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摇曳的佛光下，聆听佛祖的忧伤

摘要：跪拜在佛的面前，每个人的心灵都是裸体的、洁白的，都会将自己污浊的东西拿出来，置于佛祖的点化之下，祈求佛祖的宽恕，并赐予好运。不管你内心深处埋藏有多大的罪恶、多少的贪婪，凉晒于佛光之下，绝不敢有丁点的隐瞒，这就是佛的力量。 跪拜在佛的面前，每个人的心灵都是裸体的、洁白的，都会将自己污浊的东西拿出来，置于佛祖的点化之下，祈求佛祖的宽恕，并赐予好运。不管你内心深处埋藏有多大的罪恶、多少的贪婪，凉晒于佛光之下，绝不敢有丁点的隐瞒，这就是佛的力量。
　　 中国人大多信仰佛教，而佛教在中国的宗教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力量。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佛教文化久远，加上历代王朝对佛教的利用和推广，于是说，佛文化在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和影响。我们国人心中，佛成了心灵净化的清泉，无所不能的力量，大慈大悲、拔除众生无边之苦而予以喜乐的精神依托。既然是佛法无边，却也有着佛之无奈的困惑。如一些国家、一些地区，或是佛光无限光芒的诞生圣地印度，佛没有发扬广大，而是走向了没落。一个困惑我们心灵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令人对佛的力量不得不再重新感悟。
　　
　　 一、佛教在印度消亡的原因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印度的历史则是十分悠久的，它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国）。按照公认的说法：古印度的文明距离现在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出生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大约于二千五百年前创立了佛教。漫漫历史长河，岁月悠悠，佛陀时期距离古印度文明的起源正像我们现在距离佛陀时期一样遥远。若想让我们的思绪回到古印度文明的起源时期，就像让我们想象当年黄帝和炎帝联手打败蚩尤的伟大战争一样，同样的遥不可及——几千年不过成了沧海一粟。
　　 关于佛教的历史、教义和故事可谓汗牛充栋，佛教普传前社会上出现了与婆罗门教对抗的一些思潮，这些思潮的创始人都是佛陀同时代的人，虽然其教义后来多为佛教所批判，但佛教的内容却在很多方面透露出这些思潮的影子，它们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想象在当时社会压力下这些思潮的创立和传播要经历何等的艰辛，这是种悲剧性质的反抗，才是最让人心悸神动的。
　　 然而，当佛教在亚洲、乃至世界开始传播的时候，却在印度慢慢地消失了。究其原因则主要是早期佛教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的教义不彻底，我们知道，印度民族的思想基础是婆罗门教建立起来的，婆罗门教的一个重要观点，或者说它本质的观点就是“享受人生”，强调纵欲的正当性，并神化纵欲过程中产生的快感。
　　 而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其理论核心就是针对“享受人生”而提出人生是苦海的理论。但佛教并没有完全抛弃婆罗门教的基本理论，因此佛教在禁欲和纵欲之间一直摇摆不定。释迦牟尼采取的是“中道”原则，既不禁欲，也不纵欲。早期佛教在这个问题上模糊态度，造成佛教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的矛盾。比如，佛教的某些教派仍然把性欲神圣化，作为成佛修行的一个法门，就是这个原因，最后的结果是，印度佛教的发展却为印度教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印度教提倡享受人生而反对纵欲！从教义上否定了对人生苦海的认识，也否定了婆罗门教纵欲的观点。实际上，在印度宗教发展史上，佛教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宗教，只具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性质而不是别的什么。但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比较彻底地破除了性欲的神圣性，将世俗的东西完全消除，这样就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再就是早期佛教的修行方式造成憎侣成为印度社会的负担，进而失去存在的基础。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坚决反对僧侣从事生产活动，认为生产活动是修行的大敌。因此僧侣在印度的生存方式只能靠乞讨，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但大量的僧侣存在而又不从事生产，必然形成社会的负担。实际上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早期佛教的这种修行方式，只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社会照此倾力维持，而最终整个社会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枯竭，而导致民族灭亡。还一个是佛教被社会排斥而自己消亡，那么在印度的最终结果是，佛教在印度消亡了。
