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诗经

序言：《道德经》中的不道德
　　 引子
　　
　　 我和老聃一起屹立在玄而不玄的大地上
　　 地平线向上飘舞，拽着天空，空气旋转出玄深的漩涡，太阳似乎被吸纳了进去，太阳燃着不熄的火焰，照着江河不废万古流，滔滔奔涌的还有茫茫无尽的时间，时间和空间构成宇宙，宇宙是怎样形成的呢？
　　 老聃的目光上天入地，似乎穿越千秋万载，他对我吟出：道，可道，非常道。我把它译成白话：道，可以说出，可以说出的不是永恒之道，永恒之道不能被说尽。
　　 作为道家术语的道，经老聃之口横空出世，从此扮演着神的角色，揭示着宇宙真相和人间法则，老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道家始祖。
　　 此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一出生就须发全白，这意味着他的智慧已成熟，他拖着白发白须担任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一职，上知天文，下谙地理，通晓一切人文。
　　 儒家圣人孔子曾慕名求教，问礼于老聃，老聃听了孔子的见解，淡然不屑：“你所说的古人与其骨皆杇，然其言犹在耳，乃成警示，君子得时则行，失时则藏，遇明君为得时，遇昏君为失时，君王皆昏，故道不堪行，无奈之下，良贾深藏不露，君子大智若愚。”
　　 孔子一向显山露水，游说天下，智不让人，闻老聃教诲，不觉汗颜，唯唯喏喏一番，暗暗叹服。
　　 老聃又开金口：“君子欲有益于身，须去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我所告诉你者，仅此而已。”
　　 孔子惊出一身冷汗，觉得字字句句刺心，多少年来，他一直周游列国，汲汲于权力，多欲多劳，终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犬，道之不行，不如泛舟江海，倒是消遥。
　　 老聃不等孔子缓过神来，早已飘然无踪，如神龙既不见首也不见尾，只留一团紫气在扭曲着扩散，晴空响起一声蔚蓝的霹雳。
　　 孔子回去后对弟子们叹服：“鸟，我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余知其能走，飞者能用网缚之，游者能用钩钓之，走者能用箭射之，至于龙，乘风云上九天，我今见老聃，其犹龙也。”
　　 儒家与道家两位巨人的这次文化峰会，载于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成了道家的品牌广告，后世道家弟子为此津津乐道，以炫耀道家始祖胜于儒家始祖。
　　 然而，老聃的真面目一直很模糊，他总是背对着世界，他说过：道隐无名，功成身退，天之道。他仿佛以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偏偏隐藏名声，当他完成了对宇宙的思考后，就该隐退了。
　　 他以背影入世，也以背影出世，他的白发触及无数战争的鲜血，他厌倦了人间的不道德，骑上一头青牛，西行去秦，出了秦国，就离开了中原，在路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吏尹喜早闻老聃博古通今，请求他著书立说，老聃无法推辞，只好将多年悟道的成果撰写成一本《道德经》
　　 经书一问世，老聃就失踪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挥一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的这四句诗为老聃的归隐划上了优雅的句号。老聃去了，去了，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不解之谜。
　　 随着老聃隐身于无何有之乡，他的道德学说便如三山五岳般凸现雄起，被后人传得神乎其神，玄之又玄，他的学说被称为玄学，成为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超级神话。
　　 台湾白话文翘楚李敖自称老聃是他的祖先，此人贯以野兽主义的批判文风见长，而我也染上了他的癖好，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就将人性恶批判到底。我决定向李敖的祖先抛出小李飞刀，锋芒直指《道德经》中的伪道德和负道德。
　　 此经书八十一章，共计五千言，我选择以点评的方式修正某些章节的经典谬误，对于我所认同的真道德和正道德，不予歌颂，歌颂近于吹捧，为君子所耻，我相信我的批评工作使世人拨云见日，拥抱光明。
　　
　　 (1) 小农文化
　　
　　 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崇尚贤能，使民不争利，不重视难得之货，使民不沦为盗贼）
　　 不尚贤，使民不争，这是农业社会怕贤怕争的蜗牛哲学，是老聃内心深处的小农文化观作祟。
　　 小农文化使人目光短浅，孤陋寡闻，害怕能工巧匠，小农文化孕育的只能是小生产者，三五小生产者蜷缩在三家村里作冬烘先生，一见大市面，反而不适应，尽显猥琐之态。
