为统治者或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过程，而政治清明则要求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效果都是清正廉明的，是讲究公平正义的，是和谐有序的，它是一种民心所向、民众所盼的政治生态。目前，有关方面的专家和理论家们正在认真地研究和探讨如何实现政治清明的问题。笔者虽然一介匹夫，但也想为我们国家实现政治清明献一份绵薄之力，哪怕只尽上一点点思虑之心。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纵观我国几千年浩瀚历史，我们或可从“贞观之治”中得到一些有关政治清明的启示吧。
　　 在我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时期当属“贞观之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一时期是唐太宗在位时期。唐太宗即位后，因为曾经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所以他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警诫自己及下属。在对待百姓方面，他爱民如子，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注重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等制度和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一派安定祥和的局面。在选人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从谏如流，重用了魏征等一大批良臣、诤臣、忠臣。他非常重视吏治改革，用法律手段整顿吏治。唐律十二篇500条中，完全以官吏为惩罚对象和涉及官吏的法律条文就占据了大部分。正是在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的约束下，当时出现了“官吏多自清谨”的局面。至于他屡次对外用兵，扩展疆土，扩大外交，在此不多赘述。总之唐太宗的一系列措施，使大唐社会安定，民心稳定，风气日正，四海清平，国威也远播四方。
　　 “贞观之治”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我认为有四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这几方面对今天的国家实现政治清明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者，领导率先垂范，从严自律。唐太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他不但常以隋炀帝为反面教训，照镜子、正衣冠，警醒自己和属下，还严格执法，注重公道，亲自惩罚了一批包括皇亲贵戚在内的赃官，使国家吏治大为好转。事实证明，如果一个领导集团的成员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为追求目标和为人处事的标准，那么，被领导者也通常会学习和效仿。正所谓“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对于今天来讲，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村级干部，如果都能做到清正廉洁，严格自律，那么，普通的民众也必然会人心向“廉”。
　　 二者，实施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唐太宗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若君主“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于是唐太宗不搞“一言堂”和独裁专断，而是虚心纳谏，在中国谏诤史上第一个明确创立了谏官监督决策制度。他规定，凡遇大臣议政和朝廷进行决策，谏官有权与闻政事，并可以当场对政策的得失发表意见。这不仅利于谏官履行职责，更可以避免朝廷决策失误。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唐太宗多虚心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贞观年间，经唐太宗苦心经营和朝廷官吏的支持拥护，多种政治体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都堪称完备，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这无疑也是当下从政者应该大力借鉴和推崇的做法。就一个政党来说，党内民主是它的生命，而民主政治则是国之生命。当前，我们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正在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力度，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各项民主制度的落实，通过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促进和增强政治的科学化和清明度。
　　 三者，注重科学选拔、任用和管理干部。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的房玄龄等和后期的长孙无忌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他还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征、降将尉迟恭等人，朝廷官员可谓人才济济。此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吏治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他随时召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唐太宗曾经写过《百字箴》，他把官箴的要求归结为100个字。他说做官应该广泛交往，但是应该“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即交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做朋友，以此为光荣，而不要交酒肉朋友，他们可能把你拖下水；在对待财产、财务的问题上，他主张“取本分之财”，也就是说要取之有道；要“戒无名之酒”，即戒掉不必要的酒宴，保持清廉；还要“常怀克己之心，闲却是非之口”，不要老说别人的短长，而要对自己的行为反复审慎地检讨。这些在选人、用人、管人、教育人等方面的做法，今天仍可借鉴，对为官者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从政箴言。
　　 四者，关注民生。唐太宗推行均田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征发不夺民时；同时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注重救灾恤贫，设馆兴学，深得民心，文化日益繁荣，国民素质也不断提升。今天，对于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管理机构来说，也要注重民生问题，必须为老百姓造福，使老百姓过得富足，这是为政的基本理念。古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如今用政治上的词来说，关注民生就是要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真正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只要执政者心底无私，胸怀大爱，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就能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发挥民力，共圆“中国梦”，共助清明政治、繁华盛世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