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耀我的大学

我是辽宁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大学毕业30年的时候，大家张罗着要做一本纪念册，这个活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因为我做了多年的杂志，又在省作家协会工作，要我来做合适，我也愿意来做。
　　 我们不承认太老，可是喜欢回望往事就暴露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给纪念册起个名字——《说吧，记忆》，这是从一位外国作家的书名套过来的，与同学们的心思能和上，大家都说好，《说吧，记忆》就开始了。
　　 照片、信件雪片一样飞来，我的大学来了。有的同学说：“三十年很短，三十年很忙，三十年很累，三十年很值，三十年所有的付出与收获，都发端于大学的四年”。是啊，同学们三十年来为政的、经商的、做学问的……有谁懈怠过吗？大家无暇欣赏沿途的风景，毫不吝惜地透支着自己的健康，急匆匆地向上走，为了一个目标，我说白了吧，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有的同学说：“没人不知道我是刺头儿，很有名的，经常给学校提意见，可是毕业以后，谁说一句对母校不敬的话，我就急眼了，这就是我对母校的感情和立场。”
　　 有的同学说：“三十多年以来，大多数同学都当了领导干部，成了专家学者，经商的也都混出了个模样，应当说大家都在主流生活的核心，或者说是在漩涡的中心，触犯刑律的一个没有，因为腐败出局的一个没有，这是因为母校不但给了我们安身立命的专业能力，还给了我们洁身自律的文化滋养。”
　　 轮到我来说了，我说点什么？我要从哪里说起？高大上的话我不会说，调侃幽默的话我说不好，我就只能说说大学生活中的小事情了。
　　 从我们的第一次班会说起吧。
　　 辽宁大学哲经楼304房间是我们中文系七七·一班的教室。我们的第一次班会就在教室里开。按照现在的理解，第一次班会，会场该布置布置吧，起码课桌要围成一圈儿，起码在黑板上要写上主题，当然做一点美术装饰就更好了——结果什么都没弄，大家板板整整坐在六排课桌后面，后面的看前面的后脑勺，前面的看黑板，黑板上什么都没有。
　　 辅导员老师指定的班长——我们的老大哥主持班会。他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又是老高三毕业，文化功底比我们好得多，见过一些场面，可他和我们一样绷得太紧，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从哪个角度说起，嗫嚅吭哧了好一会儿，大家总算弄明白了：这是系里要求开的会，要大家表个态度的意思。
　　 那个年代，叫一个单位，叫一个组织都会经常召开大批判会、路线分析会、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大家经常参加这样的会，会上不发言相当于战场上不开枪，精神溜号相当于临阵逃脱，这种价值观已经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了我们的一种习惯。所以，尽管脑袋里还乱着，也把手举起来要求发言。三十多个人说了一样的话：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开展学习竞赛，为四化建设做贡献。尽管重复，尽管单调，但都说得真诚，说得响亮，加之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听套话、空话、大话，就没有人觉得乏味儿。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自己过去的生活，让大家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人说说自己的短处，期待大家的帮助？为什么没有人赞美一下大学？为什么没有人希望和大家交朋友，共同度过四年美好的大学时光？为什么没有人说说自己的爱好，说说文学作品对自己的影响……发言的角度有一万种，表达的方式有一万种、精彩的可能性有一万种，这些都被那个时代屏蔽掉了，可见，当时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局限、文化涵养是多么的不够，我们的起点真的是很低。
　　 大学的开阔照亮了我们，我们有的是年轻，有的是力量，用饥不择食、用废寝忘食、用夜以继日这样的词汇都不足以表述我们学习的疯狂劲头，生活的主色调就是读书、上课、作业、论学问短长的思辩。教室、图书馆、寝室——凡是有人的地方，那个人一定是在读书，从三十几岁的老大哥到二十几岁的小学妹，概莫能外。
　　 四年，那是多少个日子啊，可在这么多的日子里，我们却从来没有打过扑克，没喝过聚餐的酒。考试的时候、论文答辩的时候、毕业分配的时候，面对可能左右我们一生命运的老师领导，没有人送过什么礼，没人心慌、没人取巧。大家的心思都在书里，相互之间比的是学问的短长、视野的宽窄。既干净，又坦然。
　　 年轻人觉多，加上晚上看书睡得晚，凌晨五点半正是睡的香的时候，操场上的大广播响起来了，播放雄壮的进行曲。大家一骨碌爬起来，钻出暖呼呼的被窝，到操场上去跑步。一跑就跑过了春夏秋冬，一跑就跑满了四年。寒冬的凌晨是一天之中最冷的时候，地是粘的，哈出去的气是一团白雾。一边跑一遍把没系好的扣子系上，一边跑一边把睡意朦胧的眼睛睁开，一边跑一边把天给跑得放亮了，那个爽啊，恐怕今天的大学生们是体会不到的。
