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墓祠小考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世称仲子。春秋时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人。出生于公元前542年（即周景公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卒于公元前480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享年63岁。
　　 仲子幼年家贫，常以野蔬充饥，却百里负米养亲，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这年子路才十九岁，小孔子九岁，是孔子早期最著名的弟子。他还曾任卫国蒲邑宰（即今长垣），治蒲三年，以礼待民，以威服吏，重农耕，兴水利，以粟馈众，与民同苦，深受蒲人拥戴。蒲邑在子路治理之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风朴实，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孔子过蒲，“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宽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一时成为卫国名邑，时有“卫所以为卫者，以有蒲之地也”的传言，各国都不敢轻易窥伺。《荀子》一书中有“晋人欲伐卫，畏子路，不敢过蒲”的记载。后因其扶卫室，除奸邪，结缨而死。蒲之百姓为其立祠封神，祭祀不忘。
　　 在春秋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变革潮起的环境中，子路积极捍卫并努力实践孔子的以德治国、以仁施政的政治主张，对孔子学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德行也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二千五百年来的历史长河里，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普遍赞誉。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仲子被列为“十哲”之一；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他为“卫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仲子为“河内公”。 真宗皇帝还派遣尚书左丞陈尧叟专程致祭仲子，赞扬仲子说：“惟公性秉义勇，有闻斯行，学造升堂，治赋允称。孝既成于负米，忠更著于结缨，卫翼圣道，厥功懋焉。朕缅怀高风，崇以封号，爰命近臣，聿陈祭奠，表彰鸿德，用旌不朽，仰惟降格，遥冀鉴观。谨告。”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诏定孔子冕服九旒九章，子路冕服七旒七章。宋徽宗时，称孔子为素王（引者注：据《辞海》解：“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的人称“素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仲子则冕九旒服九章。除天子外，九旒九章就是最高的冕服等级了。南宋高宗御笔制赞，称赞仲子“升堂惟先，千乘惟权。凌暴知非，委质可贤。折狱言简，结缨礼全。恶言不耳，仲尼赖焉”。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进封仲子为“卫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称子路为“先贤仲子”。清代对子路更加推崇，曾有“卫圣”称誉。康熙帝给仲子庙御制“圣门之哲”匾额；雍正帝赐仲府“勇行贻范”和“圣道干城”御匾；乾隆帝御笔题赐“贤诣升堂”匾额和“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四科从政事果则无难”对联（参见《仲里志》）。这些都足以说明仲子之德、之才、之义、之勇、之影响是多么的伟大而深远了。
　　 子路生于鲁，仕于卫，死于卫，葬于卫，祠于卫。他一生追随孔子，并从侍孔子周游列国。据孔学专家匡亚明考证，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十年都在卫国。蔡云川、萧岐峻著《春秋先贤蘧伯玉》一书中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有九年时间是住在蘧伯玉（今长垣伯玉村人，系卫灵公时贤大夫，与孔子为友，交游甚密）家里：第一次去陈未成，因途经蒲邑遭遇大雨，连绵月余，即在邑之东北（今长垣县学堂岗村东）筑台讲学，古称“杏坛”，至今学堂岗杏坛尚存。雨过天晴，孔子一行南去三十华里，又被匡邑人（今长垣县张占一带，亦为卫国属地）误认为是欺压过匡人的阳虎而被困，蘧伯玉得知后亲自把他们请到家里，生活了四年；第二次是周游宋、陈、郑、楚等国的四年后又返回卫国，孔子及其弟子在蘧府一住又是五年。到公元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60岁高龄的仲子应卫出公（卫出公名辄，系卫灵公之子蒯聩的儿子）聘请，出任蒲邑宰。仲子前后在卫时间达十三年之久，也是长垣县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任“县令”。 有资料 显示，在目前查到的有关仲子的二十四处遗迹中，河南省范围内共有十四处，仅古蒲长垣境内就有四处，即蒲城旧址、学堂岗杏坛、子路衣冠冢、文明渠。
