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风雨下西楼

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无论站在哪个立场上，都无法绕过阎锡山这一历史人物。因为他毕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一些影响，对于当时政局力量的消长平衡起过某种微妙的作用。
　　 当我们透过沉重的历史烟云，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应该对阎锡山做一个怎样客观的评价，如何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也许很多历史事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露出其真相。“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得越远，看得越清。
　　 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但是对于此件事情的认识却是主观的。在1950年毛主席去苏联访问时，斯大林对毛说得第一句话便“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但是胜利者就可以任凭自己主观臆断，而任意褒贬人事吗？历史成了婊子，成为胜利者手中的泥团，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阎锡山，山西五台人，在二十世纪军阀割据时代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早年经商失败，流落太原，在困顿中投考军校。后从保定军校毕业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归国后任山西新军教官，在辛亥革命中，凭借胆识与气魄，举行起义，一举登上统治山西的宝座，长达38年。历经袁世凯、北洋和南京政府而不倒，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中，终能以山西物阜民丰，表里山河以自守，以纵横捭阖、能屈能伸的政治谋略以自保，这也说明了阎锡山确有过人之处。
　　 阎锡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其中掺杂着农民的现实和商人的势利，在政治、军事上，受日本影响较大，表现在军国主义和发展实业上。一方面有经世致用，改革图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趋于保守世故，具有小农意识的弊端。阎锡山一生中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的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启迪意义。阎锡山生逢乱世，难能可贵，是一个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是他一贯的准则。在抗战中有两句话可以代表他的思想，“夏天穿衬衫，冬天穿棉袄，需要什么就来什么”，“一等的事情要一等的人来做，一等的事情不做一等的人就会走，现在抗战是一等的事情”，思想之超远深邃由此可见一斑。
　　 阎锡山二十八岁居然在冒险主义和政治投机中，成为山西的督军，堪称军阀中的“不倒翁”。在解放军攻打太原的隆隆炮声中，太原“固若金汤”，负隅顽抗，而不是象其他军阀的部队望风投降，使国军伤亡惨重。城破之后，以梁化之为首的顽固分子，约几百人，自焚以“成仁”，可见其治军有“方”而驭人有“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在毫无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以其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到而少年得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红军在经过长征战略大转移后，达到陕北，提出“东渡黄河”的计划。倭寇入侵，国难当头，“西安事变”，时局骤然变化，阎锡山不得不调整战略步骤，成立“牺盟会”，组建新军，提供宽松的环境让共产党人在山西合法的活动，“三个鸡蛋上跳舞”，以制衡蒋介石与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正是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发展壮大起来进而辐射全国的。所以，阎锡山逝世后，台湾当局认为是阎锡山制造了让共产党在山西乘虚而入而积累起对抗国军的资本，在这个问题上，阎锡山确实是“难逃其咎”。
　　 阎锡山守土以自保，山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比其它省少受兵祸连甲之苦。在30年年代后，发展起体系较为完备的近代工业，修建了许多铁路。阎锡山醉心于搞建设，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来太原做演讲时大加赞赏。同时，他对移风易俗，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也是不遗余力，做了很大的贡献。
　　 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要占有材料，尊重史实，要设身处地，一分为二，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扭曲历史。每个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局限性，阎锡山有其反动的一面，但是也有其开明、进步的一面，这正是区别于其他军阀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