　　 绕着操场跑完三大圈儿，四十分钟过去了，我们个个都是大汗淋漓，跑步结束了。大家风一样的速度洗漱一下，赶紧去学外语。操场上的大杨树下、丁香丛旁，或者是暖和一些的开水房边上，大家开始读《许国璋英语》，有的声音像鹅叫，有的像哑了嗓子的羊叫，就是不像外国人说话。这六册《许国璋英语》差点儿没把我们给难死！要知道，入学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同学连26个字母还认不全，外语的基础几近于零。
　　 当时，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中华民族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的舞台，听不懂外国人的话，外国人也听不懂你的话，那怎么能行？这种想法支撑着我们在学外语的路上“强行军”，生拉硬拽也好，死记硬背也好，像堂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也好，我们疯了似的学外语，硬学！在这种疯劲儿面前，世上就没有什么难事儿了。手里的《许国璋英语》软乎了、亲切了。大学毕业的时候，能看简单的英文读物了，我自己还不自量力地翻译出版了一本书《一个美国大亨的自述》，当然，那本书翻译的漏洞百出，笨笨磕磕。
　　 那时候国家落后，大学的日子也是挺紧巴。我们12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那间屋子也就十四、五平米的样子，12个人挤在一起转不过身来，大家却没感到窄巴早餐是每人一个玉米面扣饼，一碗玉米面粥，一碟老咸菜。这么寡淡的食物大家吃得稀里糊涂，没人提什么意见，就是提了意见学校也没有能力改变。那时候，大家伙食上一律平等，都吃一样的饭菜，区别只在于呢多吃了一口，他少吃了一口。家境好没用，你的钱在学校食堂里花不出去食堂不卖别的饭菜。这种类似“供给制”的状态也没人觉得别扭，因为大家的心思不在饭菜，在书里。
　　 同学之间、甚至师生之间，大家常常争论，争论的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的时候也不在其少。一次是讨论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生命、对自然的看法如何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点，涉及到太阳历和阴阳五行的学说，大家意见相左吵吵起来了。
　　 再一次是向老师讨教儒、释、道三种宗教如何通过文学的表达，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构成和运行。儒是讲自身的修养和处事的中庸；释是讲心的转化；道是讲天人合一。这三种元典性的思想成果在重混沌、重象形的文学作品中既对立、又联系，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思想高度和审美高度。这种转化和融合，在作家那里是如何实现的呢？老师的观点和我们不一致，我们自以为在理，就呛着老师说话，搞的老师下不来台。现在想想真是脸红，那时候我们的知识积累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厚度，老师只是嘴笨而已，或许是老师让着我们，老师有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
　　 还有一次是讨论民间文学中万物有灵，敬畏天地，自然界阴阳互为因果，大家也各执一词，差点儿没说粗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讨论，那内容、那氛围、甚至大家的眼神儿，我们这些人谁会忘了呢？这些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规范了我们走出校门之后的行为准则，构成了我们大学生活中最为亮眼的部分。
　　 我在编辑纪念册《说吧，记忆》的时候，翻看同学们寄来的老照片，我惊异的发现：集体照中，几乎都是排成几排，或者都坐着，或者都站着，参差错落的没有，个性化表情和身体姿态的也没有，大家就那么规规矩矩地站着，就那么整齐划一地笑着。男生穿的衣服不是中山装就是人民服，连最上面的扣子也扣的严严实实；女生被蓝、黑、白三种颜色的衣服所统治，见不到什么修饰。虽然大家离时尚那个词很远，但大家的目光是清澈的、坚定的。我敢说，当下你再也见不到这样的目光了。
　　 在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有女同学说：“我们该美的年龄不会美，现在会美了，美不起来了，老了。”我听出了遗憾，我也听出了骄傲。什么是美？讨论了几千年也还是莫衷一是，就像讨论什么是幸福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五秒还是尊重自己的内心吧。
　　 我庆幸自己在七七年那个冬天考上了大学，庆幸自己有机会和一群理想主义的青年同学四年，尽管我们的大学生活平常而又朴素，琐碎而又重复，但这些细节在阳光的照耀下，都闪着金子般的光芒。我此后的生活和这四年息息相关——开阔、方向、力量、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