　　 公元前480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的卫国公室发生内乱，盘居在外的卫太子蒯聩和他的姊姊孔悝之母孔姬相勾结（孔悝是卫大夫孔圉的儿子，孔圉卒，孔悝嗣为大夫，执卫政），要挟孔悝赶走卫出公，迎蒯聩即位。在这场父子争夺君位的斗争中，仲子这时已做孔悝采邑平阳邑的邑宰（平阳故地在今滑县上官镇崔阳城南，距治所蒲邑仅十多公里），在主人有难时他即挺身而出，单枪匹马，疾驰前往，救援孔悝。当有人劝他莫要冒险时，他却高喊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即跃马入城，与蒯聩部属展开激烈厮杀。由于寡不敌众，更加年过六旬，体力不支，终被敌人击伤，帽缨击断，帽子落地，自知必死无疑。他一边下马拾帽子，一边喊着“君子死而冠不免”（古代士人把帽子视为礼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君子死也要戴正帽子），慷慨赴难，英勇就义，却被叛贼砍为肉泥，时年六十三岁。他那大义凛然，重义轻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气凌古今，志隘乾坤”，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大哉！伟哉！义哉！勇哉！。
　　 卫国大地上，踏遍了仲子的足迹，洒遍了仲子的汗水，流干了仲子的热血，深受卫人的敬仰和爱戴，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舍生取义、忠心报国、冒死拼杀、殉道尽忠的一代贤哲，在他“结缨之日，争奉遗胔瘗之”。澶州（今濮阳）、蒲邑（今长垣）、顿丘（今清丰）、楚丘（今滑县）四处卫国属地都建有墓冢纪念，寄托了人们的无限哀思。
　　 而《仲氏族谱.大宗世谱》载：“墓有三：一在澶渊，即今之开州墓是也；一在长垣，即古蒲邑，蒲之民思其化，葬其衣冠；一在清丰，即古顿丘，清人念其德，招魂魄以葬，奉春秋皆有祭祀。”却不载滑县子路墓，不知原因是什么。历史上卫国境内滑县的子路招魂墓，宋代《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清一统志》均有记载，《重修滑县志》也说“县旧志原有子路墓，乾隆丁丑《滑县志》删去。”
　　 笔者认为，滑县子路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原因有三：一是滑县古称楚丘，曾是卫国早期都城，公元前629年即卫成公八年（周襄王二十三年，鲁厘公三十一年），卫都才从楚丘迁来帝丘（今濮阳）；二是滑县与濮阳、长垣接壤，亦属卫地，仲子的德政贤名，卫人老少敬仰，妇孺皆知，所以仲子殉难后，各地百姓建冢纪念，当在情理之中；三是仲子任蒲宰期间，因洪涝将至，率众筑堤挖渠疏浚洪涝，还拿出自己的俸禄，给民工每人补给“一箪食，一壶浆”。当时他在蒲带头开挖的这条沟渠（今叫文明渠）的下游即在滑县境内，滑县人民也同样免受洪涝灾害，保证了百姓的安全。滑县人深感其贤，所以也修建了招魂墓。至于滑县在清乾隆丁丑年修志时为什么删去，就不明其原委了。
　　 长垣子路墓，据《长垣县志》载，“在城东北三里，墓前有祠，元杜仁杰记。明正统年间，知县萧翼重修；天顺年间知县刘弘增修；弘治十八年（1505年）知县白思诚“悉撤其旧，新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知县钟崇武置祭田六亩；隆庆六年（1572年），知县胡宥重修，置祭田五十亩；万历三十年（1602年），知县张文炫重修。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知县宗琮、教谕刘汉裔建修大堂、前堂、大门、墙垣、塑像、种树，焕然一新，有碑记。据天一阁藏明嘉靖长垣旧志（此志系明正德十一年即1516年长垣县志增补本）载“子路墓图”（如右图）可明显看出，长垣子路墓在明正德以前已颇具规模，这里所述的宗琮、刘汉裔“建修”一说疑是重修或扩修。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屠祖赉、邑人贡生杨钟恒重修；二十七年（1762年），知县吴钢重修”。前后共九次修葺。在长垣，不仅子路墓地有祠庙，而且在县城南街建有“二贤祠”，并祀蘧伯玉和子路，系明正德年间知县张治道创建。至嘉靖三十五年，知县钟崇武在北街又创建子路祠，将子路迁来北街，专祀子路，南街“二贤祠”易名“蘧公祠”，专祀蘧伯玉（见嘉靖《长垣县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不难看出，早在元明时代，长垣子路墓不仅有墓冢，也建有祠堂，竖有碑刻，其规模可想而知。难怪明代广泛流传至今的蒲城旧制“四致八景”歌中有“子路坟”之说了。
　　 长垣子路墓影响是相当久远的，早在东汉年间，著名史学家班彪之女班昭随其子曹成就任长垣长来长垣时，号称曹大家的史学家班昭在这里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东征赋》中就专门提到子路墓，且对其墓冢草木杂丛的景况发出由衷地威叹：“到长垣之境界兮，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迄于今而称云”。元朝以降，每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敬贤会”是历史上子路坟的主要活动内容，这一天墓祠前香火缭绕，戏台高筑，县城大小官吏在县太爷的率领下，会同四方绅士及早就来到子路坟前的“先贤仲子祠”内焚香致祭；乡井百姓，行礼叩拜，他们还怀着虔敬之心祈祷、许愿。可惜在新中国成立前，长垣子路坟的古殿宇及墙垣、松柏己不复存在，仅存墓冢和旗杆墩了，当地农民耕地时，还经常有砖瓦、石构件等建筑遗物出土。
