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饑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於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皇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辞情甚切，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为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於蓝田采木，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於封树。后世贻则，乃备於棺椁。讥僭侈者，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谷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椁。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致焚如於夜台。黄肠再开，同暴骸於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通於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於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魏徵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