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集事

家乡人喜欢赶集。逢集日，即便在离家很远的农田里劳作着，也会不时抬腕看看表，或是抬头看看太阳，给自己留点时间去赶集，不去总是个心事。
　　 记忆中，故乡姜庄镇早先只有两处集市。一处是镇政府驻地的姜庄集，一处是我们的邻村李仙集。集日按农历，姜庄集逢一排六，李仙集逢四排九。家乡人最常赶的就是李仙集了。刚实行大包干的时候，由于物资匮乏，集市上摊位很少，但人却很多。特别到了农闲季节，站在我们村头的砖窑上放眼一望，只见四面八方的土路上，赶地排车的，推独轮车的，挎篮的，背篓的，赶猪的，牵牛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就跟蚂蚁搬家似的。但是到集上走一趟就会发现，空手赶闲集的人比买卖的人还多。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家里穷得叮当响，既没有钱可买，也没有啥东西可卖。人们一年四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赶集就成了乡村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乐事。
　　 就像打牌有牌友，下棋有棋友，赶集的也有集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每逢集日，附近村庄上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提着马扎子，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向集上聚拢。没有人组织，也没有约定，都是习惯使然。他们先在集上办各自的事，然后又陆陆续续的聚拢到屋山头，大树下，或是学校的院墙外面，有的三五个人，有的七八个人，散乱地坐在一处，掏出旱烟点上，就开始天南海北地唠起嗑来。现在很多年轻人感到困惑，周围的村庄那么多，有些村庄甚至隔着好几里路，这些老人相互之间怎么那么熟悉呢？一见面就老哥哥长，大妹子短的。他们不知道，那都是在集上唠嗑唠出来的情谊。
　　 那个年代集上没有多少正儿八经的生意，多是些小摊小贩或小杂耍、小把戏。什么耍猴的，唱戏的，变魔术的，爆棒子花的，卖耗子药的，掷圈套东西的，引诱孩子三分钱看一次万花筒的……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正儿八经的生意反倒不需要刻意赶集，因为他们天天都在集上。比如杂货店，铁匠铺，剃头铺，锔锅锔盆的，修鞋的，修锁配钥匙的等等，他们都是固定摊主，四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集不集的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
　　 人最多的时候是赶年集，但是赶年集却不是什么乐事。忙年！忙年！家家户户忙得人仰马翻，焦头烂额，刚想起个什么事儿转身又忘了。而置办年货又比较琐细，往往要赶两三个集，一个集跑好几趟才能把所需的货物办齐。年前的大集上万头攒动，摩肩接踵，有的地方挤得腿都拔不出来。赶趟集比锄半天地都累，哪有什么乐趣可言。
　　 最热闹的是正月十五前的两个集日。因为元宵节各家各户要挂灯笼，燃放焰火，卖烟花爆竹的特别多，满大集上硝烟弥漫的。空中，地上，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个时候乡村还没有专门的烟花爆竹作坊，大都是村人的土耍，现做现卖，挣几个零花钱。比如卖“锅子花”的。一般是两三个人一伙，提着一桶药，一堆卷好的硬纸筒，在集上择一块空地。将纸筒里装上药，堵上泥土，用大铁锤夯结实。装上引信，点上火，就算开张了。这儿一拨那儿一拨的，谁的烟花喷得高，喷得亮眼，且燃放时间长，谁的生意就好，忙都忙不过来。还有卖摇花的。卖花人提着个流星锤样的东西，吆喝着，来来来！大家伙让一下，让一下，放摇花喽！打出场地后，便将攥紧绳子的手举过头顶，用力甩摇起来。随着转速加快，飞溅的火花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漂亮的花环，也吸引了不少人。但大都是青壮年男人，女人和孩子并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个力气活儿，他们玩不了。集上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多着呢！比如卖“滴答吉”的，两毛钱买一大把，买回家一根一根地燃放。或者干脆拿出若干根贴在墙上、树上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上，一块儿放，也能自得其乐。有些手巧的还用高粱秸扎出造型各异的灯笼架儿，让孩子们将十几根“滴答吉”高高低低贴在上面，点燃后提着在街上撒欢跑，夜晚远看，像拖着尾巴飞行的流星。还有卖“二踢脚”的，两分钱一个，也买上一大把。“二踢脚”引信燃得慢，点燃后捂着耳朵跑出十几米远，还要再等上一会儿才能听到“砰—啪”的两声响……
　　 说起挂灯笼，当然不是挂的城里那样的形状各异的彩灯笼，那时家乡还没有通电。而是玻璃罩子煤油灯，或是粉红纸糊的蜡烛灯。条件好些的也就挂盏马灯或气灯。农村人比较迷信，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收灯预示着年头好。就怕刮大风，一刮大风灯就不收了，预示这一年诸事都不顺利。
　　 正月里的大集上，青年男女非常多，他们的目的都比较纯粹——看人和让人看。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三五成群约在一起，两手插裤兜里，甩着长刘海儿，嘴里喊着“走，上集看大嫚去！”嘻嘻哈哈涌到集上。大姑娘们也打扮一新，甩着满头秀发，胸前飘着纱巾，三三两两，叽叽喳喳，像骄傲的孔雀似的，从集南走到集北，集东走到集西，走到头再折回去，来来回回地走。不论男女，碰上长得好看的就会隔开一段距离，偷偷看两眼，互相嘀咕一阵。有时，男的会起哄，女的则咯咯地笑个不住。不到晌午是不会往家走的。
　　 那个年代地里不打除草剂，瓜果蔬菜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禽畜不喂含有激素的饲料，白面里也没有添加剂。集上卖的食物味道都比较纯正。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集吃炉包。这是我们高密的地方名吃，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哪个集上都有几家炉包摊。卖炉包的大都是夫妻，头天晚上发好面，剁好馅，第二天凌晨到集上用大白布支个简易帐篷，现包现煎现卖，两毛钱一个。也没什么好馅，白菜帮子肥肉丁，七八成熟就出锅，口感却格外好。很多人赶集就为了去吃炉包，或者买几个回家给孩子。据说高密籍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也爱这口，每次回高密老家都要去赶集，去尝一尝炉包。
　　 改革开放以后，家乡人的日子逐年好了起来。冰箱彩电都有了，休闲娱乐方式多样了，赶闲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到了市场经济年代，生产力提高了，物质丰富了，“赚钱”成了人们的第一要务，做生意的人激增，原有的集市已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政府便一边扩旧集，一边增设新集。陆续增设的有崔家集、长村集、城子集、老屯集等，让人们天天都有集赶。而且还有功能分区，牲口市在这边，粮食市在那边……人们再也不用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撞来撞去的了。
　　 集多了，规模大了，物品丰富了，但是食物却没有以前的好吃了。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当兵数年后回家省亲，特意跑去李仙集上吃炉包。卖炉包的还是那些人，而炉包却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两块钱买了四个，抓起一个咬一口，寡淡无味，再咬一口，黏腻难咽，结果连两个也没吃完。我想，这里边固然有添加剂的因素，但似乎又不全怪添加剂。就像朱元璋做了皇帝，吃遍了天下珍馐，仍然觉得还是当年饿肚子时的野菜豆腐汤好吃。我大概也属这种情况吧！不是炉包不好吃了，而是如今生活好了，把胃给娇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