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