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摘要：看作者四十年辛苦遭逢的心路历程 最近，徒步成了一项热门的运动。每天晚饭后，小县城的河滨道络绎不绝，美女卸下高跟鞋，帅哥穿上运动装，走得精神抖擞，走得大汗淋漓，走得婀娜多姿。耐不住妻子盛情邀请，我也勉强为之，置身于熙来攘往的人流之中。五彩斑斓的路灯下，身旁流光溢彩的定水河静静流淌，观赏风景的路上，徒步者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据长期坚持者言说，徒步疾走，久而久之，可以降低高血糖，收缩大肚子，有百益而无一害。脚下的路在走，我思绪在漫游，人这一生，要走多少路啊，事业路，感情路，我们一直在路上，大家都在走，走平行线的，永远没有关联，走相交线的，就会产生交集，或两情相悦成为爱人，或趣味相投成为朋友，或利害之争成为敌人。对于真正的走路，我始终有着不可忘却的痛苦记忆，虽然我很能走，但想起走过的崎岖坎坷，至今还心有余悸。
　　 我生长在一个穷乡僻壤，真正叫做开门见山，对门是大岩上、羊小湾、桦槁林、桃子坪、芭蕉湾，背后是菜地坡、苗坟埂、鸡栅岩，从小放牛割草，脚板皮都走出老茧了。小时候珍惜鞋，一般出门劳动，都是光脚板，以至于脚底结上了厚厚的老茧，姐姐曾经心疼地问我，你光脚两板的，不怕刺巴刺着你的脚吗？我说，我有老茧，刺巴都被我踩断了。你想想，这得走多少路？
　　 上完五年小学，1986年，我读初中了，从我老家金钟村到政治中学，满打满算不低于7公里，我在政治中学读了四年，有三年多全是走路。每天往返28里，每年按照200天计算，三年多不少于700天，整个初中读下来，差不多就是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尝够了走路的艰辛。
　　 特别是冬天，天还没亮，就听见母亲起床撬火的声音，然后，是猪油在铁锅里吱吱地响，吃过一碗油炒饭，我就穿上水胶鞋，挎着书包走上了上学路。从家出来，经过堰塘、拦马石，五分钟后走上正公路，公路是3米左右的泥石路，冬天里泥泞不堪，水洼满地，得踩着露头的石头走，才不至于湿透鞋子。沿途经过土地树、毛家湾、景阳坝、罗三湾、梁家村、石岗、施家塝、沙嘴、镇舟大桥，经马窑市进入城门洞，走过一条200米的狭窄街道，才进入学堂，大汗淋漓地出现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
　　 那时候。公路上车辆很少，常见的就是拖拉机，司机和学生原本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司机也基本知道，在路上高一脚低一脚走着的是谁家的孩子，可是，他绝对不会主动停车招呼你上去。我们学生看见拖拉机来了，就吊车，车子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你得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你在追，司机就加油门，人和车展开一场激烈地奔跑，那时的司机真是缺德，眼见你吊上车了，猛踩急刹，人就一咕噜摔进车厢去了，或者重重地撞在车门上。遇到稍微有点爱心的司机，只要你跑得过，爬得上，他就认同你的能力和努力，让你搭着便车上学去，记忆中有个姓陈和姓沈的师傅，最是良心歹毒，学生经过千辛万苦爬上车了，他就把车子停下来，日娘倒板地骂一阵，生生把人给轰下去！那些年，我们一条水读书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因为司机的使坏，脚上手上都受了伤，有的甚至摔断了腿脚，但是，即使这样的人为事故，也只有学生哑巴吃黄连，家长基本都是打压自己的孩子，谁叫你吊车的，该着！我想，要是放在今天这个年代，那些司机早赔得倾家荡产了，或者因为事故进牢房了。
　　 说起搭便车，我们最感激左师傅。1988年，扩建政治乡至民主乡的公路，左师傅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经营着一辆川路牌农用运输车，因为他家住在高坎乡，我们的上学之路，就是他的必经之路，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从家里开车到工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吊车，可是，川路车比拖拉机高，跑得也快，所以根本爬不上去，我们就想了办法，在平等小学门口的公路上堆满石头，等他停车搬石头的时候，我们也跟着搬，然后爬上车去，顺路到镇舟大桥。经过一段时间搬石头的劳动友谊，左师傅也看出了石头拦车的原因，于是，在一个早上，乐呵呵地告诉我们说，小伙子，不要再摆石头了，你们难得摆，我也难得搬，每天早上七点半，你们在这准时等我。那个春期，我们节省了好多脚步。后来，左师傅的姐姐，成为了我的一个堂嫂，讲起那段不算愉快的经历，左师傅呵呵地笑着说，你们那帮读书娃，也真是够鬼的，作为司机来讲，何必做那么凶呢？学生搭个顺风车，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我们读书时，绝大部分时间，交通都是靠腿，最恼火的是三伏天和三九天。夏天放学，我们早晨吃的油炒饭，早已消化殆尽，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刚走上大桥，就看见路面腾起一阵阵烈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无法理解白居易的诗意，7公里的路程，我们走得汗湿衣背，一个多小时到家，没有两三斤凉茶，完全不能解渴。冬天里走路暖和，但是，道路大坑小凼，又湿又滑，从家到学校，鞋子就湿完了，第一、二节课，身上的余热尚能抵御严寒，后边的几节课，则冻得牙齿梆梆响，下课后，我们不得不通过逮猴子、挤爆腰来制造热能。冬天昼长夜短，我们冒着风雪走回家的时候，常常已经天黑了。吃过夜饭，做完作业，母亲烧开一锅滚水，把一双小脚烫得通红，然后美美地睡去。母亲临睡前，将我的胶鞋，放在灶台上烘烤，明早起床，鞋里充满了温暖的母爱。
