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文化与民族融合

一、
　　 西口，系指山西长城诸口，长城里为口里，长城外为口外，西口外即内蒙。西口以区别北口，北口外是关外，也称关东。山东、河北人走关东称闯关东。山西、陕西人走口外，称走西口。口里是农耕文化，口外是草原文化。
　　 今天站在长城关隘，雄关大口之上，依然能看出这两种文化的遗存。西口外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地方，直到明晚期阿拉坦汗与明庭互市和城市开发，逐渐有口里汉人向口外走来，大批晋陕汉人走西口是在清康熙时。
　　 当时地方官员反映西保德、河曲、陕西神木、府谷、榆林等地“延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计维艰”，提出允许口里人出边垦殖，清政府放令恩准，是时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当是一六九七年。按二人台《走西口》记录，“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口里人大批走西口。咸丰五年是一八五五年，乙卯，已距康熙恩准口里人走西口一百五十多年，口外开发已具规模，改天换地。
　　 口外，土地沃美，人烟疏稀，这给口里贫瘠土地上的人提供了一块生存发展的空间，大批口里人唱着“走西口”，向口外源学有所成来。走西口走了三百多年，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完。在西部大开发中，口外又被称做“金三角”，呼市土默川、包头、鄂尔多斯和大后山、大后套，成为天下“富有”的代名词。
　　 “金三角”这个词像一把金钥匙，解读了“走西口”的秘密，“西口”是一块物华天宝的金山、金地。走西口人来到这里，既能生存，又能发展。走西口人历尽数代血汗，落地生根，拓荒犁地，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里已是天下粮仓，塞外商埠，工业重镇，风景秀美。黄河两岸，阴山南北，一派生机盎然，向荣欣欣。西口塞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口文化系黄河流经内蒙古地域两岸所发生、发展的文化。可是西出阳关的豫陕甘青川的人们，也称自己是“走西口”人，他们也把口里称口里，把口外称口外，唱着异调的走西口歌。但是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更确切的，那里依然是西域文化为主，主要是突厥文化。
　　
　　 二、
　　 文化是人们精神的载体，各种地域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特点。
　　 我们讲的西口文化，是指西口地域性文化，基本上是晋陕移民发展起来的文化。西口文化的上限应起于明末清初。到了现当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发展，仅包头就有很多东北人、京津河北人、南方人，这给西口文化注入了新血液。西口文化的特点是以晋陕文化为主，融合东西南北中，兼容并包，有种大地域风范和观念，很少有地域性地方狭隘主义。这种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人们的团结和睦的局面，都以西口人自豪，献身于西口文化经济的发展。
　　 然而西口人对家乡的情结又特别凝重。本来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一二百年过去，但你要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依然说：“我是山西代县人”，或河曲、阳高、朔州、神木、府谷、保德、榆林或辽宁、北京、天津、上海等等，有着剪不断的家乡情结，无怪乎《走西口》唱得那么动情、缠绵、惨烈。最能体现这种情绪吐纳心声的文化，那就是土生土长的“爬山调”、“山曲儿”、“二人台”。爬山调是西口人独具风骚，最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是西口绝无伦比的“诗经”。那种比兴贴切、语言直白、感情真挚的诗句，让你听了火辣辣、心酸酸、泪哗哗。
　　 西口所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是“走西口”这一百多年的文化历史，诸如走西口的历史背景，产生的原因，发展状况，历史意义；西口文化与晋陕文化的同一性和区别，西口文化的特点；西口文化的辉煌，晋商文化的历史作用；西口开发，前景展望；民族与宗教，饮食与衣行，风俗与民情，总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城建、生态、大山、大河、大地、大沙漠都在研究之列。
　　 西口大地，阴山南北，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汇处，古文化特别丰富。这里是中华民族摇篮之一，不仅有河套猿人遗址，也有新旧石器文化遗存，周秦汉以来这里成为北方少数民族驻足之地，如匈奴、鲜卑、突厥等，到了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以这里征服西夏，进军西域，征服欧洲。以后西口大地一直为不同蒙古部落占据，如土默特、鄂尔多斯、乌拉特等。直到现在，蒙古民族文化依然保存完好，尤以鄂尔多斯为代表。