　　 一个相近的例子就是藏传佛教地区仍然比较多的保持着佛教的最初形态。在僧侣从事生产活动问题上，比较坚决地贯彻了释迦牟尼佛的意图，僧侣的生活需要完全由社会负担。那么，僧侣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都实现涅磐，我们不得而知。但藏传佛教地区社会经济不堪重负倒是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根据社会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地区的人口自唐朝以来是逐渐递减的，上个世纪初时统计的人口数，仅为唐时人口零头。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佛教憎侣生存和修行方式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僧侣进行生产活动列为修行的必须功课之一。每个僧侣每天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时间，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当然有些条件好的寺院可以不再进行田间劳动了，有些“腐化”了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打扫庭院等还是必须的功课，要知道，就连这种活动，曾经的释迦牟尼也是坚决禁止的。中国的佛教由于僧侣门自己进行生产活动，有了其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这是印度佛教根本没有的一个主要生存条件。
　　 其次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佛教领袖自释迦牟尼佛逝世后，便后继无人了。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所提出的佛教理论，都是由其弟子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而释迦牟尼佛自己没有任何著述流传下来，口耳相传就造成了在流传和理解上的歧义。佛教后期宗派极多，有学者统计在五位左右，但每一派人数却不多。特别重要的是，当时缺乏一个具有领袖水平的领军人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实际上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基督教出现了一个叫保罗的犹太人，是他引入希腊哲学改造了耶稣的思想，并整理了基督教内部文件，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新约》。《新约》对统一基督教各教派的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再如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对《论语》的编写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可惜佛教没有出现能承担这样历史责任的人物。
　　 佛教的整个宗教体系并不完整，存在很大的缺陷，佛教内部混乱，缺乏领军人物，这也是造成佛教在印度无力抵御印度教替代佛教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佛教教义的混乱
　　 佛教在印度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印度自古是个不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度，因此我们似乎不能从史料中直接看到佛教灭亡的记录，近代学者们对其研究的结论也众说纷纭，但是，所有观点无外乎两点：一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问题所致。二是其他宗教的竞争排斥。
　　 或许，就佛教徒而言。我们相信佛陀所说的共业、法难，令印度的佛教一时所灭亡。但回顾现实，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却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经验和沉重的教训。今天，研究印度佛教之历史，一方面追宗溯源，另一方面即当引以为鉴。
　　 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到后期，是密教的时期。密教大量采用了婆罗门教的仪规和形式。从大乘佛教对入世的融合思想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错，也是佛教自我发展的一种方法。但是密教在这个融会的过程中却偏离了方向。他过多的流于繁琐的仪式，一些密行修持的方法，成为邪师们放纵自我的借口。最终，他失去了信徒的拥护和敬仰。即如今天，我们每每看到一些人，以修持大乘佛教要做到无挂碍，无拘束，自在无相为由，于世俗中肆意享乐，违背佛法之初衷。
　　 如圣严法师所说：“以佛教的本质而言，唯有理解并实践四谛法，才能达成真解脱的目的；唯有实践戒定慧三无漏学及四摄六度，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若藉佛法之名而行外道之实，佛教岂能不亡！”实际上，今日之佛教，在看似繁华的背后，在众多仪式活动接连不断的背后，信徒的怀疑和不满，社会的指责和评论亦愈加的多了。我们应当时刻地提醒自我，不应该借以大乘佛教之口，行外道邪师之法。
　　
　　 大乘佛教的自由思想，原本出于佛教完善自我而逐步兴起。然而自由的思想，即需要人为努力的把握，不使其偏离正途。就密教而言，印顺法师说：“大乘佛教与秘密，无必然之关系。然大乘佛教之兴起，则确予秘密思想以活跃之机。”但密教“承固有之倾向而流于极端者有之，融摄外道者有之”。最终，使得佛教在印度划上了句号。
　　 当然，密教的滥觞只是一个标志。在印度佛教末期，还有众多内部的问题。例如，比丘自身学识开始退步，并脱离大众。作为专职的佛教弘传者，应当有相当的佛学造诣，足以指导世人。早期的大乘佛教兴盛，无不与优秀的大师们住世有关。如弥勒、龙树等时期。而精湛的学识更需要以平易的方式流传于众。当印度末期之佛教，论理务琐屑玄谈，供少数者之玩索，已失去了佛教之救世精神。佛教“于教内大成其哲学的教理，表面上虽然表现得很辉煌，但其反面亦正意味着佛教渐渐自从民众游历出去的结果。”（明石惠达《印度佛教史略》）脱离了最基本的大众，即脱离了佛教发展的基础，如此的印度佛教，怎么能再有坚固的根基可竖立。
