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收音机

摘要：听着它起床，伴着它出行，陪着它劳动，抱着它入眠。它就是时钟，它就是天气预报，它就是指令，它就是良师益友，它就是最忠实的伴侣。它曾用悦耳的歌声，温情的话语，激情的声浪，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年少步入暮年，半个多世纪的温暖记忆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存在于被遗忘的角落，影响着许多的人。 听着它起床，伴着它出行，陪着它劳动，抱着它入眠。它就是时钟，它就是天气预报，它就是指令，它就是良师益友，它就是最忠实的伴侣。它曾用悦耳的歌声，温情的话语，激情的声浪，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年少步入暮年，半个多世纪的温暖记忆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存在于被遗忘的角落，影响着许多的人。
　　
　　 小秘书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拥有的第一件电子设备便是有限广播。那时，“村村有广播，家家有电灯”是奋斗目标。因此有限广播每家每户都有一两部。从村头牵着一根电线，连入每一家。天井后的中堂门楣上挂着一个广播，电线连着广播喇叭，地线扎入地下。我家有两部广播。除了中堂外，父亲的床边还装有一部。
　　 广播的信号来源在村里，村里有一个总控台。尽管广播何时响，播哪个电台频率，播放什么内容，播多大的音量等，全然不由户主控制，但作为户主兼使用者、拥有者还是十分期待从它那边获得更多外面的消息。
　　 播音员有时是村长、村干部，有时是临时出场的广播站管理员。都是土得掉渣的家乡话，广播的时长根据需要有长有短，内容也较丰富，也会有语句不通，但并不防碍村民们对它的喜爱，可谓是雅俗共赏，人们亲切地叫它“小秘书”。
　　 年轻的村民们很喜欢在集体劳动时，听村里的有限广播转播省电台的流行歌曲，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九九艳阳天》、《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歌曲过后，常常插播镇里、村里的政策、文件与制度，或者生产劳动任务的通知；或者村小欠学费的学生与家长名单播报；或者是好人好事的表扬，以及生产队家禽、粮食被盗事件的批露……人们边劳作边倾听，手脚一个比一个更加轻快有力了。到了歇脚换家具的时候，男村民们便坐在田梗上抽了一袋旱烟，女村民们则哼哼刚播出的流行歌曲，或是与一路过的村邻们广播里的新闻。
　　 傍晚的时分。那时天渐渐黑下来，村民们结束一天集体的田间劳动，疲惫地歇着脚，或者正围着大方桌吃饭，聊着家常。若是广播播放诸如《李天宝吊孝》、《宝莲灯》等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戏曲片段，或者播放天气预报时，户主们号令全家安静下来，腾出耳朵细细地听。这一场景曾在那个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的年代给了许多村民温馨的记忆。当然村里偶或会发生个别村民拔有限广播线的事件，少不了会挨家族长辈们的训斥。
　　 后来，由于有限广播功率大的大，有的小，音调高高低低，此起彼伏，久了便会出现杂音，有时也会变哑巴，维修起来太过费劲。于是村里对农户们的有限广播进行改革，改为在水泥电线干上绑定两三个高音喇叭。播音的频率少了，内容也更加规范了，只有村里发生较紧急的事才会起用它。再后来，人们的精力更多地参与到了自然村的民主生活会，以及新农村的建设话题上来，有限广播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习惯了“小秘书”的村落一下子便安静下来，垄头陌上，屋里屋外，少了戏剧，少了人们茶余饭后对村里村外发生的新鲜事的议论。村的五保户们似乎更加孤独了，住在三间瓦屋的院落里，忙完家事的户主便扳了门板斜斜地背着光躺下，打起盹来。晴朗的日子，日光与月光相约光顾庭院，一寸寸的光影从东头的屋檐移到窗下，缓缓地掠过到水缸，掉到天井里，尔后渐渐窜入后院的竹林里，最后坠落在矮矮的土院墙外。除了那只乖巧的花猫不时地亲吻女主人安眠的脸颊，饥饿时轻声叫唤三两声，他们的庭院里断然不会有任何的声响。
　　 村庄的时光仿佛静止了，在在时光里的村庄又开始听到蝈蝈唱曲、孩子们嘻戏，年轻的母亲唤儿归，以及村民们手舞镰刀撩倒庄稼，负重的板车辗过黄土路的声音。
　　
　　 一把手
　　 故乡的村庄被再次唤醒是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故乡迎来再次的土地改革，村民们重新获得了自主使用的土地。生产力随着生产有关系的改善获得极大的解放。第一台收音机就在这样大背景下落户到了村民家。
