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生涯

摘要：当你在成长中受挫、生活中受伤时，是不是想要有个生命的教练，抚平我们精神的创伤，带领我们迈向更高的人生目标呢？在生命的旅途中没人能够永伴左右安慰你，而最好的教练恰恰正是你自己!记住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的一句话吧：“当你乐于承认既成的事实，并且乐于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就有了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 因爸爸的缘故，父母怀抱只有两岁的妹妹，领着八岁的我，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贫穷的、陌生的山东老家，找了一闲置的破败不堪的土坯房仓促地把家安顿下。尽管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父母首先关心的却是我念书的事。
　　 很快我就去村办小学上课了，学校非常简陋，跟我先前就读的华东师大附小真是天壤之别。根据我的学习情况，父母决定让我跳一级，不上三年级了，直接上四年级。
　　 我的成绩一直稳稳的名列前茅。考试从来都是一百分，父母感到很欣慰，老师也非常喜爱我，但这遭到了同学的嫉妒，我年龄比他们小两三岁，甚至四岁，人又长得特别瘦弱，大家把我视为另类，有号召力的同学就鼓动全班同学都不理我。那时的我在学校里很孤独，常常一个人站在一边看着别人玩，只有听老师讲课和做作业的时候是快乐的，这时候我能忘掉周围一切的不愉快。对有意扰乱我学习的同学，我还学会了用小物品贿赂他。我最怕的就是受到老师的表扬，偏偏老师又经常夸我，而这时就会遭到同学们更加猛烈地打击。可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很好。
　　 我是一个早熟的、敏感的、又特别懂事的孩子，小小年纪便能体会到父母沉重的心情和他们面临着的艰难处境，从来都把心事埋藏在心里，习惯像小猫儿一样躲在角落里独自舔伤口。从小到大，无论在外边受了多大委屈，回家后都不会告诉大人的——虽然我有一个温暖的家。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细致入微，又有什么事情曾瞒过父母的眼睛呢？自欺欺人罢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生存环境愈来愈残酷，亲人们够痛苦了，我怎能忍心再将自己的苦恼向他们倾诉呢?这种想法形成了我独特的性格：展现在人前的我活泼开朗、风趣幽默，坚韧顽强；而内心深处却压抑、沉重，脆弱，这种病态心理竟然伴随了我大半生，以至于到今天都纠正不过来。
　　 五、六年级是在离家四里多路的学校里读的，老师们很好。他们知道我家的情况，对我既慈爱又严厉，要求特别高。数学课司老师从不允许我不考满分，课堂提问只要有同学回答不上问题，下一个必定叫我：“老百分，你来答!”为了不辜负老师期待的目光，也惧怕他那声色俱厉地、毫不留情面地训斥，我回到家从不敢懈怠，每天都认真复习又复习。语文课胡老师给我批作文，几乎每次都会写一大段评语，甚至连边框上都写满了红字，在批改的同时，从不吝啬对我的赞许。这里的同学们也很友好，虽然生活极苦，但这两年留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是愉快的。
　　 长大以后回想起来，知道那是老师们对于遭遇不幸的、前途被葬送掉的我的爸爸妈妈和他们有点天赋的孩子的极大同情与爱护。毕业考试以后，我们去学校看望老师，司老师用他那宽厚温暖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弯下高大的身躯，直视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努力吧，将来你会有出息的，可绝不能让你爸爸妈妈失望啊！”我使劲地点着头，把老师的话牢牢记在心头。可是谁能想到，那么受人爱戴的司老师在文革中竟然被他亲手所教的学生们用接力棒活活打死！那时他才只有四十多岁，正值壮年啊！半个世纪过去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仍在滴血，忍不住哽咽……
　　 六二年我顺利地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北镇中学。因为长得又瘦又小，年龄在全校也数最小，所以课间总有许多其他班级的同学们好奇地来观望。那时，农村户口的学生生活特别艰苦，而我们家因父母不会侍农，又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所以更苦。星期天回家背来生地瓜干，学校食堂给负责蒸熟了，每顿饭吃一捧，因为每次背来的都不光是我自己的定量，都有爸爸妈妈勒紧裤腰带节省出来的一部分，所以根本不敢吃饱。即便这样有时也断顿。我清楚得记得，有一次，没到大人规定回家的时间我就没饭吃了，无奈只好回家去要。操劳的妈妈一抬头发现我站在面前，马上料到我是回来要粮食的，脸上立刻布满愁云，说家里已经没粮食了，拿什么让你带？爸爸赶紧说，孩子一二十里路跑回家已经很辛苦，这么小的孩子也不太会控制饭量，本来算计的就很紧，咱再想想办法吧。
　　 夜里我醒了，清冷的月光照在土炕上。爸爸妈妈正在长吁短叹，说该借的人家都借遍了，还能去谁家借？明天让孩子带什么啊之类的话。第二天怎么借来的粮食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临走时妈妈叮咛了又叮咛，告诉我务必不能提前回家要粮食了。