　　 小时候，时兴耍人户，母亲的娘家在珙县王家镇长埂村，距离我们家大约50公里，虽然路途遥远，奈何亲缘太近，所以，每年春节或暑假，母亲都要带我们走一趟人户。早早地吃过饭，母亲就挎上装了白糖、面条、酒等零碎礼品的夹背，我们兄弟提上换洗衣服，兴奋地走耍人户。走完约两公里公路，从渔仓口分路，就是蜿蜒的羊场小道，笔陡的山路向上爬，经过一个小时地艰难跋涉，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小地名叫血厂坡，听母亲介绍说，解放前，这里经常有土匪出没，月黑风高杀人越货，坐在那儿的光石板上歇气，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冷嗖嗖的怕意。尽管母亲还没喝够解渴的山泉，虽然我们的脚板还在打颤，也急急地催促母亲，赶紧往前走。冲出倒冲槽、翻越土地坳、走过四合头，大约得六个小时，才能到达外婆家。
　　 外婆是个瘦瘦小小的小脚女人，一辈子不善操家理物，最喜吃斋念佛，看我们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她也不疾不徐，老长时间才煮好一锅素饭，在我们吃得狼吞虎咽的当口，她还不忘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你吃素吧，多给儿孙积点德，今后子孙发达。外婆是个可怜人，三十多岁守了寡，土改把一切生活物资充了公，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张着嘴要吃饭，她一个包了小脚、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弱女人，怎么养得活这一大家子啊，无奈之下，她把五儿子和小儿子抱养了出去，一辈子吃斋礼佛。之所以走这条路，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能力有限，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给予孩子们太多的帮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上苍和来世，用自己的诚心感动菩萨，把福祉降临到子孙身上。在外婆家玩，交谈中少不了说到外公。外公死时年仅四十一岁，是解放时被政府枪毙的。《珙县县志》有一段关于“杨邓之争”的记载，邓玉伯就是我外公，杨国政是外公的学生，本来具有融洽的师生关系，后来，因为杨在乡长任上鱼肉乡里草菅人命，乡人公推外公为代表，到省政府检举告发，遂结下死仇。1946年，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负责人殷禄才巧施离间计，采取拉拢和恐吓的手段，让杨国政把支队截获的军火变现，杨乡长遂在各保甲摊派，本来，出于武装保卫防盗防匪，各保甲也需要枪支弹药，但杨摊派的美造弹，却和地主的枪械不配套，买来的弹药根本用不上，等于白白浪费了金钱。加之保长甲长们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到这批弹药是红军支队提供给杨国政的，民国35年，通共是什么行为？于是，外公再上省府，告发杨国政，后来，国民革命军79军294团彭营长，在长宁县双河指挥所直接枪毙了杨国政。1950年，我外公被新中国以恶霸地主的罪名枪毙于珙县，时年41岁。我一直怀疑，我外公这个所谓的恶霸地主到底有多恶，因为，在我外婆这个所谓的地主婆身上，终其一生，我并未发现任何恶霸的言行举止，可以说，她是一个走路都想把蚂蚁赶开走的慈善老太婆，被定性为一个地主恶霸，实在名不副实。
　　 最近，看我二舅写的家史，里边虽然有好些对外公过高的粉饰之词，比如“文光射牛斗，八大家不得专美于前；诗气贯云霄，唐李杜不得独高于世。寻真两字训，与中天日月而同光；爱国数章诗，共正气长歌而比耀”这些字句，显然属于不实际地自我抬高，但我注意到，其中讲述外公投笔从戎的经历：“……公年甫十七，即设帐授生徒，旋任王家中心小学教育委员及校长竟十年。七七事变时，公受命主任王家联保匝三月，因慨于日寇掠占我疆土，烧炸我城乡，屠杀我同胞，誓将倾覆我国家。公敌忾同仇，报国为怀，弃联保主任，毅然投笔从戎，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所辖刘星耀团部主书记。民国二十七年春，高举全民族抗日大旗，赴抗日前线，日挥铁笔夜枕寒戈者三年。军驻武汉时，公以目生三翳，卒于民国二十九年初冬退伍……”说起川军抗日的铁血史，川人装备之差、意志之强、贡献之大，连当年的蒋委员长都感慨动容，而我外公竟然也是抗日川军的一份子，颇令我骄傲。我想外公当时目生三翳，不是因为外婆和外祖婆，整天在家里求神拜佛保佑他回家的结果，更多的可能是战场环境恶劣，日本人的硝烟、毒气严重污染了战地环境而导致的，就这样，我外公被部队护送了回来。