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状态

清明节前，去给父亲上坟。
　　 咱家的坟地在山坡上，周围是苹果园，前面是庄稼地，庄稼地一直延展到远处的山根底下，坟地在高处，往前面看就有开阔之感。
　　 坟地里长满了野草和蒿子，一冬天的风吹雪压，野草没折，蒿子没倒，密密实实地盖住了坟地。父亲生前是喜欢清爽的，这些野草和蒿子都清除掉，才会对了父亲的心思。放一把火，风助火旺，不大功夫就烧干净了，可是，火会烤着父亲、烟会呛着父亲——我相信父亲的灵魂常在。还是弯下腰薅草吧，草很多，草很硬，可总有薅干净的时候。腰疼，手被草勒出了口子，渗着血丝，出了那么多的汗，都不算什么，此刻，父亲希望他的儿子就是这样的状态。
　　 坟地干净了，父亲的坟在前面，后面依次是爷爷奶奶的坟、祖爷祖奶的坟。上香、倒酒、点烟、摆贡品、磕头，几千年上坟的规矩没有变，是因为几千年人们对逝去的亲人们的思念没有变。
　　 坟地很静，静得连远处农民挖树盘翻地的声音都听得到。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那么好吧，把心里腾空，在寂静里和父亲做一次长谈吧。父亲生前从未和我有过一次长谈，我也想不起来父亲和我做过什么游戏或者给我做过什么玩具，父亲一辈子很威严，我和父亲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小心。人们常说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在我们家，父亲永远是父亲，儿子永远是儿子，儿子很难走进父亲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去世这么多年，我一直想为父亲写一篇文章而没写的原因。可是今年，我五十九周岁了，父亲就是在五十九周岁这一年去世的，我觉得我能够理解父亲了，或者说我有资格和父亲做一次长谈了。父亲，您同意吗？
　　 我的没见过面的爷爷三十八岁就病故了，那时候父亲多大我不知道，应该是十四五岁吧，三十四岁的奶奶没有改嫁，领着父亲和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姑熬着日子，那该是多么苦的生活！孤儿寡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米袋子里没有米，衣兜里没有钱，发送爷爷的钱是好心的聂姓人家出的，爷爷的丧事是邻居们帮的忙。虽然那是解放前，解放前向善的人们也很多。人们的向善是一回事，奶奶的好人缘是一回事，这两方面融合到一块，爷爷的丧事就没有掉地上。
　　 在熊岳城过不下去了，奶奶就领着父亲和姑姑回老家盖州葡萄沟投亲，爷爷的叔伯兄弟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为了撵走奶奶，大年三十那天，恶人把奶奶住的那间破屋的炕给刨了——这就是亲戚干的！几十年以后，奶奶提起这件事还浑身打哆嗦，难怪父亲当基干民兵支前路过葡萄沟的时候，冲天放了几枪，那时的父亲是什么心理状态我不知道，我只是庆幸恶人当时没在父亲的枪口前。
　　 北风紧，亲戚恶。冰凉的世道人心给父亲的心里涂上了阴冷的颜色，证据就是父亲从此不再相信别人，不再指望别人的帮忙，他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把日子撑起来，给小脚的奶奶、给年幼的姑姑挣口饭吃。老天怎么能饿死瞎家雀呢？没有粮食吃，就吃树皮，连树皮也没有的时候，就吃地上的土，这就是倔强的穷人！父亲脖子上挂着一条粗布绳，绳的两端拴在木板上，木板上面摆着香烟，父亲走街串巷卖烟卷。奶奶说父亲卖了那么多烟卷，没丢过一盒，没差过一分钱，春夏秋冬风霜雨雪，父亲不说话，就是走，就是惦记着卖烟卷，他不能让奶奶和姑姑的饭碗里空着。父亲卖了多少烟卷没有统计，只是听奶奶说父亲的脖子后面留下了一道手指头粗的糨子。“你爸心思重啊！”奶奶说过几次这样的话，父亲，你懂奶奶的话的意思吗？我相信你早就懂了，现在我也懂了。
　　 卖烟卷攒下了一点小钱儿，父亲租下了巴掌大的一个摊位，摆摊儿卖烟卷，也卖糖葫芦。可以想见那些夜晚，父亲和奶奶甚至还有姑姑，谁也不说话，闷着头干活。用沙纸磨扦子，串糖葫芦的树枝儿要磨得特别光滑，这样串山楂的时候才顺流，吃的人才不拉嘴，把山楂里的核抠出来，不能落下，免得吃的人硌牙。父亲糖熬的好啊，泛着大花，冒着泡，散发着香味儿，就凭着这样的细心、体贴，父亲的糖葫芦就卖得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服务都好，父亲的小生意就一天天往上走，奶奶的脸上开始有了光泽。
　　 解放后，父亲撤了小摊儿，进了熊岳印染厂。那时的熊岳印染厂可是了不得，国营、几千人、染色漂练整装机修四大车间、火车道通到厂里、统一的工作服、月月开现钱，甚至歇人不歇马的三班倒，甚至上海人山东人大连人庄河人······的南腔北调、甚至工厂大烟囱冒出的黑烟和工厂排放到南大河里的黑水，都对土生土长的熊岳人构成了无限的吸引和赞赏。听说有的小铺允许熊岳印染厂的人赊账，听说熊岳印染厂的皱皱巴巴的小老头，娶走了城里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听说熊岳印染厂的人往外寄信，信封上落款儿只写俩字——熊印——太牛了，还听说、还听说······天堂在哪里，天堂就在熊岳印染厂，有福的人在哪里，有福的人就在熊岳印染厂。
