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

摘要：我还是有些大村沙文主义呢。唉。
　　 我老家的村子高头村是个大村子，几百户人家，两三千口。大村相邻的周边是几个小村子，叫河北庄，南岳村，南庄，西乔阳，都只有几十户。围绕在高头村周围，好似一块大陆附近的几个小岛。一个大村子，周边散落几个小村子，像是上天不经意地撒了一把，人们散落在地面，村落天然有了大小。大的居中，小的星星点点围拱着。造物弄人，说不上什么道理。
　　 村子大了，免不了有些大村沙文主义。高头村的乡亲一出门介绍自己，底气很足。哪里的？高头的！那意思就是，大村子，天下谁不知道！周围这几个小村子，说自己就有些胆怯。哪里的？南庄的。南庄？他赶紧解释：高头南庄。南岳？高头南岳。其实人家也不归高头村管，可这么萎缩地说话，好像藩属国托管了似的。
　　 这几个村子离得近，风俗也接近。靠着涑水河，这一带都叫河槽。这里就是涑水河中游的一个小群落。涑水河从几个村庄中间穿过，小河的北岸人家，叫了河北庄。其余几个村子，都在河南岸，涑水河弯弯曲曲，河南岸几个村子沿河错落摆放着。不过高头村这一块最大，天然就有一种向心力。小河，跨过石桥，河那岸就是河北庄。十里芦花，一道绿堤，蜿蜒在大地上，村庄就这样安安然然相看两不厌，不知共处了多少朝代。
　　 村子相邻，结亲的就多。村里的乡亲，一辈子走不出多远。娶媳妇嫁女，也就只能在附近村里物色挑拣。托媒人打听说合，娶过来，嫁过去，几个村子也就满都是亲戚。有人说，看着不认得，往上数几辈，都是亲戚。老几辈亲戚的，就早不来往了。只是在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着前朝古代好些陈年旧事，能翻出那一辈那一辈做过亲。出门遇上了，总有些远亲近邻，惺惺相惜。
　　 小儿都淘气。有那么一年，热天大中午，我们几个玩伴悄悄越过涑水河大堰，钻出芦苇丛，蹭到对岸的河北庄路口。庄稼是一样的庄稼，有一片碧绿的瓜地，却是格外诱人。花皮西瓜还缩在蔓叶里，甜瓜都有拳头大了。地头是一架小瓜棚，几捆玉茭杆斜靠着，搭起一个尖顶圆底的瓜庵，那是主人家看瓜守地的。我们几个小伙伴想偷吃，又有些害怕。我们假装漫不经心，从瓜地边上走过，顺手就拽了一颗，揣在怀里。这个小儿把戏，当然瞒不过看瓜人。他先是一声断喝，挡住我们不让走，接着搜身，搜出几个生瓜蛋子，把我们押送到村里去处罚。
　　 看瓜的很生气，一路呵斥，瓜不熟，小孩子家就是瞎祸害。我们几个害怕极了。怕人家打骂，还怕人家找到家里，丢人。
　　 一个村长样子的审问我们。高头的？你爸叫啥？又问另一个，你爸叫啥？
　　 我们嗫嗫嚅嚅，只怕大祸临头，村长却是大手一挥，干干脆脆断了案：你爸我都认得。念起你们头一回，就不打不罚了。回去给你们屋里说，再不敢偷吃了。小娃要学好。瓜还不熟呢！
　　 几个小人连忙告饶说再不敢了。然后如临大赦，屁滚尿流逃回家。到后来才知道，那个村长，和我家是老亲。我祖父的舅家在河北庄，算来，在曾祖一辈，我们是亲戚。
　　 这几个村子，近的走去不过半里地。远的也就一二里。这样几个村子，几十年来分分合合的事情就就纠缠不断。
　　 我记得合村并村，打从解放后开始。1955年先入社，接着并大社，我至今不知谁的主意，这一大四小五个自然村组成一个社，名字叫五友社。五个小朋友，合作集体化，多么友善，多么亲切啊。那个年月，人们对于前程充满了玫瑰色的幻想。农业社取名字，也是那样的诗意盎然，天真烂漫。我猜想这一定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取的名字。他把世界文学化了，以文学方式给万事万物命名。五十年代初不像后来，政治观念还没有那么无孔不入地入侵，水银泻地一般渗透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农业社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人们温馨的期许。
　　 五友社维持了一年多，就支持不下去了。五个村子，地亩，财产不均，这时要伙到一起，小村子就不高兴。南岳村人均地亩最多，觉得自己最吃亏，就出头闹分社。闹了半年，上头终于批准，几个小村子独立建社，南岳村率先打起旗号，改名叫做太阳升农业社。
　　 高头村气不打一处来，我这几百户输给你这几十户不成？五友社不复存在，高头村改名叫做黎明社。有人问为啥叫这个名字，高头村的说：咋也要赶在日头出山前，不能落在南岳后头！
