孬官——梁山英雄走向反抗道路的典型环境

摘要：水浒传思想内涵分析 以前看《水浒》有个疑惑，就是《水浒》本来写起义英雄，却在开篇先把高俅这个孬官抬了起来，并且把他作为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后来掌握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律，才发现高俅作为梁山英雄的对立面，是梁山英雄走向反抗道路的重要环境，对高俅之类孬官的描写，提示了梁山英雄起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金圣叹就说过：“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如果没有对这类反面人物的刻划，《水浒传》就不成熟，就没有现在这样典型。其实，高俅只是大大小小孬官中的一个代表，是典型中的典型，除高俅之外，还有许多这样的孬官。毛主席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笔者理解，此处的贪官，就其外延来讲，应当是广义的。如果从狭义的角度讲，在《水浒传》里出现的，有搜刮民脂民膏的脏官，有打击迫害英雄才人的恶官，有欺上瞒下的奸官，有贪得无行的狗官，有枉法欺民的烂官。为了便于指称，我聊将这些人称之为“孬官”。这些人，代表的是邪恶，是黑暗，是腐朽，是没落，是社会的倒退。从这些人身上，体现出不少深刻的社会内容。
　　 首先是小人能当道。高俅，本来是浮浪子弟，从小不务正义，浸淫于下九流之中，又有作奸犯科的历史，只是后来遇到大赦才解除发配得以回到东京。这种人，本为平民百姓所不齿，更为纯正官风所不容。但，当时的官风并不纯正。恰恰是这样一个下三滥，既没有正义，也不懂军事，却靠着伺候巴结赵佶，当上了太尉，成了掌握军国大权的人物。此等人骨子里的坏，总会利用各种途径显现出来，影响到各级各部门的官风。他们是靠攀附上来的，一心想着攀附就可以了，根本不会想如何为国效力为民作主，只要对他们有利，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什么样的笑话都会出现。有这类人物当道，官风哪会不坏！
　　 官，是政权的组织细胞。由于政治在人类社会产生、发展和延续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整个社会对“官”的期望值很高。“官”，不仅要在治理国家方面有很高的才能，而且要在社会道德方面有很高的声望。只有这样，社会风气才能纯正。这就要求，“官”在世人眼里，必须首先是个好人，以利于上行下效。尤其是在中国，千百年来，遵从儒家思想，更注意“官德”的锻造，要求各级官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伦理上都为社会作榜样，政治与德治合二为一。但是，这样的要求，只有在“盛世”能够较多实现，在末世、乱世就不行了。在《水浒传》描写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就反了过来，坏人也能得道，恶人也能为官，好人善人还要受坏人恶人的气。在这样的环境中，有英雄被逼起来反抗，这是必然的。
　　 其次是仗势就欺人。高俅当了太尉以后，气焰很盛。只因军官王进的父亲曾将其一棍打下，高俅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挟嫌报复，迫害得王进远走延安府。高俅这个小人，在皇上面前因当狗而得势，得逞后就想反过本来，要部下们也象他那样当狗。于是，他要众人围着转，时刻侍候着他，看他的脸色行事。他要形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局面，因为他的心思没有放在为国立功上，所以他不用“玩活”，只搞权谋就行。至于英雄们思虑的边庭抗敌，他并不放在心上，所以，他不需要重用那些能“玩活”的英才，只要有愿意在他面前当儿子充孙子的小人就行了。如此一来，英雄立足有虞，报国无门，只能是象王进、杨志那样走的走，逃的逃，象林冲这样被迫害发配充军。也正是这样，导致北宋末年百废出现，国力日弱，别说开疆复土战胜金兵，就连梁山义军这样规模不算大的队伍，几十万官军都打不过！
　　 其三是私情能纵奸。高俅之类的恶官，不是用国家的权力为国办事，为民谋福，而是把公权用来护私弄奸。高衙内，如果生在高尚之家，绝不会作出调戏林娘子的举动来。他之所以这样，与高俅的家风是密切相连的。一般来讲，好官，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应当严格要求。像高俅这样的孬官，不管他口中如何说得冠冕堂皇，做事总归是小人气象。知道高衙内做出那种荒淫无耻的事，他不只不斥责不管束，反而为了成全这个“干儿子”的无耻欲望，纵恿陆谦、富安等人迫害林冲。在高俅那里，你林冲这样的技术军官算什么，你的声誉、生活甚至生命，远远没有那个无恶不作的干儿子的荒淫想法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高俅之类的丑恶嘴脸充分暴露无遗。
