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之谋

乾隆帝将钱谦益列为《明史·贰臣传》之首，并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文化江南札记》
　　
　　 在读《文化江南札记》一书中关于明末清初贰臣轶事的篇章时，感慨颇深。书中有这样一段评价钱牧斋的文字：“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而书中写到的另外一位明末清初的官员陈名夏，他的经历与钱谦益看似相似，实则不然。相比于陈名夏，钱牧斋似乎更被人所斥责，不论是明末遗民，还是清朝皇帝。同为贰臣，陈名夏不仅为顺治所赏识，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即便几番论死，却也免于死罪。当然，他最终还是被处以绞刑，那都是后话，有诸多原因，让顺治不得不对他下杀心。而且，明末志士们对他的态度仿佛也不是很坏。陈寅恪先生也不认为他是汉奸，他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在清廷中伪装潜伏的明朝“间谍”。
　　 从表面上看，陈名夏和钱谦益的行为大致一样，都是先降于清廷，后又倾心于反清活动中。不同的是，钱谦益的前后反差似乎更大了一些，甚至可以算得上明目张胆；而陈名夏相对要收敛一些，是心怀光复故国之志，但在行动上还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显。陈名夏应算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至少在他事清廷时，做事应该还是勤恳尽心的，否则他也不会为顺治帝所赞赏，但作为亡国遗民，他心中或多或少会有些不甘和无奈的，毕竟国破家亡对人们，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时的文人们是有很大的创伤的。更何况，陈名夏是事二主的臣子。也许他的故国之思是一直深藏在心底的，只是没有轻易表现出来而已，当遇到恰当的时机，至少是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这种报国破家亡之恨的壮志便会从心中喷薄而出，势不可挡，一如他在伏法前的审问中，对其他罪名皆不承认，惟对“留发，复衣冠”一条供认不讳，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可有的，可见他的复明之心是很强烈的，在最后，他也算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没有的罪就是没有，有心为之的事就一定坦荡地承认，也不失为一种大丈夫精神。关于之前一次因多尔衮事件牵连而被捕入狱时，他为自己辩解，以致于顺治帝斥其为“辗转矫诈小人”，似乎有些让人无法理解，既然他如此大胆，为何在此时又是这番乞儿相呢？我妄自揣测，这是因陈名夏认为好的时机还未到吧。而后来他表明自己的复明之心，终被处以绞刑，许是因为时机未到，而大势已去，既然复国无望，他便也无心留恋，追随故国而去了。
　　 陈名夏的心态，我无法揣摩，也许他是真的心怀复国之志而不露，又或许他在降于清廷后，便一心一意地侍奉新主，至于后来被处死，应是还有其他诸多无法言明，我们后世之人也难以考证的原因，而他的复明之言，盖为他陷于清廷内部政治漩涡无法脱身之时的一种感慨，既然此路难再走下去，那么难免会想起前朝的种种之好。就如在十字路口，开始选择了一条路，当走到一半时，发现似乎是此路不通，脑海中便会忽的闪现出一个念头：要是当初选择另一条路，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陈名夏会否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但这个可能不能说完全没有。当然，若把他当做真有反清复明之心的志士来看，此种说法似有不妥，毕竟《清史稿》上也是把他当做贰臣来记述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名夏其实是一个很有谋虑的人，他对自身所处的情境是有很透彻的了解与分析的，看得准情形，把握得住时机，说他会投机，也不为过，他应是很会做人，处世圆滑，有计谋。
　　 胡晓明先生的《文化江南札记》是值得一看的好书，其中谈及有关明末清初之际的贰臣轶事，读完颇有感触。其实本人对钱谦益以及陈名夏的了解并不深，然而读到文中的记述，我只得叹一句，自古伴君如伴虎，何况一臣侍二主。即使是贰臣，最终都难逃死劫，但两人的命运仍显得大相径庭，这和个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明末遗民的复杂心态，从中也可窥见一二，无奈，大概是人生最难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