　　 今日的长垣即是春秋时代的蒲邑，系仲子“三善治蒲” 之地，仲子遇难后，民感其德惠，取其衣冠遗物修建的子路墓，尝称子路衣冠冢。据文献记载，其墓祠占地20亩，祠为三进院落，内有“河内公祠”牌坊，“正大高明”享殿，内塑仲子像，墓碑系元朝杜仁杰撰文的《河内公祠堂记》，据济南出版杜出版的《杜仁杰诗文选.前言》中考证杜仁杰生平说，他是“在至元八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即公元1271年）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来故蒲长垣县游历的，在长垣写下了《崇真观碑》和《河内公祠堂记》”（《仲里新志》却说济南杜仁杰“至正十年河内公祠堂记”， 至正年号应为南宋末帝顺帝的年号，时在1341--1368年，这里所说“至正”疑是“至元”笔误）。杜氏《河内公祠堂记》写道：“自公结缨之后，蒲之民时而思之，父母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汉魏晋而下，六朝隋唐之间，天下不知其几陵迟而几板荡……丧乱后，独此祠仅存。然上雨旁风，丹青绘塑剥落亦无几。比年祠旁之民，稍稍奔集成市。虽有香火巫觋等，立以禳祓疾疬，祈祷孙息为事”。不难看出，长垣子路墓有墓有庙的年代，至迟在隋唐年间己有规模了，而且历朝历代的古蒲长垣人就己经为先贤仲子墓冢旁筑建了庙宇殿庑，且视仲子为神祉而春秋祭祀以禳灾祈福了！
　　 子路的墓冢三处也好，四处也罢，目前真正有墓有庙，成为闻名遐迩人文景点的就数濮阳子路墓了。查《开州志》，濮阳子路墓祠系北宋真宗年间始建。清乾隆七年十二月刊立、徐时作撰文的《重修先贤仲子墓祠记》中有“爰考旧制碑铭，始自宋真宗遣官致祭，广规模，建堂庑，己经数百余年。中间历元及明，时兴时废”的记载。特别是1983年9月国务院批准濮阳设立为省豁市以后，市政府即着手请古建专家规划设计重修仲子墓祠图纸，至1991年仲冬破土动工，1993年春竣工，一个仿古式的先贤墓祠又焕然一新了。此墓祠自北而南为墓冢、墓碑、石象生、望柱、卫国公坊，两侧为碑林；再往南为享殿，系绿色琉璃瓦覆盖的单檐歇山式仿明代建筑。面阔5间，通高13米。五彩斗拱，飞檐挑角，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三交六碗雪花窗棂；台基、月台以石栏环绕。殿内正中塑仲子站像，左手擎卷，右手按剑，威武儒雅，栩栩如生，周围绘有仲子生平壁画。享殿东西两侧各有11间厢房，均为硬山前抱厦，风格简洁安祥。室内悬挂孔子在卫十年巨幅连环壁画。院内中轴线两侧为重檐四角攒尖碑亭各一座，西为明朝兵部尚书董汉儒撰文碑；东为市政府所立石刻，记述墓祠重修经过。沿中轴线再往南，是“正大高明” 牌楼，此四字系孔子对仲子人品学识的赞词。南端是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式，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题写“仲夫子祠” 匾额。此墓祠占地22亩，耗资380万元，庄严肃穆，雄伟壮观，与戚城遗址同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濮阳市八大人文景点之一，供中外游人观光游览，吊古思贤。
　　 清丰子路墓在明朝嘉靖以前还“坟而不庙”，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才“躬履其地，正疆界于侵蚀之余，加封土于丘垅之上，而又缭以垣墉，树之祠宇，定其祭品”，也有碑记。有人说濮阳是真正的子路墓，而且还是子路夫妇合葬墓。说濮阳子路墓是真正子路尸骨墓的依据大概有二：一是明《开州志》载正德二年（1507年）十一月《新建卫公仲由墓祠记》中说“春秋时，蒲与澶渊皆卫邑，仲由以大贤治蒲，惠爱旁洽而遐鹜，殆非蒲人所专也，故结缨之日，争奉遗胔瘗之，澶渊之人得其首焉”；二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仲贻熙续修《仲氏家谱》说，仲由死后，其次子仲启“年十三岁，奉母奔丧，庄公悯焉，以礼赐葬于澶渊之北，既毕，还卞。后八年，母颜氏卒，奉棺诣澶渊合葬。”
　　 那么，究竟有没有子路真正的尸骨墓，终是一个难解的谜。何以如此说？笔者认为，既然叛贼对仲子如此残忍地砍为肉泥，唯独留其头，似乎不可思议。另据濮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辑《濮阳文史资料. 濮阳春秋》中《子路墓祠》一文中说：“仲由墓曾被发掘，墓室内有残铁剑一把，陶壶、陶鼎、陶锤各一件。墓基为夯打，墓室为绳纹小砖券砌。专家认为此墓始建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西汉中叶。以后历代均有修葺，明代重修再三，今有碑文在刻。”该文中还说：“文革中此墓被平，中有尺许深见方小坑，与史书记载相同。”假如此说真实，那么，明正德二年《开州志》载《新建卫公仲由墓祠记》中的“澶渊之人得其首焉”就成了推测或癔造了。再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系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举贤良文学对策时，董仲舒才正式提出的建议，这时距仲子的结缨之日相去340年，而340年后才墓葬一个死人头颅，岂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如果此墓真被发掘过，此文并没说有仲子的头颅骨和其夫人的遗骸。这样以来，濮阳子路墓到底建于何时，是不是真尸骨墓和夫妇合葬墓之说，就更成为一个难解的谜了，而要解开这个谜，就有待于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进一步考证与发掘了。
　　
　　 2010年9月30日草于长垣
　　 2010年11月18日改于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