　　 在班里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她住在地委大院，听同学讲她爸爸是专员。有一次她要拿馒头换我的地瓜干吃，出于自尊我没要她的馒头，送了几块地瓜干给她。说实话当时我真得很心疼，那是我的一顿饭啊！而她家庭条件较优越，小孩子根本体会不到这些。还有一次，她拿着一个大大的诱人的咸鸭蛋要分一半给我吃，我很坚决拒绝了。那时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既自卑又自尊。那时我们年纪都太小，朋友们根本没法感觉到这些。
　　 初中一年级就这样挨着饿过去了，我的作文有时被老师拿到班上读，好几次登上校办板报，其他几门功课成绩也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团委一位中年女教师派人把我叫去，很严肃地询问了一些关于父母和家庭的情况，并且在她的办公桌上很醒目地摆放着一些关于我爸爸妈妈的政治材料。我被她冷酷的面孔和那些材料给吓坏了，忍不住哭起来。我越想越害怕，越哭越厉害。那时毕竟只有十三岁，是从小听爸爸讲着优美的童话长大的，哪里见过这种阵势？那老师见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了，看我哭得泪水涟涟的样子，这才递过毛巾让我擦脸，嘴里却还一边说：“别看你这孩子年纪小，倒挺会表演。”听到这话，我又忍不住委屈地大哭起来。一直到今天我仍固执地认为，那些材料是她故意摆放好了让我看，用来吓唬我的。
　　 从此，我对“阶级”有了初步的认识，首先我每月三元的生活补助金被老师在班上当众取消，那是我一个月的菜金，从此我就没菜吃了。然后不断有好事的、了解情况的同学在班上传播关于我的家人的负面信息，有些同学开始窃窃私语，并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班主任老师是教政治课的，他的觉悟似乎比别人更高，我被叫去谈话，都是很严肃的样子，也是讲我父母的事，还说我隐瞒家庭成分（其实不是）等等，最后总忘不了说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我更加恐惧，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情况，甚至认为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抓到监狱去了，心里怕的不行，就躲到干枯的池塘底下去偷偷地哭，饭也不去吃，最后被要好的同学找到，强拉硬拽到宿舍。我变得十分敏感，心里既压抑又忐忑，夜里老做噩梦，上课也走神。以至有一次被严厉的数学老师发现了我游离的眼神，叫起来回答问题，因答非所问，引来老师严厉的呵斥和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因此我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而在学校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在父母面前都只字不提，生怕他们为我担心。当然爸爸妈妈心里都很明白，他们经常很关切地询问我在校的情况，但我一直很笃定地掩饰着自己的痛苦。农村阶级斗争的弦也在一点点地拉紧，我不能再给他们添心事。而我们根本预料不到，这只是开始，之后形势发展的残酷性要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自开始叙述这些往事，我就一遍遍地扪心自问，为什么要重拾这些使人痛苦万分的事情？为什么一面迟疑着却还一面停不下手，而这么急于把它写出来?是因为它压在心头过于沉重，以至于大半生过去了还在心头卸不下来，试图以此来减轻心理负担？还是有点“自怜”？这使我不禁想起《简爱》的作者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来描述女主人公幼时遭受的不幸遭遇，这肯定是她自己幼年的遭遇在心底留下的巨大阴影的表现罢。
　　 学习中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临近毕业，成绩维持在中上游水平。但是，班主任给我的评语里也有隐瞒阶级成分之类的话，这对我很不利(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的)。终于，中考我名落孙山。理所当然回家务农。
　　 对于我的落榜，爸爸妈妈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一生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和妹妹自懂事起就在父母的严格管束之下成长，妈妈严厉，事无巨细；爸爸温和，循循善诱。他们在督促我们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也传授给我们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包括做人的道理。落榜这件事给了父母很大的打击，他们很自责，认为完全因了家庭的原因葬送掉了孩子的前途。为此，本来身体就有病的爸爸大病了一场。
　　 于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夏末，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在那与天斗与地斗的队伍里又增添了一名体重不到四十公斤的、十五周岁的瘦小姑娘。
　　 我很要强。开始接触的农活是挖水渠，咬牙干了一天，第二天手上大大小小起了十一个泡，有血泡也有水泡。有的泡连在了一起，后来磨破了，一手的黏液。大家看了都不由地倒吸冷气。我在手上缠满了布条，不顾别人的阻拦，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这是我在农村上的终生难忘的第一堂课。
