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公交车纵火案需要反思什么？

随着厦门公交车纵火案的告破，犯罪嫌疑人也被当场烧死，总算对无辜的死伤者有了一个初步的交待。回想这个噩梦般的事件，总有些挥之不去的牵挂，感觉这个社会应该总结点什么，好让那些芸芸众生有一个安全“抓手”，不至于时刻担心祸从天降。这两天，不少地方有针对性地掀起了交通安全活动热潮，以提高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识，这很有必要。但防也有不胜防之处，如果犯罪分子选择的是另外的人众密集点，用不同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呢？
　　 维护社会的稳定，被简称为“维稳”。有报道说，中国用于维稳的费用很高昂。笔者不是从事维稳工作的内部人士，对那些数据不存在信与不信，也不妄加评论。有时，会想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引进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影视剧，人们在欣赏故事情节之余，发现影视里的居民家竟然安装了防盗门和防盗网，有人按门铃，居家主人从一个小玻璃孔中看一看来访者是什么人才决定是否开门，这个情景很像动物园，在当时的中国内地是新鲜事。那时候，中国内地居家即便有一扇木门，也经常是敞开着的。一时间，中国观众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夜不闭户，很是自豪。时过境迁，相信再不会有人去笑话资本主义的防盗门了。简单匡算一下，现在中国人用于防盗门、防盗网、电子眼等居家安全设施费，人平千把块是有的，仅这些个破玩意儿，中国人私家就投入了上万亿。相比较，一个国家几千亿“维稳费”算不得多么高。
　　 在一般理论上，公共安全的攻与防永远是矛与盾的关系，再好的预防都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人们也不可能开着装甲车出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的维护费用并没有止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没有突破这个一般理论的理论，从而避免社会安全的“军备竞赛”？这个应该有，这个也必须有。
　　 社会稳定有广义和狭义的解释。我们经常讲的“维稳”，一般是指治安事件，如上访、群体事件、治安刑事案件等等。要预防，总是要花钱的，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曾经有某地城管被小商贩杀害，警察被拆迁户打死，就是沉重的代价。社会稳定还有广义的解释，那是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稳定，拓广开来，还包括道德法律文化等内容。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汇概括，叫做“安居乐业”。实现广义的稳定，各种不和谐因素缺少了产生的根源，狭义的稳定自然包含在其中了。
　　 对这次厦门的公交车纵火案，媒体已经涉入罪犯的犯罪动机了，如，犯罪嫌疑人自感生活不如意泄愤纵火等。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仅仅是“自感生活不如意”就要杀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当地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说，纵火者陈水总家确实比较贫困，但他在微博上反映的问题是“一面之词”。在问题没有最终定论前，我们都不应轻信来自任何方面的一面之词，应该注意的，是各方面言论表述中的共同点。此际，媒体和当地官员陈述的共同点是“陈水总家确实比较贫困”。
　　 那么，贫困就是故意纵火杀人无辜的原因吗？肯定不是。有人说改革开放前的治安比较好，是因为大家“共贫”。就以这种说法推论，“贫”并不是不稳定的根源。在当年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中，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下岗，特别是“三线企业”的关停并转，很多人居住的临时设施成为“棚户区”，连一个什么“产权”都没有，比陈水总的28平米蜗居更糟糕；他们靠拾荒缴纳养老保险，比陈水总的50公分“麻糍”摊还不如，但他们都是安分守己地谋生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棚户区的开发，他们一些人正在逐渐失去没有产权的“居住权”，在广袤的国土上找不到三尺栖身之地；随着专家喋喋不休的“延迟退休”，他们与陈水总因一年的年龄差别不能及时领取几百元的社保而无法忍受一样，正在失去耐性。人们并不愿看到陈水总的再现，也不希望政府总是在城市加装电子眼、公交实行安检等方面无限制投入。人们急切盼望的，是一个极少有犯罪的真正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我们党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存在理论障碍，但与之相适应的“自觉”是不是真的自觉了？起码，在很多官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的意识中，远远还没有。如果他们都自觉地按照党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思想执政，少一些“政绩”，多一点为人民服务，少一些享乐，多一点联系群众，少一些贪腐，多一点立党为公，陈水总事件是不是就少一些？那些对于西方“宪政”鼓吹的调子是不是就会低一些？
　　 以史为鉴，自知兴替。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弱国终于走上了可以抗衡世界一流国家的位置，成就是骄人的。如果我们就此正视正在逐渐失去的公平公正，以百姓的“安居乐业”为维稳的社会总目标，何愁中国不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