　　 其四是恶风出坏人。在高俅等六贼当权的年代，风气是那样的坏，这就使得小人更猖狂，好人也变坏。因为没人重视功名，没人赏识英才，只有学坏才能得志，只有缺德才能高升。你在边庭上出生入死搏杀一年，还不如攀附小人为高官儿子出一个小小的馊主意呢！如此一来，导致许多人受风气影响，放弃了道德追求，灵魂扭曲，走入缺德小人的行列。比如陆谦，与林冲同在军中供职，又从小在一起长大，是林冲特别要好的朋友，本应处处帮助林冲才是。但，他为了巴结高俅，却主动走向林冲的对立面，处心积虑地帮助高俅迫害林冲，最后还亲自到沧州草料场放火图谋烧死林冲。值得注意的是，好多事，本不是高俅父子先提出来的，而是陆谦主动出谋。很明显，陆谦是用迫害好朋友，来向高官献媚，博高俅一笑。说到此，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水浒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人心是如此险恶。媚权害友的陆谦、富安之流，与仗义出手的鲁智深、石秀等人相比，一类是狗屎，一类是黄金。这样比来，梁山好汉的正义与忠诚，全出来了。
　　 其五是劣吏思枉法。在中国古代，北宋的法律体系是最为完备的。但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却有很多有法不依，循私枉法的情况，各级司法官吏总是在法律的执行中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无论哪个岗位上的人，有什么权就弄什么权。在水浒故事中，你随处可以看到，许多司法过程都需要使钱。发配途中，你必须给押送人员钱，好让这些人不在路上难为你。刚到牢里，你要用钱孝敬管牢的各种人员，否则，有你受的苦，首先是那顿杀威棒就免不了。有些案件，因为照顾各种关系，死的能判活了，重的能说轻了。由于西门庆在当地的权势以及与官吏们的关系，连知县都有意为他开脱。“官府不行公权事，民间自报私户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松才气不过，自己斗杀了西门庆。在这样的情形下，老百姓对官府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依赖弱了，没了，他们不得不向内心发展，希望有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英雄能保护自己。水浒英雄的故事之所以被人民群众广为称赞，给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司法官吏，本当模范守法，依法办事，但在私人和家族利益涉法时，往往循私枉法，弄权害人。解珍、解宝的事例就比较典型：毛太公的女婿王正使坏害人。王正本是六案孔目，大概相当于后来的检察人员吧，在道义和法律面前，他不秉正义的律例，却按照毛太公的意思，指使管牢人员将解珍解宝：“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如果不是乐和及时报告孙立孙新顾大嫂相救，那性命早就没了。
　　 六是豪强仗官恶。一些地方豪强，倚仗与孬官的关系，横行乡里。他们给官吏行贿结党，官靠痞肥，痞靠官霸。在老姓眼里，他们有钱有势，惹不得。正是有这样的背景，这些地痞恶霸，为所欲为，压地占房，欺男霸女。比如蒋门神强占快活林酒店，镇关西欺负金氏父女，毛太公陷害解珍解宝，西门庆勾搭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这些事虽然发生在民间，直接出面的不是“官”，但与“官”有牵连。官府不但没有教育管理好他们，反而有不少的孬官助长他们、利用他们、勾结他们、成全他们。官风没有正确引导民风，反而与民间恶风互相助势，形成弥漫整个社会的污浊风气。如此一分析，梁山英雄的起义，不仅在政治上对北宋政权是个打击，在社会文化上，也有其重要的进步意义。
　　
　　 《水浒传》通过塑造英雄人物，呼唤公平正义，憧憬理想社会
　　
　　 笔者对《水浒传》主题，持“正气论”。
　　 所谓“正气论”，就是认为水浒人物和水浒故事，体现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渴望与呼唤。我的观点，从“忠义论”的基础上扩展而来。我认为，作者对正气的追求和叙写，投射在《水浒传》描写的具体历史背景上，就是“忠义”。但，“正气论”远非“忠义”二字所能涵盖，比“忠义”宽得多，也高得多。
　　 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的全过程，都存在着公与私的斗争。这种“公”与“私”斗争，是阶级社会带有根本性的思想命题。没有公，社会就立不起来，就没有秩序可言，人类就会走向灾难。所以，社会需要公，需要秉公办事的人。当然，在阶级社会，一个“私”字，并不全意味着“坏”。从某种意义上说，“私”是激发人们上进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关键的问题是要公私分明，谋私要合理，小私要服从大公，个人要服从社会。只有这样，社会才公正，正气才伸张。在公与私之间做得恰到好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的，就是正义的。反之，因私害公，为个人利益损坏社会的、他人的利益，就是非正义的。