　　 父亲一定是骄傲的。他不但是有福的人，而且是管理有福的人的人，他在工厂保卫科当干事，用今天的话说，父亲是白领。后来父亲当上了保卫科长，用今天的话说当上了基层小干部。父亲当年为什么没有去学技术而是做了管理，谁也不知道，这道谜底恐怕和父亲的文化观念有关吧，几千年中国人都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圭臬。
　　 那时的父亲的心情一定很舒展，他受到了邻居们的尊敬，他很享受这种尊敬，每天父亲上下班路过院里的大门洞，在那里扎堆儿歇凉的人会立刻把坐着的石头台儿让出来，父亲并不坐下，他扶着自行车的车把子，把在厂里听来的天南海北的事情叨咕叨咕，大家都做爱听状，父亲心里一定很得劲儿，他骑上车走了，庆幸邻居没有往深了问，父亲知道的都说了，再往下问他也不知道。
　　 父亲总是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只有奶奶过生日那天，父亲会在家半天，张罗做菜，张罗请客；只有在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才会早点下班，把平时吃饭的桌子稳稳地放好，在桌子上收拾年夜饭的鸡鸭鱼肉，我们趴在炕沿上，看着父亲剔骨头、切肉，内心的幸福感满满的；只有在大年三十的下午，父亲才会在家煎炒烹炸，那是一年当中我们最快乐的时光，父亲会拉上一个菜谱，什么红烧肉、木梳背肉、糖酥白肉······一年的好嚼谷都在这个菜谱上，我们的眼睛都是亮的，跟在父亲身后闻着香味儿，要知道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能闻着香味就已经很奢侈了。
　　 吃过了年夜饭，父亲照例回厂子了，他没有留下来陪早年丧夫的奶奶，没有陪常年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手冻裂了，脸晒得黑红，一年没有一个休息日的母亲，没有陪我们五个以父亲为骄傲的孩子。奇怪的是，奶奶和母亲还有我们五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对父亲除夕夜不在家，谁也没有怨言。父亲在我们心里的形象反而更加高大了，大概是距离越远，威严越甚吧。那时我们的脑袋里灌得满满的是反革命特务要在节假日搞破坏，厂子里不能着火，有人在暗中觊觎着厂子里的东西——父亲去干大事情，父亲不回去，厂子就不安全。
　　 现在，当我以一个五十九岁的男人的经验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能掩饰我的疑惑：按照我的理解，工厂保卫科的职责无非是管理门卫、管理消防队、管理偷盗、打架之类的治安案件。可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国家的集体的，在公与私的立场上都站得很稳，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处理呢？多年以后听厂子里的人说：“你爸三十晚上还搞防火演习，一身泥一身水的冰凉”，说的人出于调侃，我听了心里却很不舒服。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一种解读是，父亲实践着解放以后当家作主的的感觉，认为自己就是厂子的主人，对待厂子就像当年对待自己的烟摊一样，不允许有一丝疏漏，要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父亲确实也做得出色，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奖状都被奶奶贴在墙上，那年月没有奖金、没有什么物质奖励，印象里父亲只得过一件物质——一面二尺长一尺宽的镜子，上面写着：加强团结巩固成果，那面镜子在我家挂了几十年。尽管没得钱、没得东西，得到了几张彩纸，父亲奶奶仍然视这些奖状为宝贝，家里来了人，奶奶总是有意没意地把话题往奖状上拉，也从没听过父亲要把这些奖状撤下来的话。这样的解读影响了我们兄妹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几十年以来都是把单位的事情看得很重，就是鸡毛也会当成令箭，就是针鼻大的缝隙也要立刻糊上。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在单位获了一个什么奖，会第一时间告诉父亲，父亲比我们更在乎，真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这件事情的另一种解读，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寂寞和无奈。奶奶能和他交流的，无非是家长里短那些事，这些事情可能说过一万遍了；母亲一年春夏秋冬雨里雪里都在地里干活，能说的除了茄子辣椒就是苞米高粱，和父亲对不上话，再说了，每天母亲回家的时候，已经累得东倒西歪了，她还得抖擞精神洗洗涮涮，照顾奶奶和我们，这一套下来，母亲哪还有什么心思跟父亲说话？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的同事来家里唠嗑，母亲在一边陪着，困倦的母亲直打哈欠，父亲一脸的落寞。