　　 再一次并村是在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公社规模经常大到没边没沿。扩县，一个县扩成几个县大，好似半个专署。扩社，一个公社有半个县大。于是在基层建立管理区，几个村子合成一个管理区。五个村子又归到一堆，重建高头管理区。
　　 管理区这个名字起得大而无当，你摸不清它有多大。我不知道管理区有什么好，只知道我们的村主任正好浑水摸鱼。主任母子二人从河北邯郸逃荒过来，家里穷，在当地找不下媳妇。这时，正好打大旗回邯郸，说他在县里管着一个管理区。姑娘一听挺乐意，在邯郸结了婚，回到山西才知道管着几个村子罢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就这么跟上过日子吧。
　　 撤销管理区是大饥荒以后的事。按照村里乡亲们说，那就是饿死人以后的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上头重新安排小区划，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为基础，就是回到自然村。一个村子又分裂成几个村子。各管各，各过各的日子。管理区这个名称，在农村好似流萤一闪，没几年，就无影无踪了。惨痛的记忆，却多在管理区那几年。
　　 大村合伙闹不成，用不着实验。刚一开始，南庄、西乔阳就不愿意。高头村靠河，一展儿水浇地，可那些年农业社地里不打粮食。南庄西乔阳离河远一些，地里有枣树，村庄依偎着枣树林，掩映在一片绿叶红果里。这里的地，村里骄傲地说：上打枣，下种田。吃不尽，卖不完。也是先人留下的。当地有民谣说，高头南岳，胡萝卜葱多，想吃好枣，跑到乔阳。这个“阳”发音像“岳”，在当地是押韵的。生产队那时花钱太难，枣树是经济林，不至于吃不尽卖不完，好歹有个收入。合伙了，要统一收成统一分配，他们觉得吃亏，老大不高兴。一口锅里吃饭，大家离心离德，各自揣着各自的主意，那日子肯定过不好。凑合几年，只能散伙。
　　 以后村和村再闹气斗气，主要就是南庄和高头村了。
　　 高头村有一座关帝庙，无论规模，形制，方圆几十里少见。关帝庙建在清代，有大殿，有戏台。戏台是那种前后台分隔观众席带卷棚的，一看就是清代的建筑。解放以后神像拆毁，大殿做了大队部。戏台常用来开会，主持会议在台上，台下做会场。早年盖戏台，南庄出过份额。大庙在高头地界，庙产南庄有份。现在分了，南庄要想着法子使用这个关帝庙，表示大庙有他们的份儿。
　　 高头村爱闹戏，每年春节，村里都要唱家戏。就是自家组织戏班子，排戏演戏。早先演古装戏，六十年代以后演现代戏。大村子人多，组织戏班容易，文场武场一凑就齐了。正月总要唱上几天戏，热闹热闹。南庄人少，凑齐一个戏班子就不容易。服装道具化妆乐器一大堆，拍一出戏费大劲了。即便这样，每年高头村唱完了，南庄总要加个塞儿，演一出小戏什么的，登了台，表示这是自家的戏台。文革之初，我看过南庄排演了全本的《欧阳海》，伴奏演出加上后台伴唱，那几乎是倾全村之力和高头村比拼。劳顿一个腊月，也就演出那么一两场，他们觉得值，为了争气。
　　 戏台年深日久，到了八十年代慢慢老旧倾颓，砖墙裂了缝，卷棚漏雨，有主张维修的，也有主张拆掉盖新台。南庄一听，觉得高头村有拆建的意思，于是有那么一天，南庄组织了十几个小伙子，到高头村来交涉，“护台运动”由此引发。他们主张戏台两村有份，要拆两家拆。说着就要动手，上了房顶，卸瓦拆椽，这场冲突几乎酿成械斗，毕竟挡不住高头人多，围城谈判，没有太伤了和气。
　　 戏台终到了还是拆了，高头村改建了新台子。老戏台的立柱石柱，大石条全都不知所终。新戏台就是那种水泥钢筋，高大空阔，横额“人民舞台”，两边镌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不土不洋，意味全无。
　　 新世纪以后，南庄启动的最大的独立项目，就是改村名。
　　 河槽这一代的习俗，村比庄大。叫什么村，比叫什么庄听来气派。按照当地的理解，庄是村的一部分，常见几个庄组成一个村，没见过几个村合成一个庄的。你说石家庄就很大，可惜他不知道。也有的村子，虽然叫庄，历经历史演变，人口迁移，规模已经不是一个小庄子可以比拟，可还是沿袭历史遗留下来的村名。南庄顶着个庄的名字，总觉得不大气。就像高头村说的：多会儿他也在咱的皮袄襟子底下苫着哩！南庄先是叫过“南庄村”，这有点不伦不类。听说民政部门规范地名，趁着这一轮修改地名的热乎劲儿，南庄跑动地名办，要求改名“南村”。
