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冬日说走就走，春天说来就来，这个季节总让我想起父亲。
　　 一生平平淡淡、一世真真切切的碑文让我默诵父亲，五十九年简单而平直的一生，欲罢不能而又痛惜万分。每每这时我总在墓周给父亲生前喜爱的竹子挂上很多彩色的纸鹤、风铃，给新出的笋子浇上水，我就会在苍翠而生动的缅怀中看到五十多年前父亲身着灰色军服，骑在枣红大马上的壮丽图景，我深知父亲是极爱面子的，因此，每次凭吊后我都要对他讲一句：“父亲，你不是一面旗帜，你只是一名旗手”。尽管有时做一名旗手比做一面旗帜更难。
　　 5岁那年，我被送往被关押的父亲那里。腊月的大雪铺天盖地，我在行进的船上仰望天空旋空而舞的雪花，就想起大哥临死的眼睛和重病的母亲抱我上船的情景，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到了父亲那里已到了子夜，风停了，雪住了，明月如镜，地是白的，天是蓝的，我弄不明白老天竟将一老一小两个反革命安排在这样干净的背景下见面？
　　 父亲关在村东河边的一座小茅屋里，每天学习班回来，父亲总是带我到河对岸一片开阔的田野。
　　 不知何故，那时初见农村的旷野，真让我有怀旧的激动，每每晚上，月亮升起来，浑圆洁净，里面的阴影婆娑欲出，大地如无边之海，万物白光，稀冷的空气散散淡淡，一切产生鲜嫩的感觉。我坐在父亲的怀里，父亲坐在田埂上。月色给父亲的额头上镀上了思想，父亲就开始讲述很多有趣的事，那时父亲十分健谈，尽管父亲“寤”生给父亲的幼年罩上不祥的阴影，到了7岁口齿迟钝，8岁从病魔手中起死回生又被送至远房亲戚当儿子，继而双亲离去又给人家当了长工，直到15岁参军，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世态炎凉的童年生活，使他对语言产生了隔膜，但从他的目光中却能透视出对世俗反击的冲动与毁坏的激情，这种思想根基使他后来顺利地成为一名新四军营长后转地方领导武装斗争，成为一方赫赫有名的游击大队长，是一种意料中的事。
　　 同时他的语言也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在万名军民“保卫解放区捍卫大后方”的誓师大会上，父亲洋洋洒洒、动作自如地作了两个小时的脱稿动员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大后方说到敌占区，他的言辞具有穿透力和感召力，一阵阵掌声雷动使它成为父亲一生记忆中最灿烂的一页。
　　 我后来在整理父亲文稿时，描述过他的语言：炎凉的世态，埋藏了不属于他的语言，而只要在火焰中提炼了属于他的语言，一开口就使我感到他身体四周散发出金属光芒和生命气息。
　　 文革初期，父亲的思想虽不激进，但也不后进，他常指着一条横卧路埂的青蛇对我说，蛇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家族，也同别的族类一样，也是田野的主人，那时我不能明白父亲的话语中有与革命相悖的反动理论，我便乐于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有生之物相处，猫儿操练捉鼠，叫春圆梦；鸡儿下蛋调情、争艳和解；蛐蛐蝈蝈也是上好的角色，熠熠的星光下，它们轻弹曼唱格外动人；父亲亲手栽种的竹子、无花果、蔬菜都以自己热烈的繁衍生息报答大地，那是童真的笑，是大自然的节奏，是灿烂的生命短诗。这使我后来在记忆中经常复述这种感觉，并在我早期创作诗歌时成为必不可少的色块，尽管灰暗却又恬淡。那里生活中的“鸡鸣小屋前，犬游树荫边“的动态之画，曾经给父亲和我带来趋死的宁静，我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对毛主席后来的“上山下乡”政策敬佩不已，他老人家叫我们反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懂得什么是土地，什么是人，什么是真正的自然，什么叫做在原始自然环境里养活自己。
　　 文革开始升温，大革命如火如荼时，经过学习劳动改造过的父亲还是不能革命，也不能反革命，只有被革命，象一只垂死的老虎。父亲被小将们拖走游斗的第一天，他和我培育的那块地，牵牛花已如同一支支小号组成乐队向着白云、向着日头、向着星星吹奏生命的乐曲，父亲被反绑着双手，头戴高帽，胸挂黑板，在一阵阵仇恨的口号声中，走过一条条路、一座座桥、一个个村庄，返回“牛棚”时，跪上预先准备好的土台，我在远处哭喊着，我看到父亲的目光在挣扎着拨开人群，极力与我相持了一下，父亲的眼睛顷刻贮满泪水，父亲的泪光里有一种肃杀的警告和柔弱的祈求。
