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条法立到法艺

摘要：法律条文，法制制度，法治社会，向先进发达的国家学习，一要真心实意学习，二要走自己的路，不能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法律能够“立”得比较稳的时候，法律就应当上升为艺术。法律艺术，是门综合的艺术，是领导的艺术，稳定的艺术，政治的艺术，社会艺术，也是人文的艺术。在法律艺术运用中，促进政治开明，规范社会秩序，保证民情稳定，调节人际关系，正本清源，惩恶扬善。 说到法律、法制、法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处理法律事务，还包括我们的司法实践，都有一个从法条到法立，再到法艺的过程。十年前，我与法官讨论，说法官这张脸面，与教师一样，需要有职业选择，应该挑选个头和长相。法官认同。
　　 又说法律应是门艺术。法官不认同，说依法办事，必须是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半点艺术。
　　 当时，我只是对法律感点兴趣，作壁上观，没有能力说服法官。
　　 如今直接的间接的与各种官司打交道多了，一个官司打三四年，来来回回，还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最该胜诉的官司，结果输了。反而，一些没把握的纠纷，官司反而赢了。打官司，打着打着，说严肃吧，没一件不是严肃办下来的，程序与取证，一审再审，终审……经事多了，越发深深体会法律的学问大，就是门艺术。
　　 当然，此艺非同彼艺。法律艺术，与文学艺术和表演艺术及一些专门艺术不一样，是门直接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社会基础、文化教育水平、大众普法程度，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相关的综合艺术。
　　 不公正的处理个案，不能用艺术作法律的挡箭牌。在个案中，审出法律条文边界的最佳效果，在争议中把握法律条款间不失原则的灵活运用，达到法律效益最大化公众认同最大化的艺术效果。
　　 我以为，我们的法律、法制、法治的水平，理当在这样的法律艺术中展现。
　　 法律艺术，得一步步来。先要从条文入手，懂得条文，运用好条文。然后，在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条文“立”起来。最后，才能说到法律的艺术。
　　 中国的社会从长期的封建社会走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的过程，决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下，特别是在中国的以自律为主的文化长期影响下，最缺少的是西方他律文化打拼与搏杀的尔虞我诈和社会乱序体验。中国文化是律心而律人，善心而善人，圣心而圣人式的。西方文化，是的血腥的原始积累中，个个充大，私欲和个性无限膨胀后，通过野蛮的搏杀，又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约定俗成的他律文化。是由外境的强大规矩而改变人的内心，形象的说是活在法律的模子中生长，给个白菜的模子，长不出萝卜来的守法环境。西方的聪明，在交手和打斗中，打出了规矩与规则，打出了法典法律，最终打出了法制与法治。
　　 扯远了点。不管怎么说，如今西方，比我们东方强大发达。我们应该秉执谦虚的态度，认真的学习西方法制社会。
　　 怎么学呢？高鼻子，蓝眼睛，我们是肯定学不来的。法律法制，到了中国，要真正的法治，还得要讲水土相符，必须防止淮桔成枳。中国在清朝前期，还没有警察。靠什么执法？七品县官判案。其实，许多的纠纷与矛盾成不了案子，在到衙门前，许多已经在相互协调，或是乡规民约中解决了。
　　 在封建社会中，我们的社会治理，不需要长篇累牍的法律条文规范民风民俗民情，整肃秩序。就拿过去的镖局说事，说是说要理赔。真是押镖遇上“大头鱼”，根本就无法赔。靠什么行走江湖？就是诚信。真正走镖的，不像电影电视里，见财忘义，经常失镖。就说过去的山西在北京开的钱庄，开不下去了，总还有个留个地方和门面，撑几年，广而告之，兑现钱庄银票。就说计划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法规，起码在经济往来中，良心办事还靠得住。如今法律条文日异健全，经济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棘手。
　　 法律条文，法制制度，法治社会，向先进发达的国家学习，一要真心实意学习，二要走自己的路，不能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
　　 严刑峻法，是让人不近火，不玩火，而不是非要在火中烧死多少人。能让罪犯烤着流汗，不好受，知改悔，不再玩火，是上策。划条警界线，格杀勿论是下策。攻心为上，灭体灭魂为下。
　　 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打官司的。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诉讼是件不太光彩的事。什么事，非得要闹到官司的地步呢？各自退一步，让人一步，各退一步，天地宽。真闹到了法庭，等于撕破了脸皮。甚至许多的强奸案受害者，为了保全声誉，不惜忍气吞声，纵容罪犯。还有贩卖妇女个案中的各式各样的复杂情况。为什么全村老百姓围攻解救受害者的警车警察？为什么这样的案子，屡打屡不止，非洲蚂蚁一样？另外，就是办案的取证难。就连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钱的受害人，也不敢当着小偷的面，承认钱包是自己的。这就是我们司法的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环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百姓对法律的了解与信任，也是与法律教育成正比的。《李米的猜想》影片中的贩毒小青年，被抓了起来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却还以为只是犯了个小错，只想赚点钱，让女朋友过得好一些。在打击贩毒的案例中，这样的案子与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中国的文化，就是人情的文化。在人情的文化中，法律与司法实践，能逃脱千古遗传下来，进入到中国人骨髓中的人情文化吗？