　　 也就是说，在同一块西口大地，有两种文化形式并存。一是我们称做的走西口人的汉族文化——西口文化；二是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这两种文化各自发展，互相影响，相互融合，所以在两种文化中，明显的能看到相形相融的内容。这两种文化并存反映了这里民族构成、民族分布的实际。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并形成为共同的思想。对成吉思汗的尊敬，不仅是蒙族，汉族也同样视其为中华民族杰出的领袖人物而谒拜。
　　
　　 三、
　　 西口文化的上限始于走西口但这块土地是古文化遗存丰富地区，西口文化承袭着这里古文化的内容。阴山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区，那些古代民族有的远走他乡，更多的是融入北方各民族中，大多是改了汉姓，如鲜卑，将拓跋改为姓元，步六孤为姓陆，贺赖改姓贺，独孤改姓刘等等，匈奴刘姓特普遍。
　　 古代北方民族史，是一部相互交融的历史，阴山前后长城多条，秦时长城汉时关，依然耸立在阴山，从这里走出不少英雄枭雄、皇帝战将，如吕布、高欢、高洋及侯景等。在蒙古人来此之前，阴山北南是突厥汪古白鞑人属地，西与西夏对峙。在喇嘛教到来之前，这里是景教（基督教）的天下。在蒙元统一过程中，汪古监国民吉思汗之女阿剌海别吉在当时权力极大，就连元帅木华梨大事也得向她请示。在汉时，为了民族和好，有昭君出塞，迄今青冢尚存。西口写下了辉煌的古代文化篇章。
　　 研究西口文化，主要是研究近代的西口文化，但不能排斥古代西口文化的研究。没有继承也就谈不上发展。西口文化丰富而重要，提出研究西口文化，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其实对西口文化的研究早已开始，各方专家学者已进入做了大量工作，各种组织相继成立，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相互间应该相互合作，研究出更多成果，为西部在开发做贡献。
　　 西口是一块很大的地域，各地都在着手研究自己地区的战略发展。我们的研究应该有一个大西口的概念。不能只着眼于包头地区，要在大西口上多做文章。笔者对西口地缘概念，西口文化研究的内容，西口文化是黄河文化之一中，西口文化研究之上限，西口文化的特点与内涵，西口文化与西口古文化的关系，西口文化与蒙古文化研究的关系等，进行了刍议。目的在于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就教于各方学者，积大家智慧，完善西口文化研究的规范。
　　
　　 四、
　　 流行于晋、蒙、陕、冀交界处的二人台剧种中，有一出最富有代表性的剧目就是“走西口”。该剧的剧情叙述了新婚不久的太春玉莲夫妻，迫于生计，丈夫不得不出口外谋生而忍痛别离的故事。剧中那依依恋眷的表演和撕心裂肺的唱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戏剧“走西口”外，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走西口也有相传。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到底是指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1、泛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西口”是戏剧所叙，就不一定在“实”字上加以考证，清代山西遭年馑绝非一次两次，大批饥民外出谋生也就不会只走一条路。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就可以理解为山西西部沿黄河北上直至大同北郊晋蒙接壤的各条道路。
　　 2、概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口”是指秦晋两地到内蒙甚至宁夏一带的各个通道关口。他们的依据是，既然剧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舱，你（千万）莫要坐船头，要小心（哪个）河上风摆浪，把哥哥你摆在河里头”的唱词，那么走西口的途中必定有坐船渡河的地方。而黄土高原唯一可撑船摆渡的河就是黄河。照此分析，走西口的通道口就是在河曲、保德范围之内的大路小道为妥。
　　 3、特指说。这里对“西口”的特指，就是指山西北部的杀虎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走西口的现象由来已久。从明末开始直至清代以及民国年间从未间断。彼时的杀虎口正是闻名遐迩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行人熙熙攘攘，有香车宝马的达官贵人，但更多的是破帽缕衣外出谋生的贫民百姓和创业的铮铮汉子。当时号称塞北两大口的就是张家口（东口）和杀虎口（西口）。“东口”、“西口”最原始的叫法出自民间，较早的官方文字表述则是出自《清史稿》一书。这样，官方、民间都认可了“西口”就是杀虎口。另外，当年杀虎口校场沟西侧大路旁开设旅店者甚多。如有“崞县店”、“忻州店”、“代州店”、“晋泰店”、“岭前店”、“府南店”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客店在解放初期尚有残破的房舍院落存在。