　　 那时一台32开本大的收音机要二三十元左右。这小小的能发声的家电曾经是一枚标签，成为村里“当家人“的脸面，成为一个家庭走向富裕象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春天来的时候，父亲背着母亲用卖“金针菇”的钱买了一台“长江牌”半导体收音机，那是台单波段中波收音机，上下两个可旋转的按钮。上面的用来调频率，下面用来调音量。拿回来的时候用红包着裹着，向母亲炫耀。母亲本打算用这点钱买小猪崽的，颇为不悦，一连几天不搭理父亲。父亲舔着脸向讨好母亲，没两天就给母亲赊回来两头小猪，并保证把这台收音机的钱给赚回来，母亲才肯罢休。
　　 接下来，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搞一个简短的收音机落户协议。他将收音用两条红绸系紧，在中堂的左侧挂日历的墙上钉了一个长木桩，然后悬挂了上去。像极了革命年代获得荣誉奖章的“英雄”。
　　 随后，父亲与我们约法三章，确定了收音机的使用办法。早上6：30起床，一家人吃早饭，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7：00听天气预报，听完出门劳动。12：30-14：00回家午餐与午休，听广播剧。14：30-17：40由父亲与姐姐们轮流拥有。一般是将它带到田野里，放在在田梗上，用一把大洋伞遮着。姐姐一边在娇阳下劳作，一边听着歌儿，生产效率居然提高了许多。
　　 18：30全家人回家一起听全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19：00后便是音乐、广播剧或戏剧精彩的时段了……上学的小孩子必须做完作业才能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小喇叭》等少儿节目与歌曲。
　　 起初，大哥与二姐都遵守父亲定的制度。但随着大家对这台收音机的使用，发现这家伙能调出七八个电台频率来。而且每个台在不同季节相同的不同时段都有着相当精彩的内容，于是大家便更离不开收音机了。
　　 我们家自从有了收音机，父亲仿佛有了得力助手。父亲从收音机学到了许多科学种田、养殖等知识。成为村里的亩产粮食过千斤的种地能手与家禽养殖标兵。我们分田到户当年就脱了贫，第二年就进入万元户行列。父亲坦言，这都是那台收音机的功劳。从收音机获益的父亲，过去一直以家里“一把手”自居，后来所幸退位让了贤。父亲将收音机尊为“一把手”，对它可谓是言听计从，而且轻易不会借人。
　　 自然村邻们都羡慕我们家。春天什么时候适合落种？是种菜好，还是种庄稼好？种子、肥料哪个地方的好？该施几种肥？施多少量？什么情况下准备抗旱？什么时节打沟排水？什么日子收割庄稼？就连过去晒谷子这种不是事的事儿都来问父亲。于是父亲逢人就嘿嘿地笑，也因此得意了好久。
　　 夏日农忙的时间，收音机播出的节目是似乎是最为精彩的。结束劳动后的一家子盼来一天中最美好的休憩时光——纳凉的夜晚。夜晚的繁星满天，村落虽然依旧有些炎热，男人们无一例处都赤裸着上半身，脖子上挂着擦汗的毛巾，有些湿漉漉的。荧火虫开始亮灯时刻就是蚊虫偷袭时候，父亲便在开黑前早早地将竹桌椅、竹床搬到院子里。菜摆上桌后，父亲便打开收音机，调好戏剧频道。边喝着一壶烧酒边听着戏，一脸得色。
　　 饭毕，夜色朦胧起来。一家人围着竹床，或坐或卧或把脚丫子搁在竹床上，躲避蚊虫的偷袭。人们的手上断然不能缺少那把大蒲扇，一处处，一排排摇起来，风便像长了翅膀，在身体的周遭忽忽地游走。一会儿撩拨着新媳妇胸前的钮扣儿，一会儿卷起大姑娘的裙角儿，一会儿抚摸下趴在竹床上光着屁鼓数星星的孩童们，一会儿又扑上奶奶们的鬓角与发梢。收音机里的戏曲也跟着这游走的清风摇曳起来，远远地听着仿佛更灵动婉转了。
　　 年长我八九岁的二姐与三姐不太喜欢听戏，她们钟情于《高山下的花环》、《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广播连续剧，以及邓丽君的系列歌曲。我与大哥则喜爱的当时最流行的新派武侠小说，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七剑下天山》，金庸的《雪山飞狐》等。八十年代武侠小说是一般都以评书方式播讲，说评人模仿不同男女角色的高超的口技艺术，让人物性格栩栩如生，曾让许多当时的孩子们着迷、发疯。
　　 那年，评书播出时段恰好是酷热的中午。大哥患有小儿麻腗症，有严重的腿疾，便被父亲安排在家负责做饭。武侠小说播出的时间一到，我俩便将收音取下来放到饭桌上。遇到收音机电池量不足声音变小时，我俩趴在饭桌上把耳朵紧贴在收音机喇叭口。说书人讲得到精彩的打斗环节时，大哥每每拍案叫绝，浑然忘却了做午饭这档差事，结果大哥受到父亲严厉的责罚。
　　 然而，收音机给我们家带来的并不总是和谐与快乐的音符，也有出现过几起摩擦。由于大家喜欢的精彩的内容有时也会出现在同一时段，这样家庭成员之间出现了矛盾，大哥与二姐争抢收音机的事件便接连发生了好几次，父亲钟爱的“一把手”也因此遭了殃，大哥自然也遭了殃。父亲的巴掌在大哥的脸上呼啸而过。
　　 为了让大家不错过精彩的节目，平息父亲的怒气，大哥除了赔理道歉，还得负责修理收音机。渐渐地，聪明的大哥居然成了村里修理收音机的小行家。
　　
　　 枕边人