　　 就佛教外部的影响而言，印度教的兴起直至伊斯兰教的入侵是直接使印度佛教灭亡的原因。“佛教在印度流行千七百年间，未曾一次夺取婆罗门教的地位”，“即使在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统治中，婆罗门教仍在一般民众中具有相当势力。”（明石惠达《印度佛教史略》）佛教并没有如其他宗教一样，极力宣扬自己，而是以无为、随缘的姿态发展，即使是改革，也出于生存、延续的需要。我们不是希望佛教如某些激进宗教一样，不惜手段谋取本教利益。而应该有保护自我并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式。
　　 佛教曾有的兴盛，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亦正是把握了这一点而进行的。中国南北朝初的佛教，吸引了儒学、玄学而得以发展。印度佛教在大量吸取婆罗门教义理形式后，却未得以振兴，最终在伊斯兰教的铁骑和刀剑中灭亡了。虽然我们说这些是外来的影响，然而追溯缘由，于佛教内部的因素仍然是息息相关的。
　　
　　 三、佛教在中亚与新疆消亡
　　 新疆古称“西域”，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纵观西域两千年历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佛教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影响很大。在新疆约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同样占了两千多年。佛教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商贸往来、社会稳定和各民族间互相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西域辽阔大地的大王朝。汉朝统一西域以后，西域诸地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西汉末公元前八十年左右印度佛教经由克什米尔，越过葱岭，传入西域于阗地区，东汉时代佛教沿西域古道“丝绸之路”分南北两路传播于西域诸地，甚至传播于我国中原内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大地成了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特别是游牧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个时期，西域地区除佛教之外在各地还流行着婆罗门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当时这些宗教在西域诸地与佛教相比势力甚弱。但这些宗教不同程度地为占西域统治地位的佛教之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其浓厚色彩。这一时期，西域塔里木盆地南北路诸国的佛教传播与两汉时代不同，整个西域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即铸造佛像、建寺、立塔、凿窟、举行浴佛和实行施食等社会事业特别盛兴。在佛教礼仪方面，比两汉时更为鼎盛发展。西域各地大小乘佛教并存流行。
　　 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地前后涌现出许多德才兼备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地翻译了上千部大小乘佛教经文。总之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正值我国文化史上佛教的传入、发展、渐至鼎盛时期。佛教原本自境外传入，从传入的那一天起，佛教高僧就与翻译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时期大量的佛经翻译活动导致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活动的高潮。西域译经高僧的足迹和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华大地，影响了我国人民几千年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
　　 到了唐代，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到达鼎盛时期。在唐代，西域各地佛教发展仍保持繁荣、信徒众多、寺院广布和规模宏大的局面。据史料载，唐朝统一西域诸地之后，其农业经济与西域传统的农业地区即所谓的“城郭之国”的农业经济正相吻合，而唐朝高度发展的经济更有力促进了西域经济的繁荣。这进一步为西域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繁荣的佛教，在统一西域之后，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回流，对接近中原地区的西域东部的佛教给予了巨大影响。大量汉僧长期居于西域，建立庙宇，开凿石窟，讲经说法。在高昌、龟兹、焉耆等地的千佛洞中，大量唐代开凿的洞窟及具有浓郁唐风的壁画均说明唐朝时代促进了本地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此外，在唐朝时期，还是西域和中原的佛教高僧及佛经翻译活动渡过各种风风雨雨，恢复昔日辉煌的阶段，西域与中原各地佛寺林立，僧徒甚多，名僧大德倍出，译经数万，佛教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
　　 宋王朝立国三百一十九年，相传十八帝，除徽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排佛之外，都采取扶助佛教的政策。宋朝时期，与中原相反，西域佛教基本上走向衰落阶段。西域宗教信仰多元化，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并存，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势力并肩对峙。伊斯兰教遍及阿图什、英吉沙尔、叶城、莎车、和阗、喀什、巴楚、阿克苏一带。龟兹、焉耆、高昌、伊吾、鄯善、吉木赛尔仍然是佛教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