　　 南庄这个地名已经叫了几百年上千年，改地名有什么必要？就改成南庄人民共和国又咋地？还不是那些人，那个地盘。高头村知道，这只不过是新一轮“去高头化”的行动，彻底洗清“高头南庄”的沾染，免得和高头村有任何牵连。其实村名不过是个符号，南庄连这个符号也不愿意顶着。他们一点也不愿意生活在高头村的影子里，改名不过是并村的的过激反拨，多年来持续抗衡的余响。气得高头村大骂他们是“台独”。不过这也只是说说笑话。南庄顽强地跑动民政部门，终于将村名改成了“南村”。
　　 南庄改村名那几年，我不在老家。前几年回家，高头村已经通了公共汽车，汽车摇摇晃晃快到了，突然看到路边一堵照壁，大书“南村”。我忽然想起，这是到了南庄。昔日那个南庄，已经叫了南村。抖擞精神，面目一新，站在人前了。
　　 看着眼前这个南村，仿佛看到邻家几辈辈的日子，吵闹交好，岁月就这样走过。人家这样，村子也这样。这个，让人百感交集。
　　 60年来，虽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村庄大致上还是合少分多，合短分长。每当合大村，都是我们头脑发热的时候。人为的捏合总不能长久，短暂的强制组合，很快又退回自然村的状态。自然村较长久，就因为它自然。自然状态，自然形成，没有什么权力拉郎配。老百姓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少管一些好。自然村也有人管，毕竟少一层管束，多一点自在。自己管自己，自己人管自己人，村庄自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自己支配自己的田产，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自己分配自己的劳动果实，少一点管制就好。乡村自治，和无为而治总是靠近一些。别看乡村之间民间来往，通婚不断，那是我自家的愿意。你要齐民编户，捏咕并村，凭你摆弄，他就不乐意。人生来向往自由，多会都这样。
　　 近几十年的乡村生活如果说有进步，我看最大的进步就在乡民的自由感。合作化时代，人民公社时代的强制管束终于成为过去。分地以后，乡民的自由更多。土地自己种自己收，没人摆弄你。打工带来人口迁移，乡民和自己生长的村庄联系都日渐稀少，更不用说村与村之间了。村庄的自在自为，让田园多了一些可爱亲近。乡村底层区划这个小小的波动，也能反映出老百姓的欢迎与厌恶，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1980年代开始，涑水河开始是断流，嗣后就干了。河没有用了，河堰前些年也扒平了，种了地。涑水河，只是地图上面的一道细线。没有了小河流水，没有了芦苇丛，没有了沿河的大树，没有了深草鸟兽，涑水河就是一条干沟，丑陋地爬行在几个村子中间。人们走过看过，没有人以为这里还有一条河，没有人再叙说小河当年的春水涟漪，夏天澎湃，洪水淹没庄稼，鲤鱼在玉米地里打挺。岁月淹没了一切，沧桑就是硬道理。几十年前的脸红脖子粗，几十年前几乎打起来，好像都淡忘了。
　　 好像再也没有人在意这几个村庄的分分合合的过去。其实不然，注意一下，岁月飞驰，以往的伤痕还在似隐似现。恩怨并未忘却，村庄的警惕还在。你敢触动一下，那是一根敏感的神经。
　　 也是前几年我回村，乘坐公共汽车回去。乡村的公共汽车随走随停，上下很随便。搭乘的也都是十里八村的临近的乡亲。闲坐，我就和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我问他：
　　 你是哪村的？
　　 年轻人没在意，说，南村。
　　 我突然有一种翻倒一下旧账的念头，我问得很随便，却有些揭短儿的口气：
　　 你们南庄叫成南村，有几年了？
　　 年轻人立刻警惕地望着我，那眼神里，有敌意，有戒备。面对不怀好意的挑衅，一般是这样。他看我，有点犟，我们的目光相撞，我还能感觉出几十年来的隐约对立。
　　 他说：有10几年了吧。我小的时候，就改了。
　　 我说，没有吧，最多七八年。
　　 年轻人的面色有些茫然。我这样，是不是故意嘲弄人家？天晓得。
　　 我这会儿像个恶霸，人家早不归你管了，你还要得意地翻旧账，说明“你以前归我管过”。
　　 人都不愿让人管，得了机会却总想管人，这也是人性的弱点吧。
　　 我还是有些大村沙文主义呢。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