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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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有了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而季羡林老先生曾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说道，中国文人脾性不好，看见什么不顺就说什么，最后落个不好的地步。这或许说的就是柏杨、李敖那类的人物。兴许我们应该给点面子，哪个时代还没有几个看不惯的事？但终归我年纪轻轻少不经事，也便写了出来。我倒不怕挨骂，只是憋屈得慌，于是趁着夜半一吐为快！
　　
　　 这个集子里面有许多是我个人的看法与观点，我不能让读者看了说是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我也没有那个能耐，可我始终是写了些令我伤心的事情，那也只好美其名为《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继续写它的第二集，我不敢想，我怕我第一本书还没写完就被人骂个半死，那我的书肯定会遭封杀的，如果我写的不好不对那么你也就包含着读，写到你的内心深处你就顶一下，也算对我的一点支持，如果确实感觉我是乱写之类的，那你也就别看了，看了你伤心我也伤心。
　　
　　 寒星灼日2010-1-19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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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先看看城的发展，说起城来就要先说说城的来源，城即城市！有关资料说，早期人类居无定所，随遇而栖，三五成群，渔猎而食。但是，在对付个体庞大的凶猛的动物时，三五个人的力量显得单薄，只有联合其他群体，才能获得胜利。随着群体的力量强大，收获也就丰富起来，抓获的猎物不便携带，找地方贮藏起来，久而久之便在那地方定居下来。大凡人类选择定居的地方，都是些水草丰美，动物繁盛的处所。定居下来的先民，为了抵御野兽的侵扰，便在驻地周围扎上篱笆，形成了早期的村落。随着人口的繁盛，村落规模也不断地扩大，猎杀一只动物，整个村落的人倾巢出动显得有些多了，且不便分配，于是，村落内部便分化出若干个群体，各自为战，猎物在群体内分配。由于群体的划分是随意进行的，那些老弱病残的群体常常抓获不到动物，只好依附在力量强壮的群体周围，获得一些食物。而收获丰盈的群体，不仅消费不完猎物，还可以把多余的猎物拿来，与其他群体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是，早期的“城市”便形成了。
　　
　　 《世本·作篇》也有关于城市的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便是“市井”的来历。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地方，生活着同样的村落，村落之间常常为了一只猎物发生械斗。于是，各村落为了防备其他村落的侵袭，便在篱笆的基础上筑起城墙。《吴越春秋》一书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的区别。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内城里住着皇帝高官，外城里住着平民百姓。这里所说的君，在早期应该是猎物和收获很丰富的群体，而民则是收获贫乏、难以养活自己，依附在收获丰盈的群体周围的群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从有人开始就有了城的那层意思，这让我忽然想起金庸老先生在《笑傲江湖》里说的那句“有人就有江湖”，这层意思我现在终于明白。可以这样认为城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无意识形成的，我换个意思说：“我们生活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世事皆城，我们离不开它，它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名利，红颜，欲望……”
　　
　　 人类最早的城市其实具有“国”的意味，这恐怕是人类城市的形成及演变的大致过程。学术界关于城市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是防御说，即建城郭的目的是为了不受外敌侵犯；二是集市说，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产品、畜产品，需要有个集市进行交换。进行交换的地方逐渐固定了，聚集的人多了，就有了市，后来就建起了城；三是社会分工说，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一个民族内部出现了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需要有个地方集中起来，进行生产、交换。所以，才有了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而如今城市发展到这般，我想这城的目的会变了另般模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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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吗？一是为了开个篇做个序言，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喜欢这个字——“城”，它包含了一切，它甚至可以掩饰一切。有许多作家以城为题写下了经典作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八零后领先人物郭敬明先生的《幻城》等等，城向来和我们国土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就想写下一个系列作品《城》。
　　
　　 我想起鲁迅曾在他的文中描写到他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说是他在日本留学，看到了一个电影，其中有一个砍头的画面，当时的留学生看到后没有一丝怜悯，没有一丝惊讶，甚或以这种画面当做一种欢乐，所以他才放弃学医开始习文，他有篇文章写道，一群人呆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只有一个人喊出声来，让他们振聋发聩，他们才可以打破这扇门得到自救，中国人就是这样。柏杨曾说：“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我突然发现他们是多么的睿智，小说只能当做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而真正值得人们去想的去读的就是杂文。
　　
　　 季羡林老先生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曾这样描写道：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中国人太压抑了，他们开始往往沉默可到最后却沉默不下去了。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或许是许多文人之所以惹祸的原因。他们敢说敢恨，有时候情绪一激动写了些什么东西，发表了上去，写这部文集的时候，我读了许多大家人物的杂文集，鲁迅、季羡林、柏杨、王朔、余秋雨、王小波，这让我更清晰地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更清楚我要写的是什么。也许文字不太成熟，可我只能写这么多了，没有别的意思，只当做抒发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