　　 在鲁迅笔下，小农阿Q进城，鄙视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鄙视城里人蒸鱼时加上葱花——他以小农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城市文化，发现城市处处比不上他所居住的未庄。他连对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派也歧视，觉得“假洋鬼子”不如他自己高明。
　　 小生产者见笑于大方，反过来嘲笑大方之家，颠倒了先进与落后的等级秩序。
　　 在当今人才市场，不贤不争者只能被淘汰，找不到工作，就会连房租都交不起，谁还会相信不贤不争的道家教条呢？
　　 今人不听从老聃的小农文化思想，古人亦然，春秋末叶，铁制农具出现，生产力飞速提高，自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后，各诸侯国相互争逐，大贴招贤榜。
　　 墨家治国尚贤，儒家治国主张选贤任能，儒墨两家尚贤的政治思想成为天下的千里马哲学。天下大势迎来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尚贤导致正当竞争趋向可能，不贤则因导致贫穷落后而使灭绝人性的争夺更趋于可能。
　　 老聃本人，言必称不贤不争，却穷数十年心血钻研出一套道德学说，参与百家争鸣，希望自己的学说贤于百家，争取被君王采纳，他自己又贤又争，却反对天下人尚贤尚争，此则于理不通，非道非德。
　　 而不重视难得之货，这是抑商拒商的小农哲学，更是野蛮无知的强盗逻辑。
　　 国家无商不富，天经地义。国家不重视难得之货的生产、买卖和消费，不仅不能抑制强盗，反而陷入“贫穷生盗贼，不贤更争夺”的逻辑怪圈里，盗贼无贵货可偷，必定会去盗窃便宜货，偷米偷油偷菜偷衣之类的小偷小摸现象在民间司空见惯。
　　 令老聃意想不到的是百姓是否沦为盗贼，与商业没有任何关系，与此相关的是道德和法律问题。
　　 在原始氏族社会，没有商品交换，没有难得之货，但仍有偷盗现象，人类便产生了道德来制约包括偷盗在内的恶行，但道德太柔软了，起不到强制性的作用，法律随后兴起，治理偷盗，只能靠德法双制，而不是不重视难得之货。
　　 重视难得之货是商业文明，而不使民为盗是德法文明，社会的进步在于既重视商业，生产难得之货，又重视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使民不为盗。
　　 故尚贤能，使民正当竞争，重视难得之货，使民尊德守法不为盗。
　　
　　 (2) 愚民政策
　　
　　
　　 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圣人治国，空民心，实民腹，弱民志，强民身，常使民无知无欲）
　　 六十五章：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有道之人，不使民聪明，而使民愚昧，民众难治，在于民众多智，以智治国的人，是国贼，不以智治国，是国家之福）
　　 两段文字遥远，分别载于经书的三章和六十五章，它们的含义相近，余时英称之为反智论。
　　 易中天将老庄哲学概括为八字：寡欲、愚民、反智、不德。这两段文字扣合了其中四字：愚民、反智。
　　 综合二位学者的论述，可以断定老聃的治国学说是一套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愚民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孔子所谓的无知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者只可让黎民百姓做事，不可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事。要让人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把他们变成不知书本只知干活的哞哞叫的工具。虽然孔子并没有实施剥夺老百姓受教育的行为。
　　 第二种是董仲舒所行的将知识歪曲化。行文风格野兽化的批判家李敖将董仲舒定义为千古罪人，董氏的最大罪状就是将儒家学说鬼神化，他写了一本《春秋繁露》，该书以阴阳巫鬼之学阐释正统的儒家思想，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鼓吹王道之纲可求于天的唯心主义，制定了三纲五常的道德枷锁。当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歪点子后。便将这套被鬼神化了的堪称歪理邪说的儒术向全国推行，等于用错误而复杂的知识使人民愚昧。
　　 而老聃的愚民政策显然不是第二种，而是第一种。他奉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他把人民多智，作为国家难治的根本原因。治国的手腕就是使百姓饱食后心灵空洞，意志薄弱，无知无欲。
　　 民众多智，国家就难治吗？我想，民众多智，就更能意识到道德和法律的重要性，自觉遵德守法，还能为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良性建议，这样正是有利于治国。