　　 正气，人间正道，代表着人类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理想人文环境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正气，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就是“天下为公”；用儒家的说法，就是“仁、义、礼、智、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大公无私，就是执政为民。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循着这条路坚定地走过来，以正义的脊梁支撑起社会的骨架，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尧、舜、禹、汤、岳飞、文天祥等等，无数圣君忠臣良将，一心为公，为国为民，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为千千万万人所称颂。但是，公与私总在斗争，也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分出了优劣。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如夏桀、殷纣、周幽、隋炀、秦桧、严嵩等等，以权谋私，结党乱国，祸国殃民，他们代表着邪恶的力量。在北宋末年这个特定的时代，以赵佶、蔡京、童贯、高俅等人为代表的昏君奸臣，就是邪气的代表。他们贪图享乐，不恤民瘼，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怨沸腾。他们拉拢亲信，铲除异己，逼得英雄无路。他们专权误国，昏庸无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正义就到了以宋江为代表的英雄好汉这边。英雄们群起反抗，替天行道，就带有正义的性质，就是合理的了。笔者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应当带有这样的思维，才站在起义者的角度，去表现和歌颂这些英雄的行为。
　　 正义与邪恶，并不是以身份划分的。从历史上看，统治者由于负有管理国家的使命，处于权威的地位，应当更多地主持正义，维护好社会秩序。如果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他们就代表了正义。社会下层的人虽然地位低，也总是期望社会安定与和谐，他们多数也是主张正义的。但是，官场也有败类，民间也有坏人。民间的坏人，违背人伦常理，被人们不齿。官府的奸臣贪官，做尽坏事，比民间的坏人危害更大。当统治阶级中贤明人士多，风气比较正的时候，这既定的秩序是应当维护的，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当统治阶级中奸臣当道，风气坏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被统治者起来反抗他们，就代表了正义的力量。商汤伐夏，周武伐商，一次次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就有其合理性了。结合《水浒传》所描写的社会历史条件可知，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宋廷代表的是邪恶，水浒好汉代表的才是正义。
　　 施耐庵应当带有这样的思路：奸臣当道，社会正义失去，统治阶级内部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在水浒英雄那里可以找到正义的寄托。但，这起义后来失败了。宋江投降后，那些将领死的死，散得散，最终也没能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北宋没救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人南侵，王朝灭亡。《水浒传》的作者，何尝不是在为大宋总结教训，何尝不是通过水浒故事呼唤普遍意义上的公正和正义，何尝不是在渴望实现正义昭然的理想社会，何尝不是因为贪官污吏把国家拉向败亡而发出一串长长的叹息！
　　 正因为这样，施氏才处处站在宋江起义的立场上描叙，把褒扬的词句都用在水浒英雄身上，把贬损的词句都用在官府和恶吏身上。《水浒传》120回本的引言，自宋太祖立国开始一路写来，夸那些君主和贤臣。尤其是写仁宗朝：两个贤臣辅佐皇帝，“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夜不闭户”。这分明是将作者心目中前代的“治”，与徽宗朝的“乱”做一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呼唤正气的用心。因为水浒写的对象是“盗寇”，这在封建时代很难站得住脚，所以作者就千方百计地突出“忠义”二字。
　　 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开阔些，从产生于南宋时期、被称为《水浒传》蓝本的《大宋宣和遗事》上看，这一点更加显明。《大宋宣和遗事》就是从三皇圣贤时代写起，写历代贤君忠臣，也历数各代奸臣，然后写到宋徽宗这一朝，突出写宋江起义，写徽宗宠幸李师师，一直写到金兵灭了北宋。这样的框架，谁能不说是替统治者总结教训，为社会呼唤正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