以客店的名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地方出口外的行人众多，他们都愿意投宿于同乡店中歇脚，这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事。若再以“走西口”这出戏剧溯源则可知，二人台这个剧种最初是由民间山曲小调发展到“打土滩”，而后，才逐渐演化为一个剧种的。笔者儿时曾听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的二人台老艺人刘银威说过，他小时候其师傅口传过山曲形式的“老走西口”。其中就有“走到杀虎口，碰到（一个）旧朋友，他把我留在家里头，喝了顿糠糊糊”“走到石匣子沟，两腿肿了个粗，受苦人不怕（它）腿肿粗，就怕强人（来）把命收”等唱词。综上所述，在认定“西口”的几种说法中，“泛指说”、“概指说”都显得较为空洞不具体，其中又有某些猜测的随意性存在。综合民间、官方、文艺戏曲、现实遗迹等情况来作全面的分析就可确定，走西口的“西口”就是杀虎口无疑。
　　
　　 五、
　　 晋商的形成起始于明代，鼎盛于清朝，消沉于民国，这是历史的真实。不管是山西南部的所谓“岭前班子”，还是北部的“岭后班子”，多是先瞄准了“口外”为发迹之地，然后才凭辛劳、凭才智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由松散到集约的贸易网络。出口外的人，一开始并非完全是商人。扛长工、打短工的农人，甚至流落街头的无产者比比皆是。他们只是为了谋生糊口，才不得以出口外。
　　 口外经济落后，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工商业的兴盛。但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商贸发展的潜力就越大。西口以北的地带占尽了这方面的天时与地利优势。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士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选择了一个“走”字。比如创业于黄河滩上的乔桂丛（祁县人）仅凭几亩黄芥起家就造就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佳话；再比如提篮小卖的王相卿（太谷人）、张杰（祁县人），史大学（祁县人）等，从杀虎口以随军贸易为开始，成立了“吉盛堂”从而奠定了横跨亚欧大陆著名商号“大盛魁”的基石；还有离家出走的李金（杀虎口人），以寻觅到一条不为人知的商道而立功后成就了一生的事业；更有“大盛魁”初盛期的经理秦钺（杀虎口人）以其机敏和睿智争取到凭“龙票”贸易的资格，使该商号的发展如日中天……
　　 这些晋商中的成功者，初时仅因杀虎口有马市、有衙门、有驻军，加之地处交通要道、商贸发达、市场活跃而本着“纱帽下面养穷人”的古训，在强于他处的此地生活。但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和形势的变迁，他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以钱赚钱”比“以力赚钱”活泛的体会越来越深刻，于是，便抛弃了对一时一地的依附感，“站”在杀虎口，对漠北地区进行了一番“观察”后，才抱着成功的信念毅然走出了西口大道进行创业乃至成功。繁浩的史料、当地的古迹、晋商后裔的追述，都翔实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如此看来，说“西口”杀虎口是旅蒙晋商的孕育地之一实不为过。
　　
　　 六、
　　 晋商的发展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必然的要素存在。抛开宏观的“地利天时”不讲，单就其自身的努力而言，给后人留下的启迪也是多而又多的。古人今人往往以羡慕的眼光感叹的语言赞颂晋商的富有，赞叹之词也每每凝聚在成功者的头上，对他们创业的艰辛，除文艺作品渲染外，很少有人去研究探求。
　　 至于拥出西口走向边陲乃至欧洲的“淘金者”有多少人客死异乡，又有多少人被戈壁流沙隐姓埋名，这恐怕是既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可能只有那些倚门北望、孑伴孤灯、念夫盼子、苦苦煎熬的贤妻良母们略有所知罢。当年一个个旅蒙晋商初时都是以“拉骆驼”、“顶房子”、“生跑和熟运”走草地过戈壁，出入旗县苏木，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起步，有了发展，有了规模和成就。
　　 “走前营（乌里雅苏台）”、“走后营（科布多）”、“走大库伦（乌兰巴托）”、“走恰路（恰克图）”的晋商莫不如此。就连蜚声华夏的商界巨号“元盛德”、“天义德”、“大盛魁”的创业也未脱得过这条必由之路。他们从岭后雁朔及岭前府南诸地，硬是用双腿走出了“中路”、“西路”两条旅蒙大道。个中劳苦，只有亲历者可知。
　　 一般商号为追求发财的希冀都在柜内供奉“财神爷”，旅蒙巨号“大盛魁”则不然。该号后院的“财神”中供的是一条扁担和两个箩筐，且每有新伙入柜时必然要对扁担箩筐进行膜拜。尽管该号拥资巨万（传说该号的元宝一个挨一个可以从大库伦铺到北京城），但每到大年初一，通号上下要喝一顿稀粥，以念当初创业举步之维艰。从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旅蒙晋商先辈们的用心良苦。他们让后继者牢记创业的不易和以“辛”为是的重要。所以，旅蒙晋商的发展与起步，首当其冲体现了一个“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