　　 老聃为什么要求百姓无知无欲呢？在他看来，人的知识越多，欲望就越强，知识和欲望导致争夺财富的战争，国家就难治了。
　　 知识有两种：一是科技知识，如农业技术和冶炼技术，这类知识提高了生产力，满足了人的欲望，的确诱发了贪欲。二是包括道德和法律在内的人文知识，它们却能制约贪欲。
　　 老聃只看到科技知识能助长贪欲的一面，却看不到道德和法律知识抑制贪欲的一面。
　　 在阶级社会，知识被统治者垄断，道德和法律更多地反映统治者的意志，为虎作伥地压迫劳动人民，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堕落，往往激起人民的反抗，导致国家难治。但如果国家制度适当地趋向平等公正，也就能适当地抑制阶级贪欲了。
　　 唐太宗李世民略略算是明君，他在《贞观政要》里提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李世民公平正直的政治之道开创了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百姓安居乐业，贪官污吏相对较少，国家和平稳定。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难治的根本不是知识本身有错，错就错在知识系统出了问题，错在统治者用知识压迫人民，治国的根本不是放弃知识，而是使知识化为和平富强的力量，让劳动人民受益。
　　 关于知识的终极功能，老聃显得一塌糊涂，所以才陷入让人民无知的泥淖，这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盲点。
　　 人可以无知化，却不可无欲化，生存本身就是欲望，灭绝欲望，人类就不能生存，欲望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动物，欲望是人类和动物的共同本能，老聃提出无欲化，除非将人类和动物灭绝。
　　 当欲望不能灭绝而人类又被无知化了时，结果人类就畜生化了。无知而有欲的畜生更加邪恶，猛兽们凭借欲望本能建立起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狮虎狼豹大量捕杀弱小动物，原始人类和畜生一样，一方面以捕杀动物为食，另一方面在食物极度匮乏时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老聃看不到欲望的不可灭绝性，这是他认识的第二个盲点。
　　 人类该如何看待自身的欲望呢？欲望有罪吗？不，欲望正邪两分，不正当的欲望为贪欲，只有贪欲才是罪恶，而包括吃饭穿衣在内的欲望具有正当性，绝对没有罪恶，老聃无视欲望的正邪二元性，要求一律无欲化，这是他认识的第三个盲点。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大类：1，食物和性需求；2，安全需求；3，社会尊重需求；4，爱和被爱的需求；5，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
　　 马氏的五需求定律提示了人类必须保存的正当欲望，它们符合真善美的美学原则，正因为如此，伊壁鸠鲁歌颂欲望：若把口腹之乐，性爱之乐，悦耳之乐全都摒弃，我不知人为何物？
　　 对比两位西方学者，要求无欲化的老聃是多么愚不可及。
　　 就老聃本人而言，他当然不愿无知无欲，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担任国家图书馆长，相当于现代金领，有名有利，却要求百姓无知无欲，未免专制霸道。
　　 道家的愚民政策是道德经书中最不道德的一页。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实施愚民政策的专制执政者皆是大奸大恶之徒，被称为独夫民贼；他们愚民，所以国家难治。而普及教育开发民智的民主执政者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他们以智治国，是国家之福。
　　 是以圣人之治，实民心，实民腹，强民志，强民身，常使民多智多欲，今之为道者，非以愚民，将以明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少，故以智治国，国之贤，不以智治国，国之祸。
　　
　　 (3） 不争主义
　　
　　 八章：夫唯无争，故无尤（只要不与人争，就无过错）
　　 二十章：夫唯无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只要不与人争，天下没人能和你争）
　　 类似的观点在道德经书中比比皆是，综而合之，即不争主义。
　　 不争有两种：一是政治上的不争；二是日常生活中的不争。
　　 老聃的不争主义既针对政治，也针对日常生活，但从两段文字的前后联系上看，更倾向于日常生活。
　　 基于政治，官不与民争，故无过错，天下没人能与这样的官员争。这倒是官场道德，官员修炼到如此境界，必然勤政为民，决不对前来办事的人员吃拿卡要，敲诈勒索，索贿之风一扫而空。
　　 但从为人处事的角度上看，不争主义却有待商榷，争者，正邪两分也。公平竞争是正道德，不公平竞争是负道德，即争夺争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