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不苟言笑，他说的话我们不明白，我们感兴趣的事情，他觉得没价值，或者在他的心里是想和我们亲近的，可他由于文化观念的左右，找不到那样一条通道。给父亲剩下的只有回厂里忙乎，在忙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让我现在也不大理解的是，父亲不爱和我们这些孩子聊天儿，却非常愿意给我们写信，我姑姑家的大哥当兵以后，咱家我哥当兵以后，我上大学以后，父亲经常给我们写信，父亲没念过几天书，字却写得有模有样，以今天我的眼光来看，父亲的字仍然拿得出手。父亲给两个哥哥写信的时候，我还小，到邮局寄信的活儿都是我做，我就先把那些信读一遍，那些信几乎千篇一律的三大段：来信收到了，高兴；尊重领导，团结战友，听党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争取更大进步；家里一切都好。我上大学以后，每个月都能接到父亲的来信，除了那三大段以外，父亲还会和我谈谈天下大事，大概父亲觉得他的儿子现在有文化了，要说点大事情才对。尽管是套话，但父亲的真诚在里面，我们都特别爱读，父亲说的什么不重要，父亲的关注让我们温暖。父亲，你是真的不会和自己的孩子们说话呀，你为什么不问问孩子们工作和学习上遇到了什么难处？为什么不问问孩子们处没处女朋友？为什么不问问孩子们的身体怎么样？尽管该问的都没有问，却丝毫不影响我们对您的敬重和爱戴，可惜的是那些信没有留下来，那是那个时代的父亲的心声啊。、
　　 父亲不爱和我们说话，为我们做事却一点都不含糊。哥哥当兵以后，部队每年秋天都要买些苹果过冬，哥哥把这件事揽过来，熊岳是苹果之乡嘛，再说了，哥哥可以借这个机会回家看看。父亲非常重视，他去省农科所的苹果园、去金星大队的苹果园，去果树三农场的苹果园现场考察：苹果的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果皮厚不厚、口感甜不甜，价钱贵不贵。那个细致，像奶奶做针线活。部队每次要买一千斤，那要装满二十个柳条笼子，这些苹果先拉到我们家院子里，院子就满了，父亲怕笼子里上面装的苹果好，下面的差，就指挥我们把苹果倒出来重新装上，把他认为不合格的挑出来自己吃，再买好的补上，我当时就觉得父亲有点磨叽，就拉拉着脸不爱干。父亲才不管我怎么想，照样把每一笼子都折腾一遍，他的脸上才开始回暖。那时候，汽车很少，哥哥所在部队也没有汽车，二十笼苹果要由哥哥坐火车带回去，火车在熊岳火车站只停五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旅客拥挤的情况下，把二十笼苹果搬上火车的难度，今天都无法想象。父亲居然带我们做到了，一次闪失都没有。父亲先找火车站，火车站出工作人员帮我们维持秩序，父亲又把我和姑姑家的五个兄弟和他厂里的同事分成了五六拨，按照火车车厢的长度排开，火车停稳后，卡住五六个上车口，往上扛苹果笼子，那个紧张啊，今天想起来我的手心里还有汗。这样的事情做完以后，没听见父亲和哥哥说起这件事，就是和我们也绝口不提。我在想，父亲是不是觉得不说是做父亲的一种状态，说出来了，味就淡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营口市样板戏学习班来熊岳演出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熊岳城就一个剧场——印染厂俱乐部，我的老师知道父亲在熊岳印染厂当保卫科长，认为搞几张票不是大问题，就让我找父亲要票，我壮着胆子磕磕巴巴跟父亲说了这个意思，父亲没吭声，就是没拒绝也没反对，我心里惴惴不安，第二天上学的时候都躲着老师，晚上回家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两张戏票，后来我才听说，那戏票是父亲自己掏钱买的。
　　 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首届高考，考上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在熊岳城里这是凤毛麟角的事情，父亲一定很高兴，我一直期待着他当面夸我，哪怕是“儿子，考得好，咱老邵家祖上积德了”这样几句话，我的期待还是落空了，父亲什么都不说。他张罗着给我买新被，还特别强调要买一条枕巾，说城里人睡觉的时候，枕头上都要铺上枕巾。他找来木匠，把家里一个旧木箱子重新刨了、漆了，要给我带到学校去。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在公社干两年了，你要不要把帮过你的人请到家里来吃顿饭，我给做。”这话让我大出意外，我忙不迭地说不用。到沈阳上学的前一天晚上，见我摆在地上的行李已经捆好，他用手拽一拽行李绳，说绑的松，就自己拆开，重新勒紧，抻平，父亲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给我，说：“出门在外，该花的钱别省。”在那个时候，一百块钱是父亲接近两个月的工资，在我们家里是大钱，我拿出一半留下，另一半递给父亲，父亲一点犹豫没有，又把钱装到我的兜里。第二天早上，我坐上了厂子里去沈阳拉货的大卡车去辽宁大学报到。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用他的公权力为他的儿子找点便利，这是唯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