还有，二舅在家史中，特别提到外公和中共地下党员邹文奎的诗歌唱和，其中，邹诗云：“知君满腹有精神，磊落应多似古人。为问中原正多事，何时投笔靖烟尘？”外公和曰：“邮筒先递论交神，雅谊高风逼古人。我欲含频效西子，问君能否步芳尘？”两诗言之甚明，显是邹与外公“动员”及“申请”入党之对话。后邹因工作转移，西去延安，未行入党仪式，邹今弃世多年，无从取证。综上所说，我觉得外公应该被定性为一个抗日军人，是一个为民族抗战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我曾经在网上百度“邓玉伯”、“刘星耀”、“邹文奎”，可惜搜到的有效资料十分有限。倒是搜到一个李正荣先生写的《徐家村记事》、《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战斗在珙县》、《我的家史》等几篇文史材料，讲述其父曾为外公佃农，某年庄稼遭了天灾，外公派人调查后，却未减租减息，害其父在洛表监狱里关了三天，以至于其整理创作的文史资料中，均将外公定性为阻碍革命的地主恶霸一类。此公的文史材料，应该说在搜集过程中是下了功夫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历史事件，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我纳闷的是，在写外公邓玉伯时，却避开他设帐授徒、义恤施棺、终生教育，甚至抗日三载这样的大事也只字未提，实在有愧春秋笔法，显得小肚鸡肠。就是李先生写的外公为富不仁（不减租）一事，我讲给母亲听时，母亲也依稀记得，但母亲补充说，外公从未亏待过佃农李从海，此人有一手打钱纸的手艺，家里除夕、清明及所有大凡小事所需纸钱，全部由李家提供，农闲时节，李从海也是和外公一起打麻将的座上宾，而且有一年，李从海的某个亲人生了疾病，需要老山参熬药，外公二话没说就赏他一块，以至其亲人药到病除。这些情节，因不足以证明外公恶霸地主的身份，所以，李先生在他的文史材料中也没有提及。1946年，外公上省城告发杨国政之际，曾经拜访过本家邓锡侯将军，邓将军出于时局发展的判断，提醒外公要看清形势发展，回乡后把田地分给穷人，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外公从成都一路走回，地方越来越小，道路越来越窄，更加觉得山高皇帝远，改朝换代，似乎没那么容易，更没把邓将军的话想明白，所以，41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以反动地主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路，也太悲情。
　　 如果田动云不是在大革命中和共产党失去联系，一直和共产党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他一定会是令筠连人、宜宾人乃至中国人骄傲的人物，就因为在人生路上走错了关键的一步，命运就变得天翻地覆。1900年生于四川宜宾筠连一个偏僻之地大落洼的田动云，在叙府联中毕业后，不满家庭包办婚姻，向往大变革时代的风起云涌，毅然抛家舍业，只身抵达重庆，得到同乡长辈曾省斋、刘质天的鼓励与资助，在上海大学读书（肄业）。期间，接触了恽代英、肖楚女等进步人士及同学中的共产党员杨志英、阳翰笙、何成湘等，受其熏陶。始知政治、主义、革命为何物，思想趋于进步。此君1925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林彪、张灵甫、谢晋元、胡琏、刘志丹、伍中豪、邱维达、段德昌这些在国共军事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均属黄埔四期）。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说起白色恐怖，似乎有些抽象，但看过电视剧《潜伏》的观众，应该有一定的理解，就是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就可能让你暴露，从而身陷囹圄身首异处，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田动云仍然秘密赴南京寻找党组织，辗转至杭州，鬼使神差地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后因警卫蒋介石有功，获嘉奖，田能言善辨，尽心尽职，颇受蒋的器重。1934年1月，田母应氏逝世，即向戴笠请假奔丧。其时蒋正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大院要员会议，戴笠将田告假奔丧一事向蒋禀报，蒋恩准后，即向各参会要员提议：是否为田母逝世表示一下。于是，蒋介石、林森带头为田母题挽辞，老大带头，居正、何应钦、陈立夫、邵力子、曾扩情、吕超、于右任、吴敬恒、戴传贤等党国要员也不吝笔墨，纷纷提笔哀輓。（1975年，筠连县修建龙碗大堰时，贫下中农将田母应氏坟冢拆毁，将碑石修筑堰坝。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素质的干部黄树强，见碑石上汇集着众多民国要员的手迹，毁之实属可惜，便让石匠将碑砌入涵洞顶端，字迹露外，才将这些文物完好地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