　　 八十年年代中期，村里的电器多了起来。黑白电视、录音机开始进入部分富裕的家庭。尽管电视与录音机风头正劲地抢占着人们的生活空间。但由于村子里常常断电，录音机与电视机出场的机会也不太多。收音机在大多数的家庭，大多数的时间里依旧扮演着有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走到谁家，走过谁的窗前，耳边都能听到它的低语。
　　 那时候我上了镇上的中学，大哥则辍学了，他拜了位镇上的老师为师，边求学边学电器修理。于是，家里更换了一台双波段调频收音机，尽管是组装货，便音质还不错，能听三五个台，哥哥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父亲。那台收音机对于父亲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姐姐们相继出嫁，我离家求学的日子里，收音机与父亲几乎形影不离，陪伴着父亲度过了并不算漫长的晚年，直到父亲患病去世，将它转给更加孤独的母亲。那台已经老旧的收音机白天便成了陪着母亲话说的人，到了晚上就是我的枕边人，我的良师益友，以及最忠实的陪伴者。许多个寒暑假里，我白天低着头在田间挥汗如雨，为生计而活，那叫活着，晚上便是真正属于我的“生活”。
　　 记忆最深的便是晚上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沉寂下来的村落，沉没下来的的秋夜，静谧清冷。如水的月色洒在床沿上，枕边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从里机倾泻出来的动听的音乐，散文与诗朗颂，便是农村爱好文艺的青年高级别的享受了。
　　 那时正处于创作旺盛期苦闷期的海子的诗歌还没有出版，统治着诗坛的是继著名的诗人“食指”之后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但由于农村比较落后，镇上的新华书店里难以买到，即使有也没钱买。农村青年想要接收这些免费的雅文化的教育，主要来源还是靠收音机。
　　 记得收音机里常播的诗朗颂是舒婷的那首《致橡树》——“如果我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舒婷的这首诗全然没有“朦胧”色彩，相反它有着明丽隽美的意象，“橡树”是刚硬的男性之美，有着炫目的“红硕的花朵”的“木棉”则代表着女诗人美丽高大的人格，充满着浪漫的英雄主义气息。诗歌通过木棉对橡树的独白，诠释的是全新的爱情理念。在那个年代感染了无数的情窦初开痴男怨女。
　　 我也是从那时开始了解诗歌、诗人并爱上诗歌的。那时收音机这个神秘的小匣子能收到台北、香港的一些电台。邓丽君、汪铭荃的歌主要这样走进千家万户的。那段岁月，我不仅喜欢上了音乐，爱上了文学，还从学会了一两门外语。这不能不说是收音机给予我的。
　　
　　 零余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收音机开始小型化，带着耳机的微型收音机大量出现。它依然是离家千里的打工族们的“枕边人”。
　　 我从城里的大学毕业，正好遇上高校不再包分配。于是又回到故乡，成了村里的零余汉。为了寻找出路，便再次离家。出门的时候，我带的行囊非常的少，我用省下来的路费给自己买个一部微型收音机，在一个叫《夜半心声》的电台栏目里，听到了许多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也顺利地在一家小报社找到了一份做编辑的工作。
　　 我的文学之路也开始峰回路转。我从给电台栏目投稿，渐渐地转向报刊杂志投稿。我不仅成为几家电台栏目的特约评论员，还成为几家杂志的专栏作者。从写诗歌，到写散文、小说、评论、剧本，我的文路越走越宽。
　　 作为通讯工具的手机从在打工一族中出现到后来的普及，形态意义上的收音机日益成为“零余汉”，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夹进了历史的书页。
　　 可是我依旧保留着听收音机的习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插一对耳机，工作之余，出差的途中，回家的路上，享受放松下来的时光，听着听着便进入梦乡。如果是开车，或是打的，也会打开收音听。听听交通路况，听听新闻，听听音乐，给自己提提神，听着听着便到了家。
　　 我们小区有位门卫，是位五六十岁的大叔。我每次进出小区，都能看到他小小的办公台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音乐，他看上十分的苍老了，每次见到我都满脸的笑意，友好的站起来点头示意。而他的一位外地乡下来的老乡，据说是老伴过世后来投奔儿子的，也必定每天早上六七点钟会路过他的工作点，和他打招呼。老友手里举着一台小型收音机，边散步边跟着收音机唱着我听不懂的闽剧。
　　 这是我看到的为数不多，依旧使用着老式收音机的人们。我想，那些步入暮年的老听友们，有收音机的几十年忠实的陪伴应该是快乐的。感觉自己年轻的时光又活过来，感觉自己似乎不再是别人城市里的零余汉，而是城市的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