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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赋予梁山英雄正义性的最突出命题

作者: 黄河入海 时间: 2013-09-25 阅读: 19次 点赞: 7个 评分: 4.0分

《水浒传》通过水浒人物和故事,体现的是对社会正气的憧憬和对社会邪气的痛恨。这种思想,除了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还集中体现在对“官逼民反”这一命题的出题与

摘要:分析水浒传的思想内涵 《水浒传》通过水浒人物和故事,体现的是对社会正气的憧憬和对社会邪气的痛恨。这种思想,除了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还集中体现在对“官逼民反”这一命题的出题与解题中。一般来讲,更多的时候,人们把社会理想寄托在官府身上,希望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那样的社会局面。但是,在水浒所写的那个年代,这种理想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因为朝廷腐败,不仅不能造就那样的局面,而且必然会制造出“乱世“来。人们从正统观念上找不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只有另寻他途,到草莽英雄中去找精神寄托。
   从这些人身上找寄托,是一种很无奈、很不好措置的事情,必须费很大精力去扭转人们的看法。正如耿相新先生所言:“连老百姓也对绿林英雄多少有点胸怀不尊,不像对关公,大庙小庙建个不停。”文学评论家李卓吾在容与堂刻本中评水浒人物时,也只是对李逵、鲁智深等少数几个人还心存恭敬,他说“其余诸人,不过梁山泊中一班强盗而已。”为了使梁山起义能够被歌颂,能够成为代表正气的一个阵营,作者除了时时标示其“忠义”外,更多地是从英雄所处的奸官当道、忠良无路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这就必然提出一个“官逼民反”的命题。
   从水浒人物和故事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官逼民反这一点。这个“官逼民反”,是广义的概念。“官”代表黑暗腐败的北宋朝廷,“民”代表受剥削压迫走向反抗道路的所有人。如果细看,“官逼民反”,可以分出一些不同的类型。一是狭意的“官逼民反”。比如“智取生辰纲”,七位英雄劫取的是不义之财。北宋末年,官府为了满足昏君赃官的享乐要求,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不断盘剥百姓,贫富悬殊很大。人们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一般人心存不满也不能有所作为,英雄们则敢于出手。智取生辰纲的时候,《水浒》作者让白胜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的阶级分化。智取生辰纲成功后,书中又有一首诗:“诛求膏血庆生辰,不顾民生与死邻。始信从来招劫盗,亏心必定有原因。”这更加突出了“劫纲”的正义性。这就是官逼民反。这样的内容,反映的是北宋末年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即农民与黑暗统治者的矛盾,批判的是朝廷维护官僚地主阶段利益、残酷压榨人民群众的政治路线。这是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最最深刻的社会原因。二是霸逼民反。登州的恶霸毛太公,仗势欺人,把解珍、解宝兄弟打死老虎的成绩贪为已有,还诬告解氏兄弟,就是突出的一例。潘金莲与恶霸西门庆通奸,毒死善良本份的武大郎,武松忍无可忍,才把西门庆杀死。霸逼民反,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看问题的,说明当时豪强凌弱,恶霸当道,没有正义可言,反映的是司法腐败。正是由于官霸勾结,才造成那种有法不依的局面。当武松一再向县官举证时,县官更多考虑到西门庆的关系和势力。也正是在官府不为民作主的情形下,武松才杀人。须知,杀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死罪,不到义愤之极,没有谁愿意杀人。三是官逼官反。在高俅的欺压下,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等一批有才有德的英雄人物被逼得走投无路,虽然万般不愿,最后还是不得不走向“草寇”行列。杨志也是,这个名门之后,杨令公的后代,本来胸怀壮志,希望为朝廷出力,“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但,在那样的黑暗环境中,这样的栋梁之才,不能去疆场上为国杀敌,却被差去运送供最高统治者玩乐的花石纲,这本身就是很大的讽剌。何况他在河里翻船,花石纲没了,获了罪。即使如此,他对朝廷还是忠心耿耿,梁山泊留他,他无论如何都不入伙。后来,还是这个杨志,又一次被大名府梁中书差去押送与花石纲一样搜刮的民财,途中被劫,无法交差,才走向山林落草。官逼官反,直接体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贪官和俊杰的斗争,反映的是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糟糕。像高俅这样的泼皮无赖,不仅能靠吹、拍、买的功夫进入官员行列,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宰臣一级的高官,这样的咄咄怪事,在当时的朝廷却很普遍。这样的官吏,不是靠功德上去的,他们靠的是权术,靠的是歪门邪道,当了官,当然还继续搞歪门邪道。而那些怀有德能的英才,不会拉拉扯扯,不会曲意逢迎,自然就成了高俅们打压的对象。王进因为有病没及时给高太尉庆贺升官,就被排挤得无法立身。林冲这样的禁军教头,连自己的娘子都无法保全,眼睁睁看着高衙内调戏娘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迫害,最后才不得不走向梁山。四是“贼”逼官反。(为了与官、霸相区别,这里暂且这样妄称水浒人物)水浒一百零八将,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起义军“拉“到队伍中来的。比如朱仝被发配沧州后,很受知府赏识,更受小衙内喜爱。就是这样一个朱仝,却被吴用施计,着李逵杀了小衙内,断了朱仝的后路,不得不上梁山。还有一些,包括北京的员外卢俊义、朱富的师父李云,都是这样被逼上山的。这样的办法,简单看来很不地道,也很缺德。但,放在农民起义事业发展的大的背景上看,也就是必然的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施耐庵写这些事的时候,才能仍然显得那样轻松,一点也没有给人以恶劣、恐怖的感觉。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往往是配套的。就像北宋末年,朝廷在政治上、吏治上、法治上都代表了邪恶,而这种邪恶一旦形成,就很难靠统治阶级自身消除掉,因而,英雄们起来反抗他们,就是最大的伸张正义了。此时的英雄起义,就是在弘扬正气,尽管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有人认为北宋末年的社会不象《水浒传》中写的这样差,也有人认为书中的乱世景象应是《水浒传》成书年代社会的反映。不管怎么讲,我们说的“北宋末年”,指的是《水浒传》这部书所描绘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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