　　 爸爸仍对我上学抱着希望，只要有空闲，他就会不失时机地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讲解物理、化学题，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田间地头留下了无数我们父女俩用树枝划的几何图形。我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忘却了周围的一切。当我们父女两个相对而坐的时候，爸爸总是温和地凝视着我，近似哀求地鼓励我说：“今年认真复习一年，明年再努力考一次，好不好？”想起在学校的境遇，再看看慈祥的爸爸充满期待的眼神，我内心充满了矛盾，我是多么渴望读书啊！但是，我只有沉默，不置可否。我利用空暇时间认真复习功课。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爸爸便不再提及此事，只是常常独自轻轻地摇头叹息。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家和其他“黑五类”一起被推上运动的风口浪尖。于是我把所有的书和作业本整整齐齐地用牛皮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在橱子的最上边，束之高阁，从此断了读书的念想。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爸爸妈妈是“牛鬼蛇神”,被抄家、带高帽，挂牌子、挨批斗、游街，写检查、义务劳动。我和妹妹是“黑五类子女”,整天吓得战战兢兢，时时刻刻夹着尾巴做人，替父母担着心，还保护着小我六岁的妹妹，又惟恐自己不小心犯错，便拼了命地干活，早把念书二字丢到爪哇国去了。
　　 就这样到了七四年。一天，正在浇地，忽然有人跑来，大老远就挥舞着胳膊喊着我的名字，到跟前，他十分激动地告诉我：“县里来人了，听说是让你去考学，来七、八个大干部呢，快去快去!”一听这话，我的意识有点朦胧，一迭连声问了几遍，激动的心“噗通、噗通”乱跳。顾不上满腿的泥巴，脚下生风来到大队部。
　　 屋里围坐着很多人，大家上下一打量我就都笑了。我两脚泥巴、裤腿挽得老高、衣服上和脸上溅了不少泥点子。看到这么多人，我很紧张，只会傻笑。幸亏其中一位说：“我是你小学贾老师的对象，那时候贾老师回家老夸你，在学校还拉我去看过你，所以你不认识我，可我早就认识你啦。你叫我薛老师吧。”一席话使我的心情放松下来，我不再拘谨。大队书记赶紧向我介绍说这是县招生办和公社的同志们，来找你的。言归正传，他们对我讲，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对于“可以改造好的子女”限制了极少的名额，因我在农村表现突出，决定让我参加考试。后来得知，因我家情况特殊，爸爸有问题，家庭成分又不好，社会关系还挺复杂，姥姥家出身地主，并且大姨夫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虽然三姨、三姨夫、还有二舅夫妇都是党员，好像也不管用。当时县招生办成员就我能否参加考试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光看履历表就够吓人，怕犯路线错误；另一派认为像我这种情况更能体现党“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双方为这事展开激烈地辩论。在这种情况下，能争取到这个名额更显不易。后来大家还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渴望读书的心又复活了。
　　 这时距我离开校园已有九个年头。在这九年当中，我家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活。并且在六八年夏天永远地失去了我亲爱的爸爸，他怀着对人间无限的眷恋，对亲人深深的不舍，戴着“戴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去了另一个世界。父亲以这种悲情的方式离开亲人，使我年轻的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
　　 县里让我考“大学”的消息成了爆炸性新闻，不到半天时间就传遍全村。生产队长宣布从即日起，不再给我安排农活，在家专心复习功课，工分照记，并按最高标准。说这不光是我个人的事，还关系全村的荣誉。大家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说我在为村里争光啊！突然间受此殊荣，我真有点诚惶诚恐，许多年来我已经听惯了别人冰冷的话语、看惯了别人冷酷的表情。当然好人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对我家怀着深深地同情之心，只不过迫于形势不敢表露出来罢了。
　　 这时距离考试时间已不到二十天。为不负重望，再不敢怠慢，爬上凳子，取下尘封九年的书本，轻轻拂去厚厚的灰尘，翻开书竟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的陌生。想起为村争光的任务我压力很大，那时候一切都上纲上线，我有一种带罪上阵的感觉。只好废寝忘食，拼命复习。
　　 二十天很快过去，考试的时刻到了。只记得考作文时，我前排坐一女生，她竖起的试卷被我无意间看到，开篇就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十几个字占去了半张试卷。顺利地考完试，感觉还行，但我一直不敢抱有希望，在我的感觉中，幸运之神好像不会轻易眷顾我的，我一直泰然处之，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继续着那繁重的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