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治学态度

曾国藩的治学态度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从生前到死后都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大半生处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激流漩涡中，朝乾夕惕，耗尽精力，却又内心向往退居林下读书治学。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活跃，“禁区”被渐次打破，人们拨开迷雾，看到了曾国藩积极的一面。不少学者视曾国藩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的一个“完人”，认为他一生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真正实现了士大夫“三不朽”的人生追求。
　　 曾国藩在政事繁劳、军务紧张之际，总共写出了一千六百多封、近百万字的家书，其中不乏治学的见解和态度。曾国藩的治学态度概而要之，一是进之以猛，二是行之有恒，三是贵之以专。对于进之以猛，他在《与澄、温、沅、季书》中说：“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在这里，他结合自己的学习得失，对“无猛”进行自我反省，形象地指出“猛火”在治学中的作用。有了切肤之痛，便有了谆谆教诲，在《与澄弟书》中，他要求儿子曾纪泽读《汉书》，必须勤快地进行，“每日至少须看二十页”，不然，“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他要求“甲五”读经书“须速点速读，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终身未读完经书”。他进而形象地比喻说：“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需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他更是告诫儿子：“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不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在曾国藩看来，进之以猛，事关治学的效率，是必须首先做到的。
　　 曾国藩曾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对于“有恒”，曾国藩有比较贴切的说法：“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的确，在学习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只要每天都能坚持，学习自然会有长进。对“无恒”这一缺点，曾国藩有深刻的反思。道光二十二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乃散漫，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做事必不成，戒之！”在《与纪泽儿书》中，曾甚至以“无恒”为耻教育儿子，“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自己曾发誓专心学问，不及其他，中途改变本志，尤其是最大的无恒，心里引以为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一正一反，从我到人，曾国藩强调了行之以恒的重要，指出和剖析了无恒的危害。梁启超曾经盛赞曾国藩：“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哉。”这个褒奖可谓切中肯綮，非常得体、妥帖。
　　 曾国藩也认为做学问贵在专一。“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他进而打比喻说：“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他告诫“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志在习字，“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种诗亦然，作试帖诗亦然，万不可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十分重视治学品质的培养，如强调早起，珍惜时间；看重志向，坚信毅力；戒奢求俭，不唯名利；立志坚卓，真功实做。对于曾国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终其一生以曾国藩为模。曾国藩一生总是于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之忙中勤奋读书、严谨治学的。作为晚清新桐城派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曾国藩一生的作为，是和他的治学态度紧密相联在一起的。
　　 人常说，命运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命运命运，“命”如何，取决于“运”的层次和水平。“命”代表着机遇，“运”代表着日常的准备。奇迹与运气不会眷顾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人的一生，要紧的是把握当下。如何把握，相信读读曾国藩的家书、学习学习他的治学态度是能够受到启发的。
　　
　　 （2013年7月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