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我没有资格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再没有把死亡当作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也许是人渐渐地老了，也就对待世上万物的态度渐渐地淡定了。
　　 死亡，在释迦牟尼来说就是圆寂。一个人团坐在菩提树下的圆蒲上，双手合十，双目微闭，然后就看到了西方的极乐世界，腾身而起，身形化作一团云烟，逍遥而去，大度而从容。而无为的庄子在对待死亡更是浪漫潇洒，梦见自己随群蝶翩翩而舞，飘逸而欢快，就像是尽情而无比陶醉地演绎人生最后一幕轻舞剧。
　　 不知为什么，近段时间我老想到死亡这个字眼。我想我不可能有释迦牟尼那样的淡定，也不可能有庄子那样的潇洒，我更多地想到的是；如果死亡真的要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方式来在朗朗的寒冬之夜来吹奏完那最后一曲深沉的洞箫。
　　 大凡死亡的方式，首先是暴死。暴死无非是仇杀之类。我想我为人向善，一辈子与生活少有纠纷，此类方式应该与我无缘。其次是猝死。猝死者诸如车祸等意外。我想我平时少有交际，自己又无能买得起小车之类，安居于小小居室，做一个无欲无求的宅男，想必此类方式也很难找到我。再次是病死。而我向来喜爱运动，每天要打一两小时的篮球，肌肉尚属发达，身体犹且健康。虽然久居小室，常抽三两支烟，肺难受重负有点板结，经常有点咳嗽，但还不至于让生命蒙受损害；风湿病也是经常犯的痼疾，小时候田地里的劳作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痕迹，把它作为我教育儿子的一点点勤劳的资本，也为我带来一些阴晴变化的天气征兆的痛苦，但也不至于让我对死亡产生恐惧；倒是身上头上臂部胸脯里生长的一个个肉瘤曾有一度折磨着生的渴望，但事久了。也不再计较，癌症不是每一个人能得的，并且它更喜欢生长在酸性的肉体里，像我之类好吃辣椒天生火性比较强的人想得到它的惠顾也难，几个肉瘤不过就是几个肉瘤而已啊。纵而观之，死亡的意识虽然时而袭击我，但死亡也许离我真的还很远很远吧。
　　 庆而幸之，死亡对于我来说还只是一个名词，它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而只是遥不可及的。而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还没有死亡的资格。
　　 想儿子已上高中，每个月还得回家从我手里接过我从工资卡里取出来还带着点手心的温热的那点点儿工资作下一个月的生活费。儿子还小，只有十四岁。可都是我的错误，让他过早地走进校门，让他过早地成为中国畸形教育的受害者。而在他上学的阶段中，作为一名教师，我却不能陪护着他走过学校生涯的艰苦岁月，实在是内疚，却真有切肤之痛。
　　 小学阶段，从我从教的中学到小学还有一段路程。每天早晨，我便把他送上从门前经过的汽车，晚上就任他从学校背着书包迟迟归来。那时我的教育思维是任他成长，培养他的自我生存能力，可忽略了他还只有四岁半，忽略了他经常要把重重的书包从左肩换到右肩以减轻稚嫩的肩膀所受到中国教育现状的学生压力，忽略了他喜欢用脚踢着石子把鞋子的前头大脚趾处踢出个大大的洞洞的童稚的意趣，忽略了冬天北风呼啸的傍晚他在路上的恐惧。
　　 记得有一次，夜很黑了，校园里就学的大孩子都回家了。儿子依然不见影子。我站在校门口等着他，可随着夜幕的拉起便渐渐就觉得等到儿子回来越来越是一种痴想了。于是，我赶紧向他的学校奔去。就在快到学校的那一段山路间。我听到了儿子的哭声。儿子呆在这树荫魑魁的山路边，瑟缩成一团，呆在山路边上，沉重的书包歪斜地倒在一旁，似乎与他一起伤心。
　　 儿子看到我，就一下扑在我的怀里，刚才的抽泣变成了肆意的嚎啕。我是一个不轻意掉眼泪的人，此时眼泪便像不期而至的大雨，湿了这个傍晚，湿了这个冬天。儿子说是今天轮到他值日，他要抱着个比他还高的扫把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他回家就晚了，晚了就在走过这段山路时感到特别害怕，害怕了就呆在山路边上哭个不停了。
　　 我屈服了，屈服了中国的教育现状。我知道随便我怎么去探索一条教育的新思路，怎么把它实施在儿子的身上，但无法让儿子不去抱着扫把打扫教室，无法不让儿子背着那沉重的书包，更无法让儿子在从那树影魑魅的山路里克服恐惧走回家。于是我也学会了其他家长去接儿子，甚至在寒冷的冬天也在他的学校的校门口等待着他欢跳着扑入到我的怀抱中来。
　　 可任凭我怎么努力，生活却无法让我无微不至地来关爱着儿子。上初中了，本来我是应该好好地陪着他的了。可是，由于我的任性，与学校领导产生了不必要的纠纷，我便意气地把他丢在学校的寄宿部的宿舍里，让他又畸形地开始了他的初中的学生生涯。
　　 儿子聪明，是所有的老师与所有的我的朋友们公认的聪明。可儿子的学习成绩却总不是很好。虽然我认为学习成绩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出息衡量一个人的前途的所有，但知识毕竟是一个人适应社会在生活的航船上最坚实的一叶船桨。而儿子这叶桨并不是最完美的，其中的原因绝对是有我对他教育的疏忽。
