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人的纯良性

“秃驴何在？”“东坡吃草！”
　　 一抛一接，楔合无隙；一问一答，妙趣天成；一呼一应，意理神会。佛印与东坡一高僧一文人，情趣相习，诗文相和，佛性相通，成为美谈。他们之间的故事千载已去犹为后人津津乐道。我想，这与苏东坡特有的纯良文人性情是分不开的。
　　 东坡先生的文人性情是我们中国读书人可传承也应该传承的宝贵财富。虽然在他文字中也一样可踅摸到忠奸之剖、孝愚之辩，寻觅到伦理纲常之说，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从来不曾为君父伦理所固囿。“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发出这样的声音，显然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他这样自我定位，无异于将自己推向了刀尖，将自己的面容赤裸在面具重重的众生之中而且被包围了。因为他的异端邪说整个地否定了官民之间的万层遮挡，缩短了庙堂和江湖之间的千山之遥，是需要勇气的。而他那样的呼声正是他个体性情的自然选择，这种率真在被重重压力扭曲的中国文人性情伦理结构中尤其罕见。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浩荡之气，不肯以统治者价值观作为观照进退选择的标准而以云天山野为指向的文人屈指可数。苏东坡是一个创造，是一个特例，是一个奇迹。
　　 幼稚天真、纯正善良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中华民族千年精萃、百代气韵凝结成的传统美德。郁达夫《沉沦》曰：“在风气纯良、不为市井小人同处、清闲雅淡的地方，过日子正如做梦一般。”这是国人祖先生活模式的最高境界。无论是皓首穷经的硕儒，还是目不识丁的野老，始终坚守童真与纯良的性情。遗憾的是，历史在进步，人性却在倒退，纵观当今中华，这种美好的生存观已没有了。
　　 一部泱泱中华史跌宕起伏，残酷暴烈，人心负担是沉重的。青天白日下无端生出许多愤怒、忧伤、焦躁等纠结情绪。人性的许多阴暗面，每时每刻都在现实世界、电脑屏幕中轮番上演，叫人不得安生，几近疯狂。
　　 窃以为，这些愤怒、忧伤、郁结、焦躁等情绪的祸根以嫉妒为首害，没有嫉妒便没有攀比，没有攀比便没贪婪，没有贪婪也就没有尔虞我诈的人性倒退了。近百年人性突变、倒退几乎改变了几千年进步文化，导致现在代表华夏灵魂的文人失去童真纯良的可悲结局。
　　 何为童真、何为纯良，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东坡先生作了有力回答。那就是不管家贫如洗，也不论困顿无依，终能守其人生贞操，在惊心动魄的争斗过程中，宦海沉浮、流离失所的能人志士不在少数，他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挣扎成就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能像东坡先生一样视人生如寄，超脱凡尘的文人则少之又少了，如果当今文人也能如东坡先生般做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那么，尘俗间就清净多了。
　　 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以为东坡先生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文人的概念并不同于文学家、诗人、政治家等等这样的职业分野，而更多地是混合了伦理责任、个体性情、才学造诣、政治追求、生活艺术等等人生各个层面的一种综合体。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更追求这样一种综合的评价。
　　 今天，时代需要我们呼唤文人的纯良性，呼唤人性的回归。如果我们把东坡先生所代表的文人、祖先的道德高彰寻找回来，为时代道德锦上添花，在史碑中留下我们亘古的记载，留下会心的微笑，使温暖的襟怀和诗歌的激情永远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澎湃永恒。那么，我们的功绩将照耀千秋万代。所以，找回童真和纯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责无旁贷。
　　 古人长歌当哭，我们不要哭，让林语堂的呜咽之声转为朗朗笑声，让已经谢世了的香港诗歌大师黄霑的歌词：“世间种种梦，难望再有诗”成为偶感，让已经失落成庸俗的世界从我们脚下回归到纯良中来，让东坡与佛印之间那种纯粹的自然之花在文人之间开放。
　　 如何呢？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