　　 冰天雪地，父亲被强迫传夜信，父亲背着我走了一夜的路，唱了一夜歌谣。他领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教我接唱“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当我们一起合唱“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时，我分明感觉到父亲的热泪一滴滴洒在我抱着他脖子的小手上。当我停下演唱，父亲似乎不让我知道他哭了，或者是不让我问他是否哭了，他将我的双手从他脖子上拉开向空中扬起，并放大声音对着白夜那茫茫的原野高声唱道：“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父亲的双手握着我越来越紧，四只手传递着我俩心里的无限感动，一种热乎乎的感觉电流般地通遍我的全身，我明白那是父亲内心早已萌芽的春天！
　　 到了第二天清晨，父亲站在小将们面前，阳光打在他脸上呈现一片冬景。站在院子尽头的我又一次明白父亲的固执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有力。可以说父亲的沉默带着巨大的侵略性，无论列举他什么罪状，他都沉默不语，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父亲“死不改悔”的行为令造反派们胆寒，同时也怒火万丈，终于在一个寒风怒吼的夜里被打得皮开肉绽。父亲卧床不起得了浮肿病，医生讲要用枣子炖鸡喝，辅助药物医治，这成了无产阶级的笑柄，他自己也为这种资产阶级的“顽症”而羞愧不已，在无产阶级的强大攻势下，父亲带着鸡汤的温暖爬上了万人会场中央的高台上架起的三张大桌上，在万人“愤慨”的声音中，父亲的身子开始在风中无助的摇晃，在极度丑陋地扭曲中，父亲终于敌不住无产阶级战无不胜的攻势，一头栽下了地，和父亲同胞之兄迫不及待地冲上前，用一只脚踩住父亲血淋淋的头，高呼了一声作为彻底打倒的补充。这成了我至今感知生命最彻底的一回，也是我后来进行写作最绝妙、最出色的一笔。
　　 文革后期，要文斗、不要武斗，父亲一下子失去了“敌手”精神也陷入“疲软”整天和我玩游戏，一遍遍重复着纸船放入水中让它漂走，或者弄一只鸟系上绳子让它飞，飞至空中时，用剪刀剪我系的绳子，我哭时，他却笑，那种笑近乎痴呆的笑。
　　 晚年的父亲成了恬淡的人，除了义务帮助政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外，养花或种一块小地成了他最闲情逸趣的事。
　　 然而，每当我放假回去，他不止一次问我找马克思的书，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开始阅读，我不断帮他纠正错别字，解释新词，我能觉察出他想从字里行间寻找人类的万苦之源与理想明天。
　　 重病中的父亲，开始陷入语言的绝境。
　　 我从学校最后一次回去看他，那时屋里仅剩我们俩，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空难性质，父亲和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生命的范畴，刹那间，我就想起了死亡，一种生命的取代，一段文化历史的消失，这样的发现是致命的，迅雷不及掩耳，父亲摇晃着身躯从房间里取出一只古怪的木箱，多种秘密的钥匙把我引向历史深处，箱子打开后，从几层布包中取出一面血迹斑斑的党旗，血迹上的两种日期分别距今50多年，30多年，父亲示意把它挂在墙上，然后举起右手，握紧拳头，经久不息地心潮起伏，泪如泉涌……
　　 而今，父亲已长眠地下，我重温着父亲往事般的经历，总能从他情绪中的热度中聚然进入现实的火焰，正是这种不断地淬火使我对父亲给我的痛苦和欢乐日益坚定，使我坚信旗帜的本质，是飘扬过，不管飘扬得高不高，人们看见没看见飘扬后留下什么，旗帜的追求总是勇敢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