　　 儿子一下就上高中了，从此以后，他就像一只长了翅膀的小鸟一样离开我的身边了。而仔细想来，我便觉得我欠了他许多许多。而我又能怎么来偿还一个做父亲的对儿子所欠的债务呢？我不能还像原来他呆在我的身边时那一样辅导他做他不知道的作业甚至代替他做他那根本就做不完的作业了，我不能抱着他在膝头看那他看得津津有味的动画书了，我不能陪着他在篮球场上打篮球了，我不能陪着他在田间的小路上漫步去寻找那童话里的美丽小故事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我所在的工资用于他上学的生活费，然后还考虑着积攒他上大学的生活费用。我不能让儿子像我读高中时那样总带着母亲给我装满的一瓶瓶的腌菜，我不能让儿子读大学了也还像我一样捡着父亲的旧军鞋穿着，甚至我还想着要积攒一笔钱准备给儿子找一个好的工作，同时也要在儿子结婚时为他的房子车子献上一个还不菲的大红包。也许这能救赎一下我曾经对儿子的亏欠吧。
　　 由此想来，死亡的资格不是人人都有了，起码，暂时对我来说，我还没有这个资格。我没有这个资格的原因也不完完全全只是为了儿子，还有我的老母亲。
　　 母亲已经六十有三了。六十有三的母亲已经白发稀零地点缀在她的蓬乱的黑发间，六十有三的母亲脸上已是如沟壑纵横了。可苍老的母亲依然还要守着她的小村庄，守着她的那一亩水田与八分旱土。
　　 母亲一生是勤劳的。她的童年并不是像大多数的老人一样饥寒交迫的，甚至在五风大跃进的年代里，能干的外公总能保证她的温饱。母亲年轻是公社里的积极分子，曾经被公社里培养成党员培养成公社的候补干部的。可母亲舍弃了这一切，为的就是要嫁给我的书呆子父亲。我的父亲读了高中，但正好碰上六六年大学停止招生，学业成绩为全校第一的父亲没机会跑到大中城市里去上大学，只能回家当了村上的民办教师，拿着比妇女还少的工分来胡弄家计。
　　 母亲就嫁给了这样一个书呆子，从此开始了苦难的生活的艰难历程。
　　 勤劳的母亲忙里忙外地和书呆子父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个，还供完我和四弟读完了大学。勤劳给她的报酬就是一身的病痛。母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一逢阴雨天，那风湿病让她僵硬的关节总是抬不起来。母亲患下了严重的脑动脉硬化，这病魔时时折磨着她，让她躺在病床上辗转呻吟。
　　 父亲不幸过早的仙逝，便只留下母亲孤苦伶仃地守着我家小村庄里的老屋了。好在母亲难以改变自己勤劳的习惯，把她的一亩水田旱地经营里硕果累累，也把自已老屋前的一块儿菜地滋养得葱葱郁郁。这毕竟消磨了母亲许许多多渐已老去的时光了。
　　 接到母亲的电话时，就知道母亲在想我了。母亲说：“流，还要青菜不？家里的小白菜贱，浇一瓢大粪就蹭蹭蹭地长得好肥好肥了。”一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是母亲在想我了。于是我便赶紧骑着摩托往家里跑，去喝一杯母亲泡的豆子芝麻姜盐茶，与母亲闲聊几句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但也必不可少的家常话。
　　 但既使没接到母亲的电话，我也是必须隔三差五地回家跑跑的。兄弟三个都出门在外，只有我守着家里守着母亲，我也有责任经常回家去看看母亲，看看她的风湿病是否又重发了，看看她米桶里的米是否空了，看看她是否要我帮忙收旱地里的玉米不，看看她在菜地里锄草时是否要我也要我为她递一杯冷颜茶。
　　 有我勤劳的母亲在，我有什么死亡的资格呢？难道我忍心让她背着一袋稻谷在田埂上佝偻着她伸不直的背脊？难道我忍心她头痛着在床上翻滚而没人给她替一杯热水？难道我忍心她一头白发在我坟头无声地哭泣？
　　 我没有资格死亡，还为忠。她一直说我还欠她一个结婚照，说我还欠她怀儿子时一个当归鸡蛋，欠她远处归来的一个拥抱，欠她情绪低落时的一句安慰。我没有资格死亡，也为我的大弟，他当初毅然背着书包从学校退学，就是为了给哥哥一个好一点的就学环境，要知道当时我苦难的家庭是无法供养两个孩子就读高中的。大弟丢弃了自己的梦想，给我一个希冀，我没有资格来背叛他的希冀。我没有资格死亡，也为了小妹。小妹即早地休学，就为了父母心里的那个男尊女卑小封建意识，然后回家用一根绣花针来编织哥哥与弟弟的梦想。我没有资格死亡，也许还有那小弟无法让人不担心。虽然他也身为人父，可一直飘零在外。也许他也像西单女孩一样在唱着《回家》，也许他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思念着他的家乡以及那垂垂的老母亲，还有他儿时跟在他屁股后面跑的那个大哥。
　　 生活给了我太多感动的痕迹，任我怎么淡定，都无法抹去这浓墨重彩的印迹。因此，即使死亡像一个影子，在我的身边恐怖地游离，而我还在庆幸它离我那么遥远。我并不惧怕死亡，只是因为我暂时还没有资格。所以，我还在看《圆觉经》，也经常背诵《逍遥游》，但我还无法把自己的生命想象成菩提树下的淡然，也不会把生命想象成人影乍逝后化成了翩翩的蝴蝶。活着，姑且苟且地活着吧。对死亡的大度，暂且还是让它在生命的意识里化成那飘拂的五线谱上的一串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