这又是我们法律与司法，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的法官，担当了两难的角色。你要是全部铁面无私的依照法律条文办事，肯定办不好事，不是个好法官。弄个机器人，设计个程序和数学模型，那定然比法官更铁面无私。葫芦官乱判葫芦案。为什么乱判？国情呀！你要是全部判打招呼的人情案，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判进去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先还是要讲法条，合理不合理，科学不科学，也建起来再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必须迈出去的第一步。学西方先进的法治社会，依样，才能画葫芦。我们的法律工作者，与法律紧密相关的工作人员，从严格懂条文，讲条文，守条文，按法律的条条框框办事，是事情起步的开端。打个比方，读书要从小学读起，字都认识不了几个，条文都掌握不好，法律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基础。
　　 有了法律的条文，按法律的条文办事，就能够规范好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是天真的愿望。法律，不是万能的。拿经济合同说事。我们在经济活动中，要用经济合同维护自己的权益，签好一份合同，是双方良好合作的开端。经济活动实践中，没有经济合同的，只靠双方一句话，坚守承诺的比比皆是。签得比较完善合同，尔后打官司的为数不少。靠经济合同，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弥补不了损失的，数不胜数。说到底经济合同不过是种形式，根本的是起始的胜算概率，双方合作的诚意与共同向着良性方向努力的程度。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合同是一纸轻文。事情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合同虽然管点用，时常结果多数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基本能够掌握和运用法律条文之后，必须使法律“立”起来。法律活动，是法理指导下，法律条文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法理，在具体的实践面前，需要验证和检查，需要推进和完善。机械的，一成不变的依照法律条文办案，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司法实践很容易走进死胡同，司法环境很难与时俱进。可以这样的说，所有的法律是具有弹性原则的，定性与定量，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特别是在新情况新问题上，法律的薄弱环节与苍白点随处可见。要使我们的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立”起来，就要学会两人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法律条文的腿，一腿是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的法制基础不好，两条腿好比走在稀泥巴中，要走出法律的威严，走出法律的国风，走出司法中的民心，是个两人条腿都要硬的活。
　　 正因为我国的司法环境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基础犹如两人条腿走在的稀泥巴上。在稀泥巴上走路，防止摔大的跤，防止跌大的跟斗，法律条款的严格把握这条腿要硬，紧跟实际运用好法律武器的这条腿同样要硬。任何的法律都是具有摇摆性和弹性的，这就使法律“立”起来，有了艺术创造性的空间。在行走在稀泥巴基础的环境下运用法律时，甚至有时“和稀泥”，就是艺术，就是水平。这点，与政治特别的相像。
　　 不和稀泥，不从本质上把握法律的要义，可能我们会因为死条文，而扼杀不应该扼杀的活生生的生命。十多年前，一个真实的案例：列车上一个从来没做过案的农民，见财生了贪念。偷了列车上一人密码箱。报案后，不到一小时，破案。密码箱里有三十多万现金。以三十多万定罪，这个农民被枪毙了。执法，看起来没错。到底侵害的客体，并没有什么损失。离开法律，讲人的生命，与三十万元的金钱比较，与一时的贪念代价比较，这样的法律是立不长久的。好在，如今法理进步了。其实，当时的法官天平只要稍微的听听不同意见，也不至于因此而杀掉一人。不能说是错杀，但可以说存在司法实践上的严重偏差。
　　 法律，整个的司法实践，无不是老百姓心是的一杆秤，是非自有公论。
　　 法律的“立”，是需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不仅是普法教育，让人知法懂法守法。更重要的是要广大的人民群众相信法律，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是能够保护他们的。他们在学法知法守法的过程中，能够自觉的运用法律武器来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纠纷和问题。而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羞答答的运用法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法律能够“立”得比较稳的时候，法律就应当上升为艺术。
　　 我们的司法工作者，我们经常与法律打交道的人。需要共同确立一种推动法理进步的观念，确立一种进入法律条文，又能够不墨守成规，超出死板条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司法实践新观念；确立一种大视野大局观大前瞻的观念，放眼长远的社会稳定和长远的人民利益；确立一种以法律促进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实事求是办一切事，死条文为千变万化的新鲜案例服务的法理精髓的理念。
　　 法律艺术，是门综合的艺术，是领导的艺术，稳定的艺术，政治的艺术，社会艺术，也是人文的艺术。在法律艺术运用中，促进政治开明，规范社会秩序，保证民情